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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被专业人士视为史上第一场“药物战争”,因为美国立国以来,参与越战的军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质”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兰国际政治学者卢卡什·卡明斯基所述,越南战争是“药理学与暴力的决定性交点”。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安非他命为例。卡明斯基在《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指出,二战后,几乎没有权威研究详细论述此类药物如何对士兵的表现产生影响,美军却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俗称“快快”的非处方药物送往越南。安非他命会被发放给那些执行远程侦察和伏击任务的部队。
美军对神经类药物的使用一直有内部标准:在准备战斗的48小时内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这项标准很少被落实。一名老兵告诉卡明斯基,军方发放安非他命就像给小孩发糖那样,从不理会政府机构推荐的用药量和频率。《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援引了197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犯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类药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增长了1倍有余。彼时,美国海军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兴奋剂,空军每人每年是17.5片,陆军“仅有”13.8片。
当时有研究显示,被派驻越南的士兵中,大约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药过量。简而言之,美国军方对兴奋剂滥用持默许态度,无论这可能诱发何种结果。事实上,老兵们普遍意识到,安非他命会强化人的攻击性和戒备心。一些老兵回忆,每当“快快”的效果消失,他们就会焦躁,感觉自己像“在大街上开枪扫射那样”。
精神刺激类药物不仅能增强战士的战斗力,还有助于降低连续战斗对参战者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士兵因心理压力而当场崩溃。诸如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氯丙嗪等化学品,第一次被作为日常军需物资,投放战场。
据此,卡明斯基在其专著中指出,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精神类药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医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人遭遇“战斗创伤”的几率如此低:二战时,美国士兵的精神崩溃率高达10%,朝鲜战争时期的精神崩溃率是4%,而到了越南,这个比例只有1%。
如果你为这样的数字而欣喜,那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暂的,若不辅以适当的心理治疗,过量服药只能减轻或暂时压制问题,让问题牢牢“嵌入”当事人心灵深处。几年以后,战地综合征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
多数精神类药物并不能根除导致压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明确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之前的战争相比,越战中很少有士兵因为在前线精神失常而被送疗;另一方面,越战老兵在战后却被规模空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很大程度上,这是将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结果。
《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提到,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越战老兵的确切数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间统计者认为,数量在40万至150万人之间。1990年发布的《全国越战老兵再调整研究报告》称,在东南亚地区经历过作战行动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从道德层面上讲,在越战中发生的一切,就好比对一个受了伤的士兵施加催眠术,然后再把他送回枪林弹雨中那样。
摘自《青年参考》2016年04月27日
责任编辑:刘靖鑫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安非他命为例。卡明斯基在《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指出,二战后,几乎没有权威研究详细论述此类药物如何对士兵的表现产生影响,美军却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俗称“快快”的非处方药物送往越南。安非他命会被发放给那些执行远程侦察和伏击任务的部队。
美军对神经类药物的使用一直有内部标准:在准备战斗的48小时内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这项标准很少被落实。一名老兵告诉卡明斯基,军方发放安非他命就像给小孩发糖那样,从不理会政府机构推荐的用药量和频率。《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援引了197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犯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类药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增长了1倍有余。彼时,美国海军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兴奋剂,空军每人每年是17.5片,陆军“仅有”13.8片。
当时有研究显示,被派驻越南的士兵中,大约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药过量。简而言之,美国军方对兴奋剂滥用持默许态度,无论这可能诱发何种结果。事实上,老兵们普遍意识到,安非他命会强化人的攻击性和戒备心。一些老兵回忆,每当“快快”的效果消失,他们就会焦躁,感觉自己像“在大街上开枪扫射那样”。
精神刺激类药物不仅能增强战士的战斗力,还有助于降低连续战斗对参战者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士兵因心理压力而当场崩溃。诸如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氯丙嗪等化学品,第一次被作为日常军需物资,投放战场。
据此,卡明斯基在其专著中指出,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精神类药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医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人遭遇“战斗创伤”的几率如此低:二战时,美国士兵的精神崩溃率高达10%,朝鲜战争时期的精神崩溃率是4%,而到了越南,这个比例只有1%。
如果你为这样的数字而欣喜,那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暂的,若不辅以适当的心理治疗,过量服药只能减轻或暂时压制问题,让问题牢牢“嵌入”当事人心灵深处。几年以后,战地综合征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
多数精神类药物并不能根除导致压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明确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之前的战争相比,越战中很少有士兵因为在前线精神失常而被送疗;另一方面,越战老兵在战后却被规模空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很大程度上,这是将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结果。
《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提到,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越战老兵的确切数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间统计者认为,数量在40万至150万人之间。1990年发布的《全国越战老兵再调整研究报告》称,在东南亚地区经历过作战行动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从道德层面上讲,在越战中发生的一切,就好比对一个受了伤的士兵施加催眠术,然后再把他送回枪林弹雨中那样。
摘自《青年参考》2016年04月27日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