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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本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高等复杂动植物，从来就不只存在两种性别形态。在地球上，许多植物都是“雌雄同株”， 而對人类而言，人类性别由XX和XY染色体确定，事实上性染色体并不是只有两种。
10月21日《纽约时报》消息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提议性别只能被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并将重新确定在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中的性别定义，这就意味着奥巴马执政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放宽联邦公共项目（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中性别的政策，特别是“承认性别主要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由出生时的性别决定”的法律概念将会被改写。消息一出，就有众多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群体）活动人士在纽约举行抗议活动。一石激起千层浪，11月5日，美国50多家企业，包括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等科技巨头，以及美航、耐克、可口可乐等大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怒怼特朗普政府，反对其对“跨性别”的新定义，呼吁特朗普应在法律上保护跨性别者的平等地位。
L.G.B.T.人群在纽约举行抗议活动。
跨性别者就专指那些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人，可分为三类：跨性别男性（女跨男）、跨性别女性（男跨女）、性别酷儿（又称非二元性别者）。跨性别者常常在心理上无法认同由父母所赐的生理性别，并且坚信自己属于另一种性别。他/她们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生而带来的生理性别感到深深的焦虑与无助。让他/她们得到解脱的唯一办法是真正成为另一种性别的人，他们会为此不惜代价进行服药，甚至接受性别重建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该项手术并非是一种手术，而是一系列手术，需要经过至少5年以上时间。可以说，他/她们的性别重建历程如同史诗般催人泪下。
然而，与手术相比，最大的伤害却来自家人的不接纳与社会的歧视，这让他们绝望，并且因此患上抑郁症，甚至自残自杀。根据由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近九成跨性别受访者的原生家庭无法接受跨性别孩子，有近六成的跨性别者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几乎所有受访者的父母在知晓受访者身份或有性别重建想法后而对其进行家暴;据统计，有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在上学期间遭受过校园欺凌，且在初中阶段最为严重;另外，有近62%的受访者表示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46.2%的受访者有过自杀的想法，有12.7%的受访者曾试图进行自杀。
不仅中国跨性别群体现状如此，世界上除极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外，跨性别群体总体生存状况令人堪忧。根据日本冈山大学的中塚幹也教授对日本1167名跨性别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5%的跨性别者因为羞耻而不会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家人，并且感觉从父母亲那里得不到理解的占61.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跨性别群体有过自杀想法的人竟高达78.1%。北京同志中心的执行主任辛颖曾分享了一位父亲的故事，他的孩子因跨性别身份不被家庭接纳，在多重压力下选择了自杀。父亲追悔莫及，并在分享会上泪流满面地对大家说：“我来晚了！如果我能早来参加这个分享会，我就能理解孩子，他就不会自杀了。”那句“我来晚了”给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性别本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高等复杂动植物，从来就不只存在两种性别形态。在地球上，许多植物都是“雌雄同株”;许多动物，比如蠕虫、海参、蜗牛和鲈鱼，都是同时具有雌性器官和雄性器官;还有些动物，比如濑鱼和小丑鱼，它们会视生存环境而随时转换性别;就连常见的小白鼠，无论雌雄，都同时拥有典型雄性和雌性两种行为特征。
对人类而言，人类性别由XX和XY染色体确定，事实上性染色体不止两种，还确存XYY， XXY， XXX， X或者 XXYY等染色体。临床遗传学家Paul James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医院给一位46岁的孕妇做羊膜穿刺检测时发现，这位孕妇的体内，有些细胞携带着XX染色体，而另一些细胞则携带着XY染色体。也就是说，这位孕妇身体中一部分是女性，而另一部分是男性。一些研究同时表明，生过男孩的母亲，体内同样有分散的XY干细胞。惊人的是，在怀孕期间，一些母体干细胞会进入胎儿体内，一些胎儿的干细胞则会进入母亲体内。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性染色体实际上就是拼图或剪贴画。
不仅在基因层面，脑科学研究存在有力证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行为神经学家Daphna Joel教授于2015年11月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对超过1400人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并测量了大脑中116个位置的灰质和白质，以确认性别方面存在的不同。这些区域被归类于偏女性、偏男性以及介于男女之间。其在随后《PNAS》中报告称，测试的大脑中大约有5%表现出单一性别，而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混合特征。也就是说，在大脑层面，除了男女这两类性别之外，尚有诸多无法用“男性”或“女性”来框定的性别存在，即所谓的诸多“间性”（intersex）状态的存在。
