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勇,越过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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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勇。1968年生于浙江杭州,198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因在《黑洞》《重案六组》《绝对控制》等剧中多次饰演警察角色,被称为“警察专业户”。2014年,在《北平无战事》中饰演国民党少将曾可达,2016年在《彭德怀元帅》中饰演彭德怀。2020年,在《三叉戟》中与陈建斌、郝平合作,演绎一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

  电视剧《三叉戟》里有一集,崔铁军(陈建斌饰)、徐国柱(董勇饰)和潘江海(郝平饰)一起去南方办案,在小巷里和犯罪嫌疑人展开一场追捕大戏。
  20年前,他们号称“三叉戟”,声名远扬——经侦警察崔铁军,外号“大背头”,机敏腹黑,为破案无所不用其极;刑警徐国柱,外号“大棍子”,暴脾气、认死理,各路江湖人马无不对他恭恭敬敬、服服帖帖;预审员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圆滑务实,一张嘴下没有零口供的案子。
  如今在小巷里,他们连呼哧带喘地追。最后,“大背头”一记保温杯直击罪犯后脑勺,接着仨人叠罗汉,将其压在身下,一边笑、一边感叹:“仨人抓一个,这么难抓!”
  年轻同事们赶来,看着故作云淡风轻状的“老三位”,一脸惊奇——那个被铐在树上、目光涣散的罪犯是全市散打冠军,三四个小伙子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仨人听说后愣了一下,异口同声:“嗐,小菜一碟!”
  拍这段戏时,董勇51岁,除了一个跳得特别高的镜头用了替身,都是自己上。那种气喘吁吁、力不从心,都是真实的生理反应,“不用演,我自己就是这个年纪”。董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拍最后一场戏时,正是北京最冷的时节,他打了两天,到第三天实在打不动了,和导演说:“快点结束,让我死吧!”
  自2001年在电视剧《黑洞》中演了刑警副队长王明,这些年来,董勇演过各种警察,从小警员到队长、局长,直至《三叉戟》中,演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警察。
  这三位加起来超过150岁的大叔,在流量小生、小花霸屏的甜宠剧,洋气、烧脑的悬疑剧,众多大IP、大资金加持的国产剧混战中,上演了一出“中老年热血番”,收视、口碑两开花。
  正所谓: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老树发新芽,枯树开新花”


  《三叉戟》原著作者吕铮是一位“80后”北京警察。2014年,他和一位天津的老警察聊天。老警察说,你知道天津刑警什么样?个个儿大背头,油光锃亮,穿立领风衣,大老板似的。
  吕铮好奇:这些大背头现在什么样了?老警察說:嘛大背头呀,现在头发都不剩几根儿了。
  《三叉戟》的种子就此埋下。斗转星移,年华老去,一个即将离开公安队伍的老警察,还能做什么?
  在剧中,当年三头六臂、一身能耐的“三叉戟”,一登场就陷入“廉颇老矣”的境地。“大背头”在警保处搞后勤,干着维修暖气、配发警械的闲差;“大棍子”成了一名普通巡警,成天风吹日晒、雪打雨淋,好不容易出趟警,不是两口子吵架就是醉鬼闹事儿;“大喷子”长期泡病号,忙着在电视台录节目、挣外快。中年人的那些毛病,他们也是一个不落:血压高,前列腺不好,有痔疮不能吃辣,吃完饭就想打盹……
在《三叉戟》中,董勇饰演“大棍子”徐国柱,与“大背头”崔铁军(陈建斌饰)、“大喷子”潘江海(郝平饰)上演了一出“中老年热血番”。

