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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二十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他们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引进外国人文主义精华，试图改造国民之精神进而转国家之穷困于富强。为此，知识分子们由于成长环境、留学经历相异而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其中，陈独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与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从过程看，二人私交甚繁，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从结果看，中国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其上走远。本文试着从个人、学说和外力的角度回看那段历史、探求其中缘故，希望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先辈道路上前进有所帮助。
一、思想形成
整理胡适的求学道路可知，青年胡适在上海新式学堂就读六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维新书刊和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新书籍，初步形成了民主主义思想，树立了改良主义信仰。赴美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改学批评实验主义的康奈尔哲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地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教育，由此启发对中国革命的思考。胡適曾说过，他的导师杜威先生——实验主义集大成者，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人之一：“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术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1]
陈独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1919年，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文刊登后，胡适吃惊说其日益左倾了。
二、原因初探
（一）个人因素
1.性格养成
胡适生于没落官宦人家，自幼失去父亲。其母以贤德著称，在她的教育下，胡适从小循规蹈矩。“胡适早年就提倡白话诗，因为美国朋友的反对而态度更谦虚。后来其名篇因考虑到会招受守旧派攻击等方面原因取题为《文学改良刍议》而不敢提文学革命之大旗。[3]同时，胡适做人的态度也是处处宽厚且肯体谅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母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学来的“外国脾气”[2]。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写道：“《每周评论》第25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胡适不惜以自己的庸碌来反衬陈独秀作为革命实践家的思想风范，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他的被捕，正是为了“爱国爱公理”之故。
陈独秀自幼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童年就开始显露出执拗不屈的个性。陈独秀幼时虽然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挨祖父的打，但无论挨了如何毒打也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说他是“家门不幸”，对八股文的排斥多少也与年幼时祖父的强制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有关。这种“刚猛、狷介”贯穿了陈独秀的一生。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的一条随感录里这样写道：“我们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的温和谦逊与陈独秀的刚猛狷介在他们关于区分中国文学时代问题上也可以表现出来。当时两人对此意见相近，但对于胡适的允许别人匡正的话，陈独秀不能接受，他认为，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已经十分明了，不容有反对者讨论的余地。胡适则觉得，陈独秀火气太盛，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平心静气，允许别人提反对意见，众人拾柴火焰高，仅仅靠几个人是难成气势的。可以说，陈胡两人截然相异的性格特点是日后两种学说在中国发展境况不同的直接原因之一。
2.政治热情
政治热情的存在为宣传思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陈独秀对政治一直投入满腔热情，从一开始就视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之部分，愿为公理付出一切；而胡适则抱定主意不谈政治，把实验主义与政治的界限划得极为分明，在此方面的努力与他“反对的朋友”相比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曾提醒国人：“人类是政治动物，应该将国家政治上的事看作自己的分内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明知道危险却坚持散发传单，让胡适等人先离开，最后被捕；1922年，法国探长一行以“家中藏有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的理由逮捕了陈独秀，他对此嗤之以鼻。每一次被捕都让陈的信念更加坚定，无论是被北洋政府逮捕还是在法租界几次被捕，他始终对自己“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号召以身作则。
胡适1917年回国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他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落后的气氛叫胡适想到张勋不复辟才怪。所以胡适在上海就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烂泥坑里，不愿意自己被臭熏熏的恶环境吞噬了去，而只在自己喜欢的思想文艺上一边做点干净的文字，一边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的口号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然而不可否认，胡适的政治热情是高涨过的。1920年，胡适等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胡适看到国内知识分子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终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想要谈政治。” [3]，但胡适、蔡元培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政治改革方案，在陈独秀看来就是跪着造反，本质是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种软弱的政治要求，与共产党以革命推翻北洋政府的方法相差很大。胡适却认为此二者并没有绝对不相容的地方，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最低要求，共产党主张则是理想的高要求。 3.态度观点
两人在政治观念上的冲突集中表现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上。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李大钊和胡适展开了问题和主义的论战。胡适自己说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胡适一向主张，他们目前所进行的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就应该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认为这是“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口气婉转地进行了批评，大意是说：空谈主义是容易的；外来进口的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用来做自私害人的事。胡适批评的其实不只是李大钊宣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当时流行的其他“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等。后来，胡适还写了对于问题与主义问题的再论、三论，认为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是用来研究的，应当成一种假设，而非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这与他的实验主义信条是相符合的。
4.投入精力
胡适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有限。“胡适的兴趣太广了。哲学的问题还没有做完，历史考证的兴趣又引起他了。文学的作品才写得一半，政治的理论又发生了。这样，所以使他不能专心。”[2]他当时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红学家，他在这些学术领域的建树，同样是不平凡的。[1] 再结合他本身的政治热情不高，我们不难理解。陈独秀则一直以一个文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变革一线，撰文无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相较胡适之于实验主义定要深广，影响力要大。
（二）学说本身