那么，能否通过后天教育来重塑和引导幼儿的性别意识呢？答案只能是，但后天教育对于性别认同的作用非常有限。阿姆斯特丹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Dick Swaab说：“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为是社会环境影响了儿童的性别认知。但是，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加拿大人David Reimer个案的挑战。”加拿大人David Reimer出生于1965年，在他八个月大时，一次失败的手术令他失去了阴茎。医生建议其父母把他当作女孩来抚养，因此在他17个月大时，他的睾丸也被摘除了，他被改名为Brenda。并且，他从小就被父母穿上女孩的衣服，被引导玩女孩子的玩具，还被当作女孩子来教育，还在青春期时接受了女性荷尔蒙的注射。然而事实却是，David Reimer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并在成年后重新恢复了男儿身。这一案例说明，一个人的性别意识可能在婴儿期就已经形成了。 另据其他研究表明，在我们的大脑中有许多区域呈现为“性别二态”，即脑区的大小、结構、功能，以及化学组成，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是不同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脑区功能的发展似乎跟我们的外在性别特征无关。马德里国家远程教育大学的Antonio Guillamon对跨性别男女的大脑进行扫描后发现，跨性别男性（女跨男）的大脑中，性别脑区更接近于一般男性的大脑构成，而对于跨性别女性（男跨女），这些区域的结构则介于一般男女之间。这就是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由我们的大脑决定，而不是身体。这些跨性别者运气实在太糟了，他/她们确实被困在了一个跟自己实际性别不同的躯壳之中。
在自然选择下，一切生物器官的功能出现都以“适应环境”为准绳，人类大脑的进化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大脑似乎并不喜欢以“实事求是”为标准，而是喜欢以“方便快捷”为目标，因为相比认识事物真相来讲，有利于生存则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大脑天生就非常抗拒有“连续性”的事物。相反，大脑却更倾向于将连续的事物拆分成为离散事物并加以分类。比如，虽然光谱中的颜色是连续的，但在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中，从来没有用来表述“连续”颜色的词汇或概念，几乎全部是进行“分类”的颜色词汇。因为对颜色进行分类，既方便记忆，又方便理解，还方便交流，何乐而不为呢？
跨性别男性（女跨男）SRS手术前后对比照片。
由此可见，对于性别的认知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性别进行“二元分类”是自动化的。不光是性别，我们的大脑还会自动将人们按种族、亲缘、地域、国家等“标准”进行分类，这就是地方主义、仇外心理、刻板印象与偏见歧视的源头。纵观历史，人类几乎所有的道德、伦理与社会文化都不是平白无故“冒出来”的，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在特定环境中，在人性的基础上逐渐“生长”、“建构”与“发展”出来的。所有与“二元性别”相关的观念，都是在人性的基础上不断“建构”与“生长”出来的，这种“二元性别”观念还进一步发展出了社会分工、婚姻制度、家庭伦理等诸多重要观念，这些观念在进行劳动分工、形成社会共识和维持社会稳定上功不可没，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保障。
然而，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后，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与普及，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人类原有的诸多道德观念与社会之间产生了矛盾。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网络已经让人类社会更加趋向“社群化”，众多因相同兴趣、爱好与特点的人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些“社群”成员之间相互认同，彼此支持，人们的天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作为独立个体，在不伤害和影响他人的基础上，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有权选择以何种模式生活”这一现代人权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性别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如果继续延用“二元性别”的观念来看待社会，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跨性别群体也是如此，该群体本是我们基因与大脑特性的必然产物，却因人类的道德观念而承受了诸多不平等待遇。不过可喜的是，在科学研究的推动下，社会各界对于跨性别群体的理解与接纳在不断提高。此前，跨性别现象一直被各国医学界描述为“易性症”，跨性别群体被称为“易性癖者”，并将该症状划归了精神障碍（性别认同障碍）诊断范畴中。而在 2009 年，法国率先将该描述从精神疾病分类手册中删除;2013 年 5 月出版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编写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 也删除了以前版本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GID），改以性别焦虑/不安（gender dysphoria）;今年6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版ICD-11（国际疾病分类-11）将所有与跨性别有关的类别从ICD精神和行为障碍章节中删除，也就是说跨性别在国际层面上实现了去病理化，“易性症”这个说法已经正式成为历史。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向性别少数群体说：“我向人类大家庭中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成员保证：我与你们同在。”而就在今年6月18日人权理事会第38届常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国际组的负责人蒋端公使向全世界表态：“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暴力和不容允现象。同时，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尊重各国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并不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国际社会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分歧。”面对世界大势，特朗普政府却在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让世人深感遗憾。
