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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末叶，学界经历了“空間转向”，学者们“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迈克·克朗于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单独开辟章节以文学景观为题，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本文试图以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中的家园空间为线索，梳理出家园空间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历史脉络和核心概念，结合香港小说分析文学空间中的家园空间。
关键词：家园空间 《酒徒》 《香港三部曲》
一、 西方文学空间理论的家园空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和《理想国》中对家庭进行了界定，即家庭以血缘为本质，强调父慈子孝以及家庭权利由血缘亲疏分配。柏拉图基于家邦关系肯定了家庭“实质上是城邦的公共法律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a，由此建构了以家为地理坐标的家园空间。而这一时期的家园空间主要是为了城邦服务。基督教宣扬上帝，“认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所有人都是兄弟姊妹”b。基督教淡化家庭观念，认为所有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国际联盟，人类之上必然有一个自给自足自启自成的上帝”c。基督教站在上帝的角度宣扬人们要谨遵教会、听从上帝，从而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突出个人。这种重视个人的思想影响了家园空间的权威性，打破了家园空间的封闭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纷纷竖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家庭与城邦、国家、上帝的对抗开始转移到婚姻、爱情等个人事务之中。家庭成了婚姻的结果，人们对于家庭的理解开始慢慢缩小，成为一种个人事件。此时的家园空间相较于柏拉图时期的家园空间，其中心点发生位移，从家邦关系滑向个体关系，又再一次形成以人为核心的封闭性。20世纪的西方，高举后现代大旗，对自身的理性、科学等形成新一轮的反叛，从空间入手的理论家有福柯、列斐伏尔、索亚和迈克·克朗，他们纷纷试图找出空间被构建的证据，以历史的、后现代的观念进入空间。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以具体的家庭住宅为图例，分析家庭空间如何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从而得出家园空间受政治影响这一观念。
二、 作为家园的香港
“李欧梵在研究张爱玲时发现：‘凡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现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d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香港去留的故事。文中最开始便写到葛薇龙第一次来姑母家，因而姑母的形象也代表了葛薇龙对香港富人区的直观感受，“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 e“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f葛薇龙在姑母的引荐下认识了乔琪乔，和乔琪乔日益走近，不巧碰见乔琪乔和丫鬟睨儿做苟且之事，一气之下想要离开香港。她信誓旦旦地说：“反正我是要回去的。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要看见香港了。”而姑母劝她：“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g姑母作为明眼人，已经看出香港这个地方对于葛薇龙的影响和改变，而这种空间对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逆的。最终葛薇龙选择留在香港，和乔琪乔成为表面夫妻，沉沦在香港这座欲望横流的都市。葛薇龙被物欲捆绑，锁在香港的富人区中，走近“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h。香港引燃了她的物欲，她以烧毁未来作为代价留在香港，把自己活生生地困在其中，香港成了她内心真正的家园，而进入这个家园的通行证就是靠欲望焚烧作为她存在的代价。在张爱玲笔下，香港始终作为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可以满足人的性和欲望，但需要付出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是以城市倾倒为代价的，但其空间属性并未因城市倾倒而消失，他们的爱情作为奢侈的欲望依旧在香港得以实现。
20世纪60年代刘以鬯的《酒徒》已经在葛薇龙的离去问题上更进一步，作者考虑的是如何在香港谋生。刘以鬯在《酒徒》中塑造了一个终日在酒吧喝酒，为谋生而奔波的落魄文人。酒徒“我”在小说中租了三次房搬了三次家，租来的家，象征着“我”在香港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而这种漂泊状态对于酒徒来说是永久且无法改变的，既是物质层面的窘迫，也是精神层面的漂浮。三次搬家所遇到的交集都不一样，同住一个家园下的人代表了他对家园空间的不同需求。第一次产生交集的是房东的女人，第二次产生交集的是一个妇女，第三次产生交集的是雷姓老母。这三个因家产生交集的女性刚好满足了一个男性在家庭中所必需的人际关系。从少女到少妇到老母，陪伴酒徒的永远是别人的家人，他始终以外来人的身份在香港寻找安身之处，寻找温暖的慰藉，直到最后雷姓老母亲被他逼死，他才明白他将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成为一个永远的孤儿。而喝酒本身作为寻找家园途中的发泄方式，被他同“寻找”这个行为一起放弃了。酒徒选择放弃寻找家园，并不是因为他融不进香港这个环境，而是他通过雷母之死发现自己早已无家可归。
