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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所著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第一章的首个小标题,一下子就刺痛了我:“培养革命接班人”。
我与知青本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交叉点。在我的生活世界中,那个群体是那么的陌生,那个时代是那么的遥远,那种激情是那么的荒唐。但是这个标题刺痛了我,无论具体的形式有多么的不同,我们都是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同一个总名之下,被直至今日未曾改变过的、拥有着这同一个目标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一切突然之间既不陌生、也不遥远、更不荒唐,对我、甚至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都是眼前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一本既符合严格学术规范、同时又有着历史传奇故事一般引人入胜的细节的书。就对运动不同层面的涵盖,有学者指出这是“全方位的研究”;就涉猎的主题和史料,有人说这是“知青学之集大成”。那么,就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去品味这么多与众不同之处。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动机”。分三章就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和社会经济动机逐一分析。对这些动机的分析,使得读者不可避免的,和作者一同回到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政治心机里。
搞政治向来第一步就是要分析形势,分析形势不能少了信息和数据。在中国,普通人获得这些信息是从公开的报刊杂志。在政权内部,还有秘密等级不同的内部参考。县团级有县团级能看到的内参,省部级有省部级能看到的内参,政治局成员有政治局成员才有资格看的内参。在这整个金字塔体系中,当然是处在最顶端的毛主席,拥有最为全面、完整和充分的信息资源。
不难想象,在同样的心智水平上,信息越充分,越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毛的位置上,做出的判断将左右千百万人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如此重大的责任,要掌握的信息,一定是“全方位的”。从这里出发的历史研究,也就一定必须是“全方位的研究”。因此,站到最高政治立场上去看待分析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制高点,而且恐怕还是不同时空中的历史当事人和历史学家,都极力要抢占的制高点。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跟随作者一起站在伟大领袖的立场上,汇集各方资料,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我是不是应该发起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呢?对于革命理想来讲,“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好,“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也好,“缩小‘三大差别’”也好,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固有的目标、也是自己曾经在天安门上代表全党对四万万人民庄严的承诺。只要深思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为了这个革命理想,整个民族曾经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这就不是一个需要任何犹疑的问题。何况,对于“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这些忧虑是自建政以来就急切又不可得的,而今熟虑之后实在是上上之选。而“降伏红卫兵”、“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权威”这些具体策略的利弊得失盘根错节,反复权衡后,考验的是一位领袖的政治决断力。
我们亲身体验了这种作为最高领导人发起一场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的那种不可遏制的、又并非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在此时的意识形态下最为理智的冲动之后,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发起运动的决心既定,就得去筹划安排。
第二部分题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这一部分的四个章节都标注了时间标记。但这并不是一个编年谱,而是把按照物理时间顺序排列的孤立史实,还原成可以被理解的连续完整的历史运动的过程。就像我们日常做事一样,有开始、有高潮、有转折、还可能会出现超出预先设想的后果。这个运动从始到终的进程脉络在这一部分被逐步勾画了出来。在任何历史进程中,人总是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于是,作者把历史中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提炼出来,主题性的分别论述,如“红卫兵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等。在这些主题意义之下,直接用史料说话,此时史料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论证。这种论证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还原历史事实,更进一步,就一个个主题的意义,汇集起了整个运动的主题意义。换句话说,历史有了意义。这种从史料到史学的转变,是贯穿整本书的一个有着内涵和厚度的鲜明特点。
