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金融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上下求索》
　　
　　在新近出版的文集《上下求索》和一些重要演讲中，唐双宁先生以充满殷忧的哲思，提出了一个“形而上”的金融文化之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壤日趋肥沃，中国金融这棵大树已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回避的是，中国金融业目前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下它的文化，不能不审视一下它的根。”
　　他还提出，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许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哲学危机，应该去思考潜藏于金融这一现代经济核心背后的深层问题。
　　以波澜汹涌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背景，展开对中国金融文化之根的探索与思考，确实是一个既具现实意义又有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在由次债风波引发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拥有上百年历史的银行金字招牌，或在危机中轰然倒塌、瞬间骤亡，或在大潮中历经劫难，伤筋动骨。扼叹之余，引起思考的是，这些曾经貌似强大的金融大鳄，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这些严格按照西方金融制度与操作模式建构起来的信用大厦，究竟遗忘、缺失了什么样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关怀？更一层的思考是关于“制度嵌入文化”的问题：中国金融在清末放弃了以道德为主体的传统信用体系，选择了西方的信用体系与金融制度。此后一百多年，中国基本是以西方为师，走了一条技术、制度层面日益精细、完备而道德、人格层面日渐忽略、粗疏的曲折路径。面对金融危机的涤荡，对照当代信用体系中道德信用、人格信用失落的困境，促人反思的是，无论信用建设还是制度养成，都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借鉴与移植，而应该是与作为内在支撑的文化、精神、信仰相关的一件事情，追随、引进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银行技术、制度，也许当它真正植根、融合、嵌入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层与积淀中时，我们才会真正拥有金融的自觉、自醒与自信。
　　中国金融文化的根基与血脉何在？中国金融文化的特殊性是金融文化的一般性在中国金融业的具体表现，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金融行业特征的统一。他还进一步把中国的金融文化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即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
　　循着金融大“道”，对中、西信用体系与金融文化进行比较、挖掘，的确能够发现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考资源，找到更贴近问题核心的探索路径。
　　道德延续与精神切割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道德为本的伦理社会，孔子即圣人，所谓的神界与人界是相通并统一于伟大的人格与道德、行为的。中国传统银行机构的诚信守则、以义制利精神，建立了从道德、人格、精神向经营行为、商业领域的价值延伸，道德精神绵延于金融信用，制约、统帅着中国金融的商业惯例、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精神对物质、人文对经济的统帅、制约模式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一脉相传，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在西方银行，由于宗教与文化的不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传统基督教中商业、取息都是与上帝的价值指向相悖的。十六世纪，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运动，对传统的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给予道德上的肯定。新教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所以，与中国金融信用中浓厚的道德元素与文化价值取向相比较，西方银行的经营遵循更多的商业原则而少有道德价值的考虑，其金融信用与文化特征体现出更多的是资本力量以及商业规则对赢利的冲动的纠偏与约束。在中国传统的票号、钱庄，金融信用与文化更倾向于是一个基于价值选择、人格取向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在西方银行，信用与品牌则首先是基于商业利益、经营目的的精密计划与理性运作，两者有着潜在歧异与冲突。道德与伦理特性，是我们在进行中国金融文化考察中要着重考关注的问题。
　　信用保障与产权抵押的不同
　　与中国金融机构以信用作为贷款的依据不同，西方银行贷款的条件是以产权的抵押。两种贷款信用制度的区别，与其信用内涵的不同与产权制度的完备程度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信，诚也”。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信”与信用，建立于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行的判断，在很大程度是属于道德价值判断的范畴。在西方金融体系中，信用更多的体现的是履行信用的方式与能力，以保障权力、义务得以实现。其依靠的是建立产权让渡基础上的抵押制度。道德的信用是意识层面的问题，是信用实现的意愿与前提，而能力的信用则是实现道德信用的基础与保障。中国传统票号、钱庄的信用贷款主要依据身份、门第对人格、道德意义上信用的评估与判断，而西方银行的抵押贷款须以产权让渡为保障。
　　以产权让渡为前提的西方银行抵押贷款制度，运用产权的抵押作为贷款收回与风险化解的保障，确保信用的使用与扩张在信用双方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没有明晰产权制度的票号、钱庄，以道德人格为依托，从事汇兑、存款等信用业务，承担的是以东家全部身家性命为保障的无限责任。票号、钱庄对客户放款，是基于对客户身份、门第与道德人格、守信程度的判断为依据的信用贷款，没有产权方面的让渡协议。当信用的扩张能量超出道德、人格的掌控与调节极限，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危机就成为再所难免的事情。信用制度的差异，是中西金融文化对比考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伦理约束与契约精神的差异
　　作为信用制度的外在制约与保障，中国传统金融机构依靠的是基于血缘、地缘的伦理约束，西方银行依靠的是法制与契约的保护。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在乡土中国有差序格局社会里，维系、约束金融信用的外部环境与因素就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伦理与俗成。伦理、道德、乡规、民约使金融机构及其东掌、伙计们的言行始终受到“熟悉人”的无形监督与制约，违诚的高成本与内在的道德律令约束使得其信用体系得以维持。在西方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维系银行信用的是契约精神。从文化背景上看，西方国家具有契约精神的传统，《旧约全书》中的“约”就是上帝同人类之间订立的契约，它具有神圣性、强制性和义务性。早在古罗马时期，随着罗马人和异帮人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贸易中就逐渐引入了契约关系，并具有公共信用的性质。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较早开展与商业社会的较早形成，商品交换跨地域、跨国度和跨文化展开的趋势愈益明显，人员的流动性加大，借助于法律，进行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契约信用交易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形式，成为衡量人们信用行为的基本社会准则。
　　传统中国金融的道德精神、人格特征、伦理约束得源于传统文化的熏染，积淀深厚而影响久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传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当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开展中国金融文化的建构？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借鉴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文化的一般性，整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将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与金融行业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国金融机构，只有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顺应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的趋势，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发展、壮大。
　　在中国金融大树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时，对金融文化之根的思考与探索当合其宜，对“金融大树”精神、信仰、道德、人文层面的关切与追问，其意义既深且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