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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贝格尔号出游》序
敬文东先生兼事小说与理论，在这本理论里不免流露出小说家的余兴和积习，不时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冲动、戏说与大话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论脱口秀，或是说书人嘴里的章回哲学。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这位说书人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
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以来，人们发现世界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主流哲学因此几成语言学、文本学、话语学。但打破诸多幻象之后，很多人也兴冲冲一头扑进了语言的囚笼。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闭嘴（维特根斯坦语），那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连假定的客观真实也缺乏依据和毫无意义。这样，在他们那里，世界开始消失，镜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观测对象，耳膜而不是声音成了倾听对象，传统定义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尔还被谈及，却已渐失人间气息，渐失触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坠入虚无黑洞。
我理解敬文东此时的不安，包括他对某些同路人的敏锐生疑。在他看来，同样不安的那些人虽然重提社会与历史，摆出了一种针对话语崇拜的另类姿态，但他们的社会与历史仍限于纸面叙事，只是一些符号和修辞的浮影，其反叛，无异于语言VS语言的窝里斗，口水PK口水的体制内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实—这种疑问同样深得我心。
事实上，“窝里斗”本身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里方可得到辨认。时值现代社会，一时间院校猛增，印刷机狂转，书本知识爆炸，科层化与专业化一统天下，白领与蓝领的社会鸿沟日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事件，使大多文科雇员只能寄生于文本，呼吸于文本，想象历史和社会于文本。对于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从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尤其是某些长期浸淫于西方逻各斯传统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谈何容易！
这就是说，话语崇拜教差不多就是现代校园产物，是文本过剩时代的产物，却并非纸老虎一只。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文本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
在这里，敬文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尽力充分准备—这表现在他对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现代西学资源的广泛涉猎和梳理。他尽力周到谋略—这表现在他在笔下稳打稳扎，瞻前顾后，细心布局，重阵推进，哪怕在某些细节里死缠烂打也在所不辞。他当然还有乾坤独断一往无前的气概—这表现在他不吝赞许也不避挑剔，大胆学习也大胆怀疑，时时活跃着一个独立的大脑，与各种学术经典平等过招，从严对练，即便在光环闪烁的前辈面前，也有六经注我的大志，决不心虚和腿软。我匆匆读完此书以后的感觉，是胆大后生竟一个人发动了淮海战役或平津战役，一心要面对人类的千年难题立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神圣王国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赞，其创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也要重建理性和认知力吗？当然是。
问题是如何重建。
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单向运动格局里，这种宽幅和深度的反思并不多见。至于他是否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说他斩获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其装备有何优越又有何缺陷，其战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误，其攻势在何处强劲有力又在何处虚弱不支……这一切尚需行家们事后仔细评点，非此处一篇短序所能详叙。作为友人之一，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向作者讨教、商榷以及争辩，只能留待日后饶舌。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着手行动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敬文东已置身于知识危机的突围前沿，已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投入了一次文本深处的求真之旅，一场重新为人类找回真知与真相的方法之争、智识之争、意义与价值之争。
在我看来，面对一个人文知识界越来越无根化和空心化的时代，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纪之战无可回避。
愿有更多的志士前来关注和参与。
《英语的故事》序
学语言，其实是最简易之事。一个人可能学不好数学，学不好哲学，学不好园艺或烹调，但只要没有生理残障，又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再笨，也能跟着姥姥或邻童学出流利的言语。即便是学外语，一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和才华，你把几百个或几千个小时砸进去，何愁不能换上一条纯正的伦敦皇家之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举国上下的英语热。近两亿学生娃娃哗啦啦大读英语，热得也许有点过了头，在英语发展史上也算罕见的奇观。但英语热了多年，有些中国人一旦用英语，还是挠头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没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自觉愚笨无比—其实，这种自惭也过了头。
英语难学至少有以下原因：
汉语以方块字为书写形式，是一种表意语言，与英语一类表音语言有天然区隔，在历史上风马牛不相及，长期绝缘，基质大异，各有固习和定规。比较而言，印欧语系虽然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耳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续着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没有进入的凭借。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着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他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力推动，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化带来的超大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书，没有岁月的一本日历，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学习英语的人来说，眼前这本《英语的故事》十分重要。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等人给学习者们提供了必要的补课。它拒绝语言学中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语言中破译生活，以生活来注解语言，用一种近似语言考古学的态度，将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其细心周到的考察、生动明快的笔触，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原生关系，重现了语言背后的生存处境和表达依据，使一个个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词语起死回生。这是一本为词典找回脉跳、体温以及表情的书，是为语言学招魂的书。它甚至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史，而是以英语为线索，检索了英语所网结的全部生态史、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学领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当然包括了文学史—读过此书之后，像我这样的文学读者，对莎士比亚、詹姆斯·乔伊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文学史里的诸多疑团可能会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个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一切对西方有兴趣的读者，一切知识必须涉外的学者、记者、商人、教师、官员以及政治家，都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都能透过英语之镜对西方文明获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观察。
本书的译者欧阳昱，长期旅居英语国家，是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有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的丰富经验，在此书的翻译中经常音意双求，源流兼顾，形神并举，有一些译法上别开生面和饶有趣味的独创，颇费了一番心血。个别词语如“币造”（coin原意为币，引申意为生造或杜撰），出于词汇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虽不易被有些读者接受，却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为进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础。
