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其师，信其道。”这是任何一个教师都耳熟能详的一条“教育定律”。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情绪和认知系统是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两个子系统，所有信息加工过程都含有情绪成分。良好的情绪状态能够改善思维的运行状况，提高信息加工的效率，从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毫无疑问，教师的亲和力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量这句话，我们会发现其内涵远非那么简单，甚至可以从中追寻到师道尊严的袅袅余音。我们不妨设问一下：亲其“师”，一定要信其“道”吗？不亲其“师”，其正确的“道”要不要信呢？师和道之间，到底谁是永恒的？
　　罗蒙诺索夫之所以能发现物质守恒定律而成为科学巨星，与他在大学期间遇到了一位积极鼓励学生公开批判自己的观点并以学生能挑战权威、超越自己为自豪的老师是分不开的。1783年，罗蒙诺索夫在马尔堡大学的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点名批判他的导师、著名教授沃尔夫的化学论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人们抱着为教授愤愤不平的心情叩开教授家的大门时，沃尔夫教授却微笑着、带着自豪的神情说道：“那篇文章，罗蒙诺索夫给我看过，是我推荐给校刊《法国科学》杂志发表的。”这是多么宽阔的教师胸怀啊!沃尔夫教授最值得人们敬佩的地方在于：他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将世俗的人情凌驾于科学之上，在“师”与“道”的权衡中主动减轻了自身砝码的重量。这，真是一种特殊的勇敢。
　　弘扬人的主体性，必须允许并倡导批判性思维的存在。“师”是“道”的媒介，人对大千世界无穷无尽真理的追求必须而且终究要依赖自身的眷注与思考。从根本上说，教师并不是真理的化身。所以，我们未必要过分地强调教师在传承人类文明中的个人作用，无师自通的例子不是数不胜数吗?“亲其师”与“信其道”二者之间既不是单纯、生硬的条件关系，也不是因果关系。“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我们的教育最终要引导学生亲近真、善、美，亲近真理，引领他们追寻人生的意义，实现自我发展。“亲其师”是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形成的师生默契，从本质上讲，它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亲密”，它包含着“允许叛逆”的成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亲其师，所以信其道”“亲其师，所以驳其道”这二者都是成立的。缺乏主体体验、主体认可的对“道”的“信”与“不信”都是极端有害的。对为师者的亲近，更多地应来自于其人格的力量，而不是自然的逻辑——那只会照抄世俗。所以我们应致力培养师生的一种民主的性格，那就是“乐于分享，善于沟通，服膺真理，勇于承担”的性格(肖川语)，用思考来提升教育的品质。师生之间的关系永远也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亲”与“不亲”、“信”与“不信”的层面，它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教学相长、平等共处、协商勉励。
　　民主既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要培养一个个具有“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的个体，教师除了具有爱生的情感以外，还要充分尊重孩子的话语权，学会平视孩子，学会与孩子平等合作。教育既然拒绝培养依附的、盲从的、仰人鼻息、惟命是从的个体，那么教师就应该适度地放弃、退让、隐忍、妥协，身体力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族类和谐观。陶行知曾提出教师要培养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师生关系的性质既是师生发展的条件，又是师生发展程度的标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一名好教师应该把学生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和延续，怎么会武断地要求学生“唯其道是信”呢?“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尽信师不如无师”。一位学者曾指出，当学生知道他的老师讲的东西不全对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生。美国的学生最信奉“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努力思考一番而不会盲从。在他们心目中几乎没有什么是权威的。“叛逆”的性格使他们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对我们的“亲师信道”说应该有所启悟。如果“亲师”非要“信道”的话，我们宁可不亲这个“师”。我们把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纷繁万物都当作“师”来亲近，是不是更有助于精神的发育?“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嘛。
　　教育改革进行了数年，越改问题越多。想想也是常理之事，毕竟它不同于外科手术，更多的是需要深刻触及“深层动脉”。师生关系的变革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改善师生关系，其他的改革措施往往也就失去了依据和着力点。我们不妨多审视审视“亲其师，信其道”之类的传统名言，或许它对改革有所启发。愿众多的“罗蒙诺索夫”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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