10月21日《纽约时报》消息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提议性别只能被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并将重新确定在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中的性别定义，这就意味着奥巴马执政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放宽联邦公共项目（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中性别的政策，特别是“承认性别主要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由出生时的性别决定”的法律概念将会被改写。消息一出，就有众多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群体）活动人士在纽约举行抗议活动。一石激起千层浪，11月5日，美国50多家企业，包括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等科技巨头，以及美航、耐克、可口可乐等大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怒怼特朗普政府，反对其对“跨性别”的新定义，呼吁特朗普应在法律上保护跨性别者的平等地位。
不是我们的错，只因“灵魂”装错了身体
跨性别者就专指那些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人，可分为三类：跨性别男性（女跨男）、跨性别女性（男跨女）、性别酷儿（又称非二元性别者）。跨性别者常常在心理上无法认同由父母所赐的生理性别，并且坚信自己属于另一种性别。他/她们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生而带来的生理性别感到深深的焦虑与无助。让他/她们得到解脱的唯一办法是真正成为另一种性别的人，他们会为此不惜代价进行服药，甚至接受性别重建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该项手术并非是一种手术，而是一系列手术，需要经过至少5年以上时间。可以说，他/她们的性别重建历程如同史诗般催人泪下。
然而，与手术相比，最大的伤害却来自家人的不接纳与社会的歧视，这让他们绝望，并且因此患上抑郁症，甚至自残自杀。根据由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近九成跨性别受访者的原生家庭无法接受跨性别孩子，有近六成的跨性别者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几乎所有受访者的父母在知晓受访者身份或有性别重建想法后而对其进行家暴;据统计，有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在上学期间遭受过校园欺凌，且在初中阶段最为严重;另外，有近62%的受访者表示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46.2%的受访者有过自杀的想法，有12.7%的受访者曾试图进行自杀。
不仅中国跨性别群体现状如此，世界上除极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外，跨性别群体总体生存状况令人堪忧。根据日本冈山大学的中塚幹也教授对日本1167名跨性别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5%的跨性别者因为羞耻而不会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家人，并且感觉从父母亲那里得不到理解的占61.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跨性别群体有过自杀想法的人竟高达78.1%。北京同志中心的执行主任辛颖曾分享了一位父亲的故事，他的孩子因跨性别身份不被家庭接纳，在多重压力下选择了自杀。父亲追悔莫及，并在分享会上泪流满面地对大家说：“我来晚了！如果我能早来参加这个分享会，我就能理解孩子，他就不会自杀了。”那句“我来晚了”给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绝对的“男”和“女”
性别本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高等复杂动植物，从来就不只存在两种性别形态。在地球上，许多植物都是“雌雄同株”;许多动物，比如蠕虫、海参、蜗牛和鲈鱼，都是同时具有雌性器官和雄性器官;还有些动物，比如濑鱼和小丑鱼，它们会视生存环境而随时转换性别;就连常见的小白鼠，无论雌雄，都同时拥有典型雄性和雌性两种行为特征。
对人类而言，人类性别由XX和XY染色体确定，事实上性染色体不止两种，还确存XYY， XXY， XXX， X或者 XXYY等染色体。临床遗传学家Paul James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医院给一位46岁的孕妇做羊膜穿刺检测时发现，这位孕妇的体内，有些细胞携带着XX染色体，而另一些细胞则携带着XY染色体。也就是说，这位孕妇身体中一部分是女性，而另一部分是男性。一些研究同时表明，生过男孩的母亲，体内同样有分散的XY干细胞。惊人的是，在怀孕期间，一些母体干细胞会进入胎儿体内，一些胎儿的干细胞则会进入母亲体内。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性染色体实际上就是拼图或剪贴画。
不仅在基因层面，脑科学研究存在有力证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行为神经学家Daphna Joel教授于2015年11月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对超过1400人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并测量了大脑中116个位置的灰质和白质，以确认性别方面存在的不同。这些区域被归类于偏女性、偏男性以及介于男女之间。其在随后《PNAS》中报告称，测试的大脑中大约有5%表现出单一性别，而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混合特征。也就是说，在大脑层面，除了男女这两类性别之外，尚有诸多无法用“男性”或“女性”来框定的性别存在，即所谓的诸多“间性”（intersex）状态的存在。
性别意识早在婴儿期就已经形成