第三部分“上山下乡生活实录”和第四部分“社会上的抵制”。分别从两个侧面,引领读者回到当事人的处境当中去。即使在中文里,也可轻易地找到一个词来呼应这两部分:生命。生是自在自为,命是身不由己。
“上山下乡生活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知青们身不由己地接受命运所强加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在思想上被铲除了自我选择的可能后,他们可以在命运指定的几个下乡地点之间做一选择:可能是农村,也可能是农场。下乡的知青,在环境、住房、工作、收入、伙食、疾病、事故、娱乐、文化、婚姻、身份以及与当地人的融合等等方面,都以包括大量来自第一手调查和访谈在内的具体内容,得到了主题性的研究。我们一边展开这群天外来客别开生面的生活图景,一边惊叹着原来人类的忍耐力几乎是无限的。
“社会上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命运所强加的处境当中,知青们是如何为改善生命的哪怕一点点最卑微的境遇,而生生不息地做着不懈努力:从那些花样繁多的带着些诡诈和狡黠的小动作,到严肃且异端的诗歌、文学、艺术或政治的命题;从有利可图的婚嫁,到最具理想色彩的越境缅甸参军打仗,还有规模更大的冒死偷渡去香港。
这两部分揭示出来的,有大量湮没在时间中,长期不为人关注的史实;这种“做当事人的历史”的方法,让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而合卷之后久久仍引人思考的,是直至内心深处的生命意义。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总结。在中文语境中,我们的日常语用,曾经以渲染为主,在乎的是别人“说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点终于在逐步转向别人“怎么说”:逻辑和修辞。社会开始把只关心别人“说什么”,不关心别人“怎么说”的表达,冠以“愤青”而边缘化。总结部分是“怎么说”的呢?和全书写法一致,也是从政权和社会两个方面推进的——革命理想和一代接班人之间的脱节,一直延续到这场运动的终结。
在最终的结论里,给人最深印象的,是作者说话的方式:或用图表,或用数据,或用归纳,在实证基础上依照逻辑一环套一环地进行说明,没有个人色彩的观点,只有对材料的说明形成的对不同主题的结论。这里作者运用的,是逻辑加修辞,逻辑只按照这场运动本来的面目去还原她,修辞只是为了组织成我们可以更好得阅读的形式。如果非要在这里找出作者记下了什么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东西,那就是一代付出了最大热情的中国人,被失落了的记忆。
在这本书无所不在的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细节讲述当中,读者一定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不是字里行间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还有什么会成为支撑一个人花去生命中最具充沛精力的三十多年时间,持续地去研究地球另一端和自己切身利益毫不相关的一群人的命运的理由呢?
我与知青本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交叉点。在我的生活世界中,那个群体是那么的陌生,那个时代是那么的遥远,那种激情是那么的荒唐。但是这个标题刺痛了我,无论具体的形式有多么的不同,我们都是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同一个总名之下,被直至今日未曾改变过的、拥有着这同一个目标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一切突然之间既不陌生、也不遥远、更不荒唐,对我、甚至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都是眼前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一本既符合严格学术规范、同时又有着历史传奇故事一般引人入胜的细节的书。就对运动不同层面的涵盖,有学者指出这是“全方位的研究”;就涉猎的主题和史料,有人说这是“知青学之集大成”。那么,就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去品味这么多与众不同之处。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动机”。分三章就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和社会经济动机逐一分析。对这些动机的分析,使得读者不可避免的,和作者一同回到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政治心机里。
搞政治向来第一步就是要分析形势,分析形势不能少了信息和数据。在中国,普通人获得这些信息是从公开的报刊杂志。在政权内部,还有秘密等级不同的内部参考。县团级有县团级能看到的内参,省部级有省部级能看到的内参,政治局成员有政治局成员才有资格看的内参。在这整个金字塔体系中,当然是处在最顶端的毛主席,拥有最为全面、完整和充分的信息资源。
不难想象,在同样的心智水平上,信息越充分,越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毛的位置上,做出的判断将左右千百万人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如此重大的责任,要掌握的信息,一定是“全方位的”。从这里出发的历史研究,也就一定必须是“全方位的研究”。因此,站到最高政治立场上去看待分析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制高点,而且恐怕还是不同时空中的历史当事人和历史学家,都极力要抢占的制高点。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跟随作者一起站在伟大领袖的立场上,汇集各方资料,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我是不是应该发起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呢?