  直到好兄弟夏春生(侯岩松饰)在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不幸牺牲,“三叉戟”才重燃斗志,“老树发新芽,枯树开新花”,决定再度联手,缉拿真凶,一连串环环相扣的重大案件也由此慢慢展开。
  董勇演“大棍子”,来自于他深入人心的警察形象,用导演刘海波的话说,“往那一站,就是浩然正气”。
  开机那天,剧组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董勇看着挺瘦,陈建斌站在旁边,像他叔叔。他觉得这个状态不太对。后来在拍摄中,因为腰坏了,他躺着休息了十多天,人胖了不少。有一次朋友聚会,他熬夜喝了酒,第二天眼泡肿着、肚子挺着,结果歪打正着,一下找到了“大棍子”的感觉,于是每晚就愉快地吃吃喝喝,也不把自己捯饬得那么精神,更像一个从警25年的老警察。
  开拍前,董勇把如何进入人物想得清清楚楚。生活中,他是一个“有理必须掰扯”的人,不说憋得慌,但为了贴合“大棍子”的性格,他主动和导演说,可不可以再删点儿台词,让这个人不要说那么多话。剧中那些“金句”,很多也来自他的创造,比如他给“大棍子”编的那句口头禅“去他个大脚趾豆的”,三分粗鲁,三分幽默,四分率直可爱。再比如在老夏墓前,“大棍子”吐槽两位老搭档,来了一句“你要是那边儿办案紧张,就把他俩也带走吧”——这也是董勇的临场发挥。
  在三人中,“大棍子”是与江湖纠结最深的人,手底下的线人遍布南城。这些人生活在警民接壤间、正邪交汇处,过去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如今或是混迹于楼堂馆所的三教九流,或是被更年轻、凶暴的团伙夺走生意和性命。他们和“三叉戟”面临同样的暮年体验,那个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已经落下帷幕。
  “每个人都有往上走的时候,走到山顶,也就该下山了。”董勇说,“与其说我演的是一个警察,不如说我演的是每一个即将从人生舞台‘退休’的人,他们的无奈、无力,他们与年龄较劲、与命运抗争。”

从武行到北漂


  《三叉戟》中浓厚的现实主义气息,或许正源于此。
  在剧中,“三叉戟”会在与小混混交手落败后自我挖苦:“想当年,迎风尿三丈;看如今,临风滋一鞋。”也会在洗浴中心看到小同事的强健体格,感叹“过去的八块腹肌成了一坨”。他们会把嫌疑人跟丢,把瘾君子追跳了楼,因为不懂电脑让同事被毒贩堵在屋里,面对局长的大发雷霆、政委的批评教育、年轻人的轻蔑嘲讽一次次打退堂鼓;也会用剑走偏锋的馊主意、鬼点子、土办法,一次次化险为夷、屡建奇功。就像他们开的那辆金杯老爷车,关键时刻掉链子,出师未捷“车”先死,但总能一路乘风破浪、披荆斩棘,送他们抵达犯罪现场。   这些年,刑侦元素的剧集在网剧市场迎来春天。从《白夜追凶》《余罪》到《破冰行动》《法医秦明》,悬疑、暴力、奇案以及相对偶像化的人物设置,提升了审美观感和话题噱头,却也挥散了“老派刑侦剧”的最后一缕气息。
  《三叉戟》中,“老三位”常会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是1987年上映的《便衣警察》的主题曲,董勇至今对胡亚捷饰演的男主角印象深刻,一个帅气的警察,爱读《普希金诗集》,带着文艺青年的影子。
  到了2000年,《重案六组》横空出世。谢顶的中年警察曾克强固然让人印象深刻,董勇饰演的“神枪手”江汉也俘获芳心无数。那还是他的“鲜肉”时代,分析案情时说到罪犯如何跨越阳台,一迈腿,“啪”就举到头顶,身上功夫尽显。
  董勇8岁坐科,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了7年武生,之后进入浙江京剧团,最忙时一年365天,能演200场《三岔口》。
  电影《少林寺》之后,武打戏成风,董勇开始在剧组做武行。那时都是真摔、真打、真感受,一张桌子锯几个缝,全靠演员的重量把它砸塌。拍第一部电影《独行客》时,他受了两次伤,躺了40多天,片子里在空中翻滚的是他,一落地是演员的脸。遇见一个能露脸的群戏,主演一举刀,他吐血倒地,就高兴得不得了。
  一直高兴到演完一个4集的电视剧,导演喊他去看片。他一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太难看了”,干不了这行。之后,董勇做过业务员,蹬着自行车四处跑,好容易做成一笔生意,结账时,大号的牛皮纸信封轻飘飘的,二十八块几毛几分。他又去唱歌,没两天歌厅就倒闭了,去下一个,过不久又倒闭了……
  三十而立,董勇从杭州来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在剧组做副导演、场记,演一些小角色。他当时腰围两尺八,开始锻炼减肥,双肩包一背,从南礼士路走到国贸。艰难的时候,他靠着兜里的10块钱,在各路朋友家蹭吃蹭喝,撑了一个多月;一度没地方住,冒充“国际友人”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留学生楼,装作日本人或韩国人,和看门大爷打个招呼就扬长而入;打面的的时候,脸贴着隔网看表,快到10公里了就下车……
《重案六组》中饰演“神枪手”江汉(左)。《北平无战事》中饰演国民党少将曾可达(右)。
《彭德懷元帅》中饰演彭德怀(左三)。