那么，能否通过后天教育来重塑和引导幼儿的性别意识呢？答案只能是，但后天教育对于性别认同的作用非常有限。阿姆斯特丹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Dick Swaab说：“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为是社会环境影响了儿童的性别认知。但是，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加拿大人David Reimer个案的挑战。”加拿大人David Reimer出生于1965年，在他八个月大时，一次失败的手术令他失去了阴茎。医生建议其父母把他当作女孩来抚养，因此在他17个月大时，他的睾丸也被摘除了，他被改名为Brenda。并且，他从小就被父母穿上女孩的衣服，被引导玩女孩子的玩具，还被当作女孩子来教育，还在青春期时接受了女性荷尔蒙的注射。然而事实却是，David Reimer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并在成年后重新恢复了男儿身。这一案例说明，一个人的性别意识可能在婴儿期就已经形成了。 另据其他研究表明，在我们的大脑中有许多区域呈现为“性别二态”，即脑区的大小、结構、功能，以及化学组成，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是不同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脑区功能的发展似乎跟我们的外在性别特征无关。马德里国家远程教育大学的Antonio Guillamon对跨性别男女的大脑进行扫描后发现，跨性别男性（女跨男）的大脑中，性别脑区更接近于一般男性的大脑构成，而对于跨性别女性（男跨女），这些区域的结构则介于一般男女之间。这就是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由我们的大脑决定，而不是身体。这些跨性别者运气实在太糟了，他/她们确实被困在了一个跟自己实际性别不同的躯壳之中。
与时俱进，打破观念上的“藩篱”
在自然选择下，一切生物器官的功能出现都以“适应环境”为准绳，人类大脑的进化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大脑似乎并不喜欢以“实事求是”为标准，而是喜欢以“方便快捷”为目标，因为相比认识事物真相来讲，有利于生存则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大脑天生就非常抗拒有“连续性”的事物。相反，大脑却更倾向于将连续的事物拆分成为离散事物并加以分类。比如，虽然光谱中的颜色是连续的，但在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中，从来没有用来表述“连续”颜色的词汇或概念，几乎全部是进行“分类”的颜色词汇。因为对颜色进行分类，既方便记忆，又方便理解，还方便交流，何乐而不为呢？
由此可见，对于性别的认知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性别进行“二元分类”是自动化的。不光是性别，我们的大脑还会自动将人们按种族、亲缘、地域、国家等“标准”进行分类，这就是地方主义、仇外心理、刻板印象与偏见歧视的源头。纵观历史，人类几乎所有的道德、伦理与社会文化都不是平白无故“冒出来”的，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在特定环境中，在人性的基础上逐渐“生长”、“建构”与“发展”出来的。所有与“二元性别”相关的观念，都是在人性的基础上不断“建构”与“生长”出来的，这种“二元性别”观念还进一步发展出了社会分工、婚姻制度、家庭伦理等诸多重要观念，这些观念在进行劳动分工、形成社会共识和维持社会稳定上功不可没，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保障。
然而，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后，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与普及，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人类原有的诸多道德观念与社会之间产生了矛盾。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网络已经让人类社会更加趋向“社群化”，众多因相同兴趣、爱好与特点的人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些“社群”成员之间相互认同，彼此支持，人们的天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作为独立个体，在不伤害和影响他人的基础上，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有权选择以何种模式生活”这一现代人权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性别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如果继续延用“二元性别”的观念来看待社会，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理解、接纳、平等与包容
跨性别群体也是如此，该群体本是我们基因与大脑特性的必然产物，却因人类的道德观念而承受了诸多不平等待遇。不过可喜的是，在科学研究的推动下，社会各界对于跨性别群体的理解与接纳在不断提高。此前，跨性别现象一直被各国医学界描述为“易性症”，跨性别群体被称为“易性癖者”，并将该症状划归了精神障碍（性别认同障碍）诊断范畴中。而在 2009 年，法国率先将该描述从精神疾病分类手册中删除;2013 年 5 月出版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编写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 也删除了以前版本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GID），改以性别焦虑/不安（gender dysphoria）;今年6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版ICD-11（国际疾病分类-11）将所有与跨性别有关的类别从ICD精神和行为障碍章节中删除，也就是说跨性别在国际层面上实现了去病理化，“易性症”这个说法已经正式成为历史。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向性别少数群体说：“我向人类大家庭中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成员保证：我与你们同在。”而就在今年6月18日人权理事会第38届常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国际组的负责人蒋端公使向全世界表态：“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暴力和不容允现象。同时，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尊重各国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并不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国际社会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分歧。”面对世界大势，特朗普政府却在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让世人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