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全党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的叶剑英元帅，勇立解放思想的潮头，推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容。
　　
　　打开解放思想的闸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仍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中国的命运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是延续“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全党和全国人民翘首以待，期望新的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拿出新的思路，创造新的业绩。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不但没能从根本上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继续坚持 “左”的错误。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态度上。197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得到四点指示：第一，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不能违反；第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这几条要作为抓纲治国的基本方针。这其实就是最早版本的“两个凡是”。据此，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大张旗鼓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论调，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年3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发展”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推行“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邓小平复出设置障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然延续下去，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越来越落后。
　　“两个凡是”提出后，立即遭到邓小平的反对。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么一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叶剑英的态度举足轻重。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身兼要职，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建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也赢得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敬重。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叶剑英也非常信任、倚重，重大国事都会听取叶剑英的意见，同叶剑英商量。实事求是地说，在对待“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叶剑英的态度是至关紧要的。而叶剑英内心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当得知中央宣传口遵循四点指示后，叶剑英当即表示不同意，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不能改，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好解决。因为“四人帮”干的事，几乎没有不假借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欺骗了毛主席。他后来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又说：“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遵义会议以后，不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怎样说就怎样做，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能够有毛泽东思想吗？”
　　叶剑英的态度是明确的，语气是委婉的。但他深知，不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社会就不能前进。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时间，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状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两个凡是”束缚了全党的思想。历史伟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但他绝不会被个人的感情所左右，在大局面前，他会用理智克服个人感情。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叶剑英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了真理。
　　


　　要推倒“两个凡是”，必须有合适的理由。叶剑英积极推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促成邓小平复出，以此作为推倒“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对天安门事件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处理，并由此打倒邓小平，是毛泽东逝世前最重要的两个错误决策。否定毛泽东的这两个错误决策，就可以由此否定“两个凡是”。相对来说，改正毛泽东在具体问题上的错误决策，比否定毛泽东的错误理论要容易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习惯上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否定毛泽东的理论，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接受的。改正毛泽东对具体问题的决策，一般的领导人都是能够接受的。这充分显示出叶剑英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政治智慧!
　　1977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建议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着重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第二，要为邓小平平反。可会议开始后，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的旗帜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这番讲话，引起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的不满。陈云和王震等老同志也公开提出，为邓小平平反。叶剑英抓住这一机会，主动地进行争取和说服工作。关于天安门事件，叶剑英心里是有一本账的。1976年4月，首都上百万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叶剑英曾冒着巨大风险，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叶剑英以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说明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他动情地说：如果硬要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那也可以把我拉上，我也算一个，这能说明我们都是反革命吗？叶剑英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最终取得了中共中央的理解和支持。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就打开了“两个凡是”的一个大缺口，解放思想的闸门也就被打开了。
　　
　　全力推动解放思想向纵深发展
　　
　　30年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普通教师，写了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大地上却掀起了一场风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这个人叫胡福明，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什么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呢？这是因为，该文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胡福明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完全没有个人的背景，也不是上面有人授意他要写这篇文章。他当时只是觉得“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家都觉得欢欣鼓舞，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但是后来，他发现“两个凡是”始终束缚着人们的手脚，造成了不但毛泽东说过的话不能动，就连张春桥和姚文元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也不能批判，因为这些事当时是毛泽东首肯的。针对这样的情况，为了批驳“两个凡是”，他写了这篇论文，投到《光明日报》。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看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个别提法不准确，需要修改。于是，光明日报社组织人员，对胡文修改后，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又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该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结尾写道：“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令胡福明始料未及的是，《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立即激起一场轩然大波。13日，新华社受到责问：“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宣部接到指示：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邓小平很快做出反应。5月19日，他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对这篇文章的不同评价，引起了叶剑英的关注。他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赞同文章的观点，建议中央立即印发全国讨论，并多次建议认真搞好这场讨论。7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当时，有人企图压制这场讨论，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说：“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
　　在全党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支小插曲。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于1978年复刊，复刊号上发表了几篇批评“两个凡是”的文章。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不同意，刊物又一次被禁止发行。叶剑英得知这一情况后，直接找该领导谈话，表示坚决支持该刊物复刊。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再次复刊，《中国青年报》也于10月复刊。
　　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展开了激烈争论。多数人赞成，也有些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是片面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而是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无错误、要不要修改，会引起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文章认为只有实践检验了的才是真理，还没有检验的就不是真理，容易使人对共产主义和党的路线产生怀疑；等等。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邓小平的意见。他重点讲了解放思想问题，指出：“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反问道：“如果是那样，那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叶剑英向全党提出了勤奋学习、解放思想的任务，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叶剑英特别强调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问题。他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学术界有人发表文章论证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是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第一人!叶剑英的这一宏论非常具有前瞻性。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面临着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思想影响的重任。恰恰在这一点上，许多人重视不够。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仍然是阻碍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障碍，我们仍然要花大力气，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思想的影响。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历史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为解放思想把关定向
　　
　　“两个凡是”被推翻后，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气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借解放思想之名，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种现象引起了叶剑英的高度警觉。他深刻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我们要什么样的解放思想？他认为，解放思想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解放思想，即随心所欲，盲目蛮干，说假话、大话、空话，违背客观规律来行动，必然要失败；另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解放思想，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
　　叶剑英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把人们的思想从那些无形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把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是彻底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因此，“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劳动人民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解放思想，就是在研究新问题、解决新情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规律，发现规律，按规律办事，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叶剑英提出了解放思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标准虽然和邓小平主张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完全相同，但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不搞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究竟如何评价毛泽东？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是解放思想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的政治方向问题。叶剑英实事求是地指出：“毛主席晚年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个人说了算，孤陋寡闻……毛主席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十年内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要认真总结这个教训。”但是，叶剑英更加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一再说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犯的错误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一生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功绩远远超过错误。叶剑英饱含深情地说：“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他。毛主席是很伟大的，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仗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会。”
　　根据叶剑英的意见，1979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重要的理论务虚会。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要求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四项基本原则上来。叶剑英非常关注理论务虚会的情况，非常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指出：“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引导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上来。”叶剑英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确阐释解放思想的要求，为解放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