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都属于哲学范畴，但其性质又有致命的差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下，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有俄国的榜样和实践作为支撑，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而实验主义，按照杜威的解释，即“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胡适则解释为：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胡适曾在莫斯科深为苏俄人民专心致志生产建设的干劲所刺激，对共产主义的实验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偶遇了蔡和森等人，虽观点不一致但相谈甚欢。胡适在信中写道：“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以使我们愧死。“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即后胡适又去了美国，他又认为苏俄是向美国看齐的，胡适当时心目中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那里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生产力，整个社会正向着“社会化”、“协作化”的方向前进。他把美国当成除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并鼓励人们走这条路。因此，实验主义的包容性容易让人对其产生质疑，毕竟与此同时，陈独秀坚定地宣称“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但实际上，这种比较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对等的讨论，而实验主义的这种包容性甚至在后来为胡适及其子嗣招祸。
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它们有同亦有异，实验主义注重的是实验过程，而并不規定是什么过程，只要不空谈和鼓吹真理，它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实验。所以，实验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包罗万象，概念性更强，是高一级的世界观。虽然鼓励实践，却没有对实践的具体内容做要求。这让实验主义很难在具体的方法论上指导一个国家的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更加具有方法论的倾向，更加容易为当时的中国接受。
（三）不可抗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磨难的中国在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式走上了他早期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铺开并发扬光大，并在后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然而建国后，随着全国上下指导思想的逐渐偏激，实验主义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大受批判，胡适被扣上“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遭到否定。胡思杜是胡适先生的幼子，他甚至一度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曾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1957年“反右”期间，胡思杜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至此，陈独秀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大获全胜”，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只能“落荒而逃”。曾经“和而不同”的两方学说一个被捧上天堂，一个被打进地狱，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
三、启示
陈独秀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持续了很久，已经结束了很久，也被讨论了很久。事隔多年，我们到底能够从中得到哪些思维的启发和残酷的训诫？一方面，从小处着手，如欲用一种思想来指导前进方向，需要从各个方面考虑，以达到接受度高、接受面广的最佳效果。首先，宣传者应具备坚毅的个性、充分的热情、坚定的立场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其次，学说本身应该具备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双重指导意义，具备可操作性；最后，要经得起不可抗因素的外力冲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都包含有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的理论要义，这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的。所以“主义”的胜利并不代表“问题”的失败，或许社会的颠倒无序和对知识理性的嗤之以鼻才是真正的失败。其实，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国道路并不能衡量一学说的是非对错，我们应该放宽胸怀，尊重思想自由，在文化输出的同时广泛接受和吸收世界优秀学说与文明。
参考文献：
[1]侯健 主编。胡适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
[2]胡不归、毛子水、吴相湘。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刘永谋、王兴彬。警醒中国人——走近陈独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二十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他们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引进外国人文主义精华，试图改造国民之精神进而转国家之穷困于富强。为此，知识分子们由于成长环境、留学经历相异而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其中，陈独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与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从过程看，二人私交甚繁，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从结果看，中国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其上走远。本文试着从个人、学说和外力的角度回看那段历史、探求其中缘故，希望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先辈道路上前进有所帮助。
一、思想形成
整理胡适的求学道路可知，青年胡适在上海新式学堂就读六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维新书刊和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新书籍，初步形成了民主主义思想，树立了改良主义信仰。赴美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改学批评实验主义的康奈尔哲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地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教育，由此启发对中国革命的思考。胡適曾说过，他的导师杜威先生——实验主义集大成者，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人之一：“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术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1]
陈独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1919年，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文刊登后，胡适吃惊说其日益左倾了。
二、原因初探
（一）个人因素
1.性格养成
胡适生于没落官宦人家，自幼失去父亲。其母以贤德著称，在她的教育下，胡适从小循规蹈矩。“胡适早年就提倡白话诗，因为美国朋友的反对而态度更谦虚。后来其名篇因考虑到会招受守旧派攻击等方面原因取题为《文学改良刍议》而不敢提文学革命之大旗。[3]同时，胡适做人的态度也是处处宽厚且肯体谅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母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学来的“外国脾气”[2]。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写道：“《每周评论》第25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胡适不惜以自己的庸碌来反衬陈独秀作为革命实践家的思想风范，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他的被捕，正是为了“爱国爱公理”之故。
陈独秀自幼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童年就开始显露出执拗不屈的个性。陈独秀幼时虽然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挨祖父的打，但无论挨了如何毒打也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说他是“家门不幸”，对八股文的排斥多少也与年幼时祖父的强制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有关。这种“刚猛、狷介”贯穿了陈独秀的一生。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的一条随感录里这样写道：“我们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的温和谦逊与陈独秀的刚猛狷介在他们关于区分中国文学时代问题上也可以表现出来。当时两人对此意见相近，但对于胡适的允许别人匡正的话，陈独秀不能接受，他认为，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已经十分明了，不容有反对者讨论的余地。胡适则觉得，陈独秀火气太盛，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平心静气，允许别人提反对意见，众人拾柴火焰高，仅仅靠几个人是难成气势的。可以说，陈胡两人截然相异的性格特点是日后两种学说在中国发展境况不同的直接原因之一。
2.政治热情