香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益发展成国际性大都市，香港本土作家对于自己所处香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具有“香港意识”的作品日益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西的《我城》。西西以香港城市为书写对象，讲述了阿果在城市的种种生活，由衷地表达了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热爱之情，处处皆是对自己家园的喜爱。在1997年前，以黄碧云《失城》为代表的作品写出了香港人当时的心理状态。陈路远和赵眉因害怕香港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动选择移居加拿大，而他们在加拿大依旧无法安居乐业，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始终笼罩着他们，最后选择再搬回香港。“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i最终陈路远选择以杀死赵眉和自己孩子的方式，结束漂泊状态。从葛薇龙到酒徒，再到阿果、陈路远，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这片家园空间越来越热爱，然而这片家园给予和回报他们的永远只有欲望。葛薇龙对物质的欲望、酒徒对“根”的欲望、阿果对城市的欲望以及陈路远和赵眉对家的欲望。正如西西在《浮城志异》中“描绘了一个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浮在空中的城市。当风季来临的时候，浮城就会摇摆起来，而浮城上的人都会做同样的梦”j。这个“同样的梦”注定了所有奔赴香港或者是以香港为家园的人都活在自己虚妄的梦境中。 三、 作为殖民地的香港
香港自1897年7月1日被侵占，成了英国统领一百年的殖民地，因而它的殖民性与香港这片土地交织成长。在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中，受殖民地制约因而成为殖民者的亚当·史密斯和怀特始终游离在自己的家园之外，成为英国的时代旧民，“从他推辞不掉的应酬中，西恩已嗅出香港的英国人，不论礼仪举止、生活方式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k“这些英国殖民者，他们把自己关在南海一隅的孤岛上，无视于时代在前，从每个星期圣约翰教堂礼拜的座位，到每年总督府庆祝英王的寿辰宴会席次，依旧是一丝不苟，按照阶级管委俨然划分。”l殖民地的存在，既制约了殖民者的人道行为，也扭曲了被殖民者的期待心理。亚当·史密斯需要满足被殖民者的期待去完成自己殖民者的暴虐行为，怀特同样需要满足马来人对自己暴虐形象的期待。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满足同行的殖民者对于自身身份尊重的期盼，如史密斯时刻为自己包养黄得云而感到耻辱，继而发泄在黄得云身上。
被殖民者屈亚炳却享受着因殖民而带来的好处，屈亚炳出卖自己的家乡在香港谋得岗位，然后又与自己上司抛弃的女人黄得云纠缠在一起。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模仿英国人，正如小说中谈到香港人的英化程度之高：“本地的立法局议员、律师、医生，几乎清一色都是在英国受教育的高等华人，举止谈吐比英国人还英国人。”m由此可见，被殖民者在殖民地上完成了两个“使命”：一是对自己被殖民身份的认同，二是对殖民者统治者身份的迎合，最终沦为彻彻底底英化的香港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a 肖瑛：《家國之间：柏拉图的家邦关系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bc 安希孟：《家、国、同胞，于天下万民》，《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
dj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efgh张爱玲：《沉香屑·第一香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i 黄碧云：《失城》，《温柔的暴烈》，香港天地图书1994年版。
klm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作 者： 陈诗婕，香港城市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家园空间 《酒徒》 《香港三部曲》
一、 西方文学空间理论的家园空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和《理想国》中对家庭进行了界定，即家庭以血缘为本质，强调父慈子孝以及家庭权利由血缘亲疏分配。柏拉图基于家邦关系肯定了家庭“实质上是城邦的公共法律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a，由此建构了以家为地理坐标的家园空间。而这一时期的家园空间主要是为了城邦服务。基督教宣扬上帝，“认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所有人都是兄弟姊妹”b。基督教淡化家庭观念，认为所有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国际联盟，人类之上必然有一个自给自足自启自成的上帝”c。基督教站在上帝的角度宣扬人们要谨遵教会、听从上帝，从而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突出个人。这种重视个人的思想影响了家园空间的权威性，打破了家园空间的封闭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纷纷竖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家庭与城邦、国家、上帝的对抗开始转移到婚姻、爱情等个人事务之中。家庭成了婚姻的结果，人们对于家庭的理解开始慢慢缩小，成为一种个人事件。此时的家园空间相较于柏拉图时期的家园空间，其中心点发生位移，从家邦关系滑向个体关系，又再一次形成以人为核心的封闭性。20世纪的西方，高举后现代大旗，对自身的理性、科学等形成新一轮的反叛，从空间入手的理论家有福柯、列斐伏尔、索亚和迈克·克朗，他们纷纷试图找出空间被构建的证据，以历史的、后现代的观念进入空间。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以具体的家庭住宅为图例，分析家庭空间如何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从而得出家园空间受政治影响这一观念。
二、 作为家园的香港