敬文东先生兼事小说与理论，在这本理论里不免流露出小说家的余兴和积习，不时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冲动、戏说与大话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论脱口秀，或是说书人嘴里的章回哲学。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这位说书人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
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以来，人们发现世界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主流哲学因此几成语言学、文本学、话语学。但打破诸多幻象之后，很多人也兴冲冲一头扑进了语言的囚笼。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闭嘴（维特根斯坦语），那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连假定的客观真实也缺乏依据和毫无意义。这样，在他们那里，世界开始消失，镜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观测对象，耳膜而不是声音成了倾听对象，传统定义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尔还被谈及，却已渐失人间气息，渐失触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坠入虚无黑洞。
我理解敬文东此时的不安，包括他对某些同路人的敏锐生疑。在他看来，同样不安的那些人虽然重提社会与历史，摆出了一种针对话语崇拜的另类姿态，但他们的社会与历史仍限于纸面叙事，只是一些符号和修辞的浮影，其反叛，无异于语言VS语言的窝里斗，口水PK口水的体制内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实—这种疑问同样深得我心。
事实上，“窝里斗”本身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里方可得到辨认。时值现代社会，一时间院校猛增，印刷机狂转，书本知识爆炸，科层化与专业化一统天下，白领与蓝领的社会鸿沟日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事件，使大多文科雇员只能寄生于文本，呼吸于文本，想象历史和社会于文本。对于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从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尤其是某些长期浸淫于西方逻各斯传统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谈何容易！
这就是说，话语崇拜教差不多就是现代校园产物，是文本过剩时代的产物，却并非纸老虎一只。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文本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
在这里，敬文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尽力充分准备—这表现在他对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现代西学资源的广泛涉猎和梳理。他尽力周到谋略—这表现在他在笔下稳打稳扎，瞻前顾后，细心布局，重阵推进，哪怕在某些细节里死缠烂打也在所不辞。他当然还有乾坤独断一往无前的气概—这表现在他不吝赞许也不避挑剔，大胆学习也大胆怀疑，时时活跃着一个独立的大脑，与各种学术经典平等过招，从严对练，即便在光环闪烁的前辈面前，也有六经注我的大志，决不心虚和腿软。我匆匆读完此书以后的感觉，是胆大后生竟一个人发动了淮海战役或平津战役，一心要面对人类的千年难题立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神圣王国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赞，其创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也要重建理性和认知力吗？当然是。
问题是如何重建。
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单向运动格局里，这种宽幅和深度的反思并不多见。至于他是否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说他斩获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其装备有何优越又有何缺陷，其战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误，其攻势在何处强劲有力又在何处虚弱不支……这一切尚需行家们事后仔细评点，非此处一篇短序所能详叙。作为友人之一，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向作者讨教、商榷以及争辩，只能留待日后饶舌。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着手行动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敬文东已置身于知识危机的突围前沿，已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投入了一次文本深处的求真之旅，一场重新为人类找回真知与真相的方法之争、智识之争、意义与价值之争。
在我看来，面对一个人文知识界越来越无根化和空心化的时代，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纪之战无可回避。
愿有更多的志士前来关注和参与。
《英语的故事》序
学语言，其实是最简易之事。一个人可能学不好数学，学不好哲学，学不好园艺或烹调，但只要没有生理残障，又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再笨，也能跟着姥姥或邻童学出流利的言语。即便是学外语，一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和才华，你把几百个或几千个小时砸进去，何愁不能换上一条纯正的伦敦皇家之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举国上下的英语热。近两亿学生娃娃哗啦啦大读英语，热得也许有点过了头，在英语发展史上也算罕见的奇观。但英语热了多年，有些中国人一旦用英语，还是挠头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没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自觉愚笨无比—其实，这种自惭也过了头。
英语难学至少有以下原因：
汉语以方块字为书写形式，是一种表意语言，与英语一类表音语言有天然区隔，在历史上风马牛不相及，长期绝缘，基质大异，各有固习和定规。比较而言，印欧语系虽然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耳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续着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没有进入的凭借。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着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他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力推动，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化带来的超大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书，没有岁月的一本日历，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学习英语的人来说，眼前这本《英语的故事》十分重要。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等人给学习者们提供了必要的补课。它拒绝语言学中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语言中破译生活，以生活来注解语言，用一种近似语言考古学的态度，将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其细心周到的考察、生动明快的笔触，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原生关系，重现了语言背后的生存处境和表达依据，使一个个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词语起死回生。这是一本为词典找回脉跳、体温以及表情的书，是为语言学招魂的书。它甚至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史，而是以英语为线索，检索了英语所网结的全部生态史、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学领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当然包括了文学史—读过此书之后，像我这样的文学读者，对莎士比亚、詹姆斯·乔伊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文学史里的诸多疑团可能会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个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一切对西方有兴趣的读者，一切知识必须涉外的学者、记者、商人、教师、官员以及政治家，都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都能透过英语之镜对西方文明获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观察。
本书的译者欧阳昱，长期旅居英语国家，是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有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的丰富经验，在此书的翻译中经常音意双求，源流兼顾，形神并举，有一些译法上别开生面和饶有趣味的独创，颇费了一番心血。个别词语如“币造”（coin原意为币，引申意为生造或杜撰），出于词汇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虽不易被有些读者接受，却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为进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