对于革命理想来讲,“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好,“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也好,“缩小‘三大差别’”也好,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固有的目标、也是自己曾经在天安门上代表全党对四万万人民庄严的承诺。只要深思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为了这个革命理想,整个民族曾经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这就不是一个需要任何犹疑的问题。何况,对于“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这些忧虑是自建政以来就急切又不可得的,而今熟虑之后实在是上上之选。而“降伏红卫兵”、“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权威”这些具体策略的利弊得失盘根错节,反复权衡后,考验的是一位领袖的政治决断力。
我们亲身体验了这种作为最高领导人发起一场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的那种不可遏制的、又并非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在此时的意识形态下最为理智的冲动之后,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发起运动的决心既定,就得去筹划安排。
第二部分题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这一部分的四个章节都标注了时间标记。但这并不是一个编年谱,而是把按照物理时间顺序排列的孤立史实,还原成可以被理解的连续完整的历史运动的过程。就像我们日常做事一样,有开始、有高潮、有转折、还可能会出现超出预先设想的后果。这个运动从始到终的进程脉络在这一部分被逐步勾画了出来。在任何历史进程中,人总是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于是,作者把历史中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提炼出来,主题性的分别论述,如“红卫兵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等。在这些主题意义之下,直接用史料说话,此时史料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论证。这种论证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还原历史事实,更进一步,就一个个主题的意义,汇集起了整个运动的主题意义。换句话说,历史有了意义。这种从史料到史学的转变,是贯穿整本书的一个有着内涵和厚度的鲜明特点。
第三部分“上山下乡生活实录”和第四部分“社会上的抵制”。分别从两个侧面,引领读者回到当事人的处境当中去。即使在中文里,也可轻易地找到一个词来呼应这两部分:生命。生是自在自为,命是身不由己。
“上山下乡生活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知青们身不由己地接受命运所强加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在思想上被铲除了自我选择的可能后,他们可以在命运指定的几个下乡地点之间做一选择:可能是农村,也可能是农场。下乡的知青,在环境、住房、工作、收入、伙食、疾病、事故、娱乐、文化、婚姻、身份以及与当地人的融合等等方面,都以包括大量来自第一手调查和访谈在内的具体内容,得到了主题性的研究。我们一边展开这群天外来客别开生面的生活图景,一边惊叹着原来人类的忍耐力几乎是无限的。
“社会上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命运所强加的处境当中,知青们是如何为改善生命的哪怕一点点最卑微的境遇,而生生不息地做着不懈努力:从那些花样繁多的带着些诡诈和狡黠的小动作,到严肃且异端的诗歌、文学、艺术或政治的命题;从有利可图的婚嫁,到最具理想色彩的越境缅甸参军打仗,还有规模更大的冒死偷渡去香港。
这两部分揭示出来的,有大量湮没在时间中,长期不为人关注的史实;这种“做当事人的历史”的方法,让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而合卷之后久久仍引人思考的,是直至内心深处的生命意义。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总结。在中文语境中,我们的日常语用,曾经以渲染为主,在乎的是别人“说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点终于在逐步转向别人“怎么说”:逻辑和修辞。社会开始把只关心别人“说什么”,不关心别人“怎么说”的表达,冠以“愤青”而边缘化。总结部分是“怎么说”的呢?和全书写法一致,也是从政权和社会两个方面推进的——革命理想和一代接班人之间的脱节,一直延续到这场运动的终结。
在最终的结论里,给人最深印象的,是作者说话的方式:或用图表,或用数据,或用归纳,在实证基础上依照逻辑一环套一环地进行说明,没有个人色彩的观点,只有对材料的说明形成的对不同主题的结论。这里作者运用的,是逻辑加修辞,逻辑只按照这场运动本来的面目去还原她,修辞只是为了组织成我们可以更好得阅读的形式。如果非要在这里找出作者记下了什么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东西,那就是一代付出了最大热情的中国人,被失落了的记忆。
在这本书无所不在的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细节讲述当中,读者一定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不是字里行间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还有什么会成为支撑一个人花去生命中最具充沛精力的三十多年时间,持续地去研究地球另一端和自己切身利益毫不相关的一群人的命运的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