  最开始,董勇找不到演戏的感觉,曾经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苦思冥想,觉得自己怎么演都不对。直到2000年,《黑洞》和《重案六组》“从天而降”。演完之后,他觉得自己“全对了”。

“用肥皂把脸上的油洗干净,就可以了”


  拍《重案六组》时,全体演员要到通州刑警大队体验生活,看真警察们如何出警、执法、办案、审讯。
  “那时剧组没什么保护措施,不像现在,打一巴掌都有替身,有武指指导该怎么扇。”有一场戏,罪犯先从二楼跳下来,董勇等了半天,看见工作人员拿着围巾招手,立刻也跳了下去,翻过铁栅栏,一落地就觉得脖子后面肿起来,但不能停,接着跑,整个镜头一气呵成。制片主任拿来一沓膏药,在他背上贴了一条龙。大家一起鼓掌,他才知道,人家罪犯是顺着防护网爬下来的。
  这些年来,董勇一直有一颗“较真”的心。拍《死亡日记》,他演刑警队长,觉得警察不能总是一身夹克,坐在路边摊、蹲在草窝里,就自己定制了两三套西装,带到剧组穿给导演看;拍《北平无战事》,他演国民党少将曾可达,主要对手戏是电话,14天里一人冲着听筒,或掷地有声,或惶恐无奈,立正挺胸地向电话那头的“建丰同志”汇报工作,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胃里一阵恶心;拍《彭德怀元帅》时,为塑造晚年彭德怀的形象,他狠心节食减肥,一天只吃一根黄瓜,甚至拔掉了两颗牙……
  有一段时间,董勇有点儿“厌戏”,就像“三叉戟”一样,在时代与环境的改变下感觉力不从心。
  “一张明星的海报贴在一个孩子卧室里。他演电影吗?好像演过。唱歌吗?好像唱过。你为什么喜欢他?因为长得帅。”董勇说,“这是那几年我最无法理解的地方。”
  他用了近十年时间,来慢慢适应这个“以流量来评级”的时代,“人不可能永远站在潮头,各种各样的新事物都在一浪浪地涌来”。他经历过180天不休息的“连轴转”,也有过一年只有4天没有合同在身的忙碌,直到这个年纪,一年拍不了两部剧,可供选择的角色越来越少,“这不是瓶颈,是瓶子根本就没口了,出都出不来”。
  他选择顺势和等待。
  “人的成长是学会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你让我现在去减肥健身,把自己折磨得五脊六兽,捯饬得花枝招展,墨镜、口罩一戴,边儿上一帮人喊着‘让一让,对不起’,这还是我吗?人家从没把我当什么,我也从不把自己当什么,到菜场买菜,电视里放着我演的剧,能给我便宜几毛钱,实实在在、舒舒服服的,多好。”
  董勇喜欢李宗盛的两首歌。一首是《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但仍会“向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
  另一首是《希望》,不太出名,是李宗盛写给孩子们的:“我喜欢她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她们眼中的光芒。”
  这也是董勇此时的心态。他的女儿今年5岁,正在练跆拳道。“张艾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他没有去编造什么,只是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合适的年纪唱合适的歌。”
  “对你来说,就是在合适的年龄塑造合适的角色?”
  “对。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劝我,可以整整容,打打什么玻尿酸。我说用不着。”董勇笑笑,“用肥皂把脸上的油洗干净,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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