政治热情的存在为宣传思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陈独秀对政治一直投入满腔热情，从一开始就视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之部分，愿为公理付出一切；而胡适则抱定主意不谈政治，把实验主义与政治的界限划得极为分明，在此方面的努力与他“反对的朋友”相比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曾提醒国人：“人类是政治动物，应该将国家政治上的事看作自己的分内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明知道危险却坚持散发传单，让胡适等人先离开，最后被捕；1922年，法国探长一行以“家中藏有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的理由逮捕了陈独秀，他对此嗤之以鼻。每一次被捕都让陈的信念更加坚定，无论是被北洋政府逮捕还是在法租界几次被捕，他始终对自己“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号召以身作则。
胡适1917年回国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他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落后的气氛叫胡适想到张勋不复辟才怪。所以胡适在上海就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烂泥坑里，不愿意自己被臭熏熏的恶环境吞噬了去，而只在自己喜欢的思想文艺上一边做点干净的文字，一边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的口号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然而不可否认，胡适的政治热情是高涨过的。1920年，胡适等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胡适看到国内知识分子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终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想要谈政治。” [3]，但胡适、蔡元培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政治改革方案，在陈独秀看来就是跪着造反，本质是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种软弱的政治要求，与共产党以革命推翻北洋政府的方法相差很大。胡适却认为此二者并没有绝对不相容的地方，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最低要求，共产党主张则是理想的高要求。 3.态度观点
两人在政治观念上的冲突集中表现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上。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李大钊和胡适展开了问题和主义的论战。胡适自己说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胡适一向主张，他们目前所进行的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就应该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认为这是“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口气婉转地进行了批评，大意是说：空谈主义是容易的；外来进口的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用来做自私害人的事。胡适批评的其实不只是李大钊宣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当时流行的其他“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等。后来，胡适还写了对于问题与主义问题的再论、三论，认为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是用来研究的，应当成一种假设，而非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这与他的实验主义信条是相符合的。
4.投入精力
胡适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有限。“胡适的兴趣太广了。哲学的问题还没有做完，历史考证的兴趣又引起他了。文学的作品才写得一半，政治的理论又发生了。这样，所以使他不能专心。”[2]他当时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红学家，他在这些学术领域的建树，同样是不平凡的。[1] 再结合他本身的政治热情不高，我们不难理解。陈独秀则一直以一个文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变革一线，撰文无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相较胡适之于实验主义定要深广，影响力要大。
（二）学说本身
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都属于哲学范畴，但其性质又有致命的差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下，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有俄国的榜样和实践作为支撑，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而实验主义，按照杜威的解释，即“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胡适则解释为：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胡适曾在莫斯科深为苏俄人民专心致志生产建设的干劲所刺激，对共产主义的实验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偶遇了蔡和森等人，虽观点不一致但相谈甚欢。胡适在信中写道：“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以使我们愧死。“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即后胡适又去了美国，他又认为苏俄是向美国看齐的，胡适当时心目中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那里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生产力，整个社会正向着“社会化”、“协作化”的方向前进。他把美国当成除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并鼓励人们走这条路。因此，实验主义的包容性容易让人对其产生质疑，毕竟与此同时，陈独秀坚定地宣称“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但实际上，这种比较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对等的讨论，而实验主义的这种包容性甚至在后来为胡适及其子嗣招祸。
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它们有同亦有异，实验主义注重的是实验过程，而并不規定是什么过程，只要不空谈和鼓吹真理，它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实验。所以，实验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包罗万象，概念性更强，是高一级的世界观。虽然鼓励实践，却没有对实践的具体内容做要求。这让实验主义很难在具体的方法论上指导一个国家的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更加具有方法论的倾向，更加容易为当时的中国接受。
（三）不可抗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磨难的中国在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式走上了他早期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铺开并发扬光大，并在后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然而建国后，随着全国上下指导思想的逐渐偏激，实验主义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大受批判，胡适被扣上“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遭到否定。胡思杜是胡适先生的幼子，他甚至一度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曾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1957年“反右”期间，胡思杜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至此，陈独秀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大获全胜”，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只能“落荒而逃”。曾经“和而不同”的两方学说一个被捧上天堂，一个被打进地狱，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
三、启示
陈独秀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持续了很久，已经结束了很久，也被讨论了很久。事隔多年，我们到底能够从中得到哪些思维的启发和残酷的训诫？一方面，从小处着手，如欲用一种思想来指导前进方向，需要从各个方面考虑，以达到接受度高、接受面广的最佳效果。首先，宣传者应具备坚毅的个性、充分的热情、坚定的立场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其次，学说本身应该具备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双重指导意义，具备可操作性；最后，要经得起不可抗因素的外力冲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都包含有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的理论要义，这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的。所以“主义”的胜利并不代表“问题”的失败，或许社会的颠倒无序和对知识理性的嗤之以鼻才是真正的失败。其实，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国道路并不能衡量一学说的是非对错，我们应该放宽胸怀，尊重思想自由，在文化输出的同时广泛接受和吸收世界优秀学说与文明。
参考文献：
[1]侯健 主编。胡适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
[2]胡不归、毛子水、吴相湘。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刘永谋、王兴彬。警醒中国人——走近陈独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