“李欧梵在研究张爱玲时发现：‘凡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现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d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香港去留的故事。文中最开始便写到葛薇龙第一次来姑母家，因而姑母的形象也代表了葛薇龙对香港富人区的直观感受，“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 e“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f葛薇龙在姑母的引荐下认识了乔琪乔，和乔琪乔日益走近，不巧碰见乔琪乔和丫鬟睨儿做苟且之事，一气之下想要离开香港。她信誓旦旦地说：“反正我是要回去的。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要看见香港了。”而姑母劝她：“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g姑母作为明眼人，已经看出香港这个地方对于葛薇龙的影响和改变，而这种空间对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逆的。最终葛薇龙选择留在香港，和乔琪乔成为表面夫妻，沉沦在香港这座欲望横流的都市。葛薇龙被物欲捆绑，锁在香港的富人区中，走近“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h。香港引燃了她的物欲，她以烧毁未来作为代价留在香港，把自己活生生地困在其中，香港成了她内心真正的家园，而进入这个家园的通行证就是靠欲望焚烧作为她存在的代价。在张爱玲笔下，香港始终作为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可以满足人的性和欲望，但需要付出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是以城市倾倒为代价的，但其空间属性并未因城市倾倒而消失，他们的爱情作为奢侈的欲望依旧在香港得以实现。
20世纪60年代刘以鬯的《酒徒》已经在葛薇龙的离去问题上更进一步，作者考虑的是如何在香港谋生。刘以鬯在《酒徒》中塑造了一个终日在酒吧喝酒，为谋生而奔波的落魄文人。酒徒“我”在小说中租了三次房搬了三次家，租来的家，象征着“我”在香港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而这种漂泊状态对于酒徒来说是永久且无法改变的，既是物质层面的窘迫，也是精神层面的漂浮。三次搬家所遇到的交集都不一样，同住一个家园下的人代表了他对家园空间的不同需求。第一次产生交集的是房东的女人，第二次产生交集的是一个妇女，第三次产生交集的是雷姓老母。这三个因家产生交集的女性刚好满足了一个男性在家庭中所必需的人际关系。从少女到少妇到老母，陪伴酒徒的永远是别人的家人，他始终以外来人的身份在香港寻找安身之处，寻找温暖的慰藉，直到最后雷姓老母亲被他逼死，他才明白他将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成为一个永远的孤儿。而喝酒本身作为寻找家园途中的发泄方式，被他同“寻找”这个行为一起放弃了。酒徒选择放弃寻找家园，并不是因为他融不进香港这个环境，而是他通过雷母之死发现自己早已无家可归。
香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益发展成国际性大都市，香港本土作家对于自己所处香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具有“香港意识”的作品日益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西的《我城》。西西以香港城市为书写对象，讲述了阿果在城市的种种生活，由衷地表达了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热爱之情，处处皆是对自己家园的喜爱。在1997年前，以黄碧云《失城》为代表的作品写出了香港人当时的心理状态。陈路远和赵眉因害怕香港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动选择移居加拿大，而他们在加拿大依旧无法安居乐业，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始终笼罩着他们，最后选择再搬回香港。“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i最终陈路远选择以杀死赵眉和自己孩子的方式，结束漂泊状态。从葛薇龙到酒徒，再到阿果、陈路远，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这片家园空间越来越热爱，然而这片家园给予和回报他们的永远只有欲望。葛薇龙对物质的欲望、酒徒对“根”的欲望、阿果对城市的欲望以及陈路远和赵眉对家的欲望。正如西西在《浮城志异》中“描绘了一个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浮在空中的城市。当风季来临的时候，浮城就会摇摆起来，而浮城上的人都会做同样的梦”j。这个“同样的梦”注定了所有奔赴香港或者是以香港为家园的人都活在自己虚妄的梦境中。 三、 作为殖民地的香港
香港自1897年7月1日被侵占，成了英国统领一百年的殖民地，因而它的殖民性与香港这片土地交织成长。在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中，受殖民地制约因而成为殖民者的亚当·史密斯和怀特始终游离在自己的家园之外，成为英国的时代旧民，“从他推辞不掉的应酬中，西恩已嗅出香港的英国人，不论礼仪举止、生活方式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k“这些英国殖民者，他们把自己关在南海一隅的孤岛上，无视于时代在前，从每个星期圣约翰教堂礼拜的座位，到每年总督府庆祝英王的寿辰宴会席次，依旧是一丝不苟，按照阶级管委俨然划分。”l殖民地的存在，既制约了殖民者的人道行为，也扭曲了被殖民者的期待心理。亚当·史密斯需要满足被殖民者的期待去完成自己殖民者的暴虐行为，怀特同样需要满足马来人对自己暴虐形象的期待。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满足同行的殖民者对于自身身份尊重的期盼，如史密斯时刻为自己包养黄得云而感到耻辱，继而发泄在黄得云身上。
被殖民者屈亚炳却享受着因殖民而带来的好处，屈亚炳出卖自己的家乡在香港谋得岗位，然后又与自己上司抛弃的女人黄得云纠缠在一起。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模仿英国人，正如小说中谈到香港人的英化程度之高：“本地的立法局议员、律师、医生，几乎清一色都是在英国受教育的高等华人，举止谈吐比英国人还英国人。”m由此可见，被殖民者在殖民地上完成了两个“使命”：一是对自己被殖民身份的认同，二是对殖民者统治者身份的迎合，最终沦为彻彻底底英化的香港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a 肖瑛：《家國之间：柏拉图的家邦关系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bc 安希孟：《家、国、同胞，于天下万民》，《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
dj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efgh张爱玲：《沉香屑·第一香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i 黄碧云：《失城》，《温柔的暴烈》，香港天地图书1994年版。
klm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作 者： 陈诗婕，香港城市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