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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时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的、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心甘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的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虽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但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那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我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父亲资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住在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摄氏度的气温下又走上了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那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然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我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地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
没过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弟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
天恩、天慈开始每天下午由体育老师带着，在市立体育场上课。记得初上体育课时，父亲非常兴奋，他说，如果孙女有恒心、肯努力，那么小学毕业就要不计一切送到澳洲去训练打网球。又说，经济来源不成问题，为了培植孙女，他可以撑着再多做几年事不谈退休。很可惜的是，天恩、天慈所关心的只是读学校的书，她们无视祖父对她们的热爱，不听祖父一再的“劝告”：“书不要拼命念，及格就好。”她们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之下无动于衷，她们自动自发地读书，跑了一个半月的体育场，竟然哭着不肯再去。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家庭，绝对不敢强迫孩子。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我们的家族运动小史并没有告一段落。小弟的大女儿天明今年八岁，得的奖状里虽然包括体育，可是她最痴迷疯狂的还是在阅读上，小学二年级就在看我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都能背，她只运动那翻书的小指头。小弟的二女儿天白在两岁多时由茶几上跳下来，父亲观察她的动作，她不是直着脚跳的，她先弯下膝盖才借双脚的力一蹦落地。这发现又使父亲大喜，连说：“恐怕是这一个，可以训练。”从那时起，天白每与父亲见面时，祖孙两人就在玩一种暗藏心机的运动游戏。可是天白现在已经四岁多了，她最大的成就却是：追赶着家中大人讲鬼故事。我们被她吓得哀叫，她却是一句一句笑笑地逼上来，用词用句之外，气氛诡异、森冷、神秘，像个幻想魔术师。她只做这种运动，四肢不算灵。每听孙女造鬼不疲，父亲总也叹一口气，他的期望这一次叫做“活见鬼”。
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成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
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路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在进行。有许多人，虽然一生都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
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者中的一员，但诚实地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我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选自《闹学记》，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有删改）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时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的、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心甘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的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虽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但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那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我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父亲资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住在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摄氏度的气温下又走上了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那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然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我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地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
没过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弟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
天恩、天慈开始每天下午由体育老师带着，在市立体育场上课。记得初上体育课时，父亲非常兴奋，他说，如果孙女有恒心、肯努力，那么小学毕业就要不计一切送到澳洲去训练打网球。又说，经济来源不成问题，为了培植孙女，他可以撑着再多做几年事不谈退休。很可惜的是，天恩、天慈所关心的只是读学校的书，她们无视祖父对她们的热爱，不听祖父一再的“劝告”：“书不要拼命念，及格就好。”她们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之下无动于衷，她们自动自发地读书，跑了一个半月的体育场，竟然哭着不肯再去。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家庭，绝对不敢强迫孩子。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我们的家族运动小史并没有告一段落。小弟的大女儿天明今年八岁，得的奖状里虽然包括体育，可是她最痴迷疯狂的还是在阅读上，小学二年级就在看我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都能背，她只运动那翻书的小指头。小弟的二女儿天白在两岁多时由茶几上跳下来，父亲观察她的动作，她不是直着脚跳的，她先弯下膝盖才借双脚的力一蹦落地。这发现又使父亲大喜，连说：“恐怕是这一个，可以训练。”从那时起，天白每与父亲见面时，祖孙两人就在玩一种暗藏心机的运动游戏。可是天白现在已经四岁多了，她最大的成就却是：追赶着家中大人讲鬼故事。我们被她吓得哀叫，她却是一句一句笑笑地逼上来，用词用句之外，气氛诡异、森冷、神秘，像个幻想魔术师。她只做这种运动，四肢不算灵。每听孙女造鬼不疲，父亲总也叹一口气，他的期望这一次叫做“活见鬼”。
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成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
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路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在进行。有许多人，虽然一生都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
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者中的一员，但诚实地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我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选自《闹学记》，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