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近代以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中国吸收西方文明的窗口，如晚清、民国期间大量的留日学生与旅日文人，如“封建”等词汇正是经日本翻译而传入中国。今天，当我们重新思考、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涵义，展开往昔这一辉煌灿烂的文化篇章之时，更加促使我们反思中日文化交流中放送者与接受者这一身份的置换之缘由。因此，对日本五山文学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的研究，也就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张晓希教授长期致力于日本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等，具有丰富的日本古代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带领其团队历时五年，完成了新著《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著作以总体观照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坚实的史料，坚持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分别从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五山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日本中世文学的研究一直偏冷，尤其“‘五山文学完全是文学界的孤儿、天涯孤独’，说明了五山文学在日本学术界遭受冷遇、被学者们敬而远之的处境” 。本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全面系统探讨五山文学产生的背景、文学特色、与汉文学关系等问题的一部专著。
　　五山文学是日本继平安时代结束之后，从进入镰仓、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以镰仓、京都的“五山十刹”为中心，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效法汉诗文创作的文学艺术。作为日本汉文学巅峰的五山文学，具有明显的佛学倾向，崇尚内外典兼通的治学理念，推崇“朝经暮史昼子夜集”的学术风气，偏重诗文功效与禅修表里一致的文学观，创作形式丰富多样。五山文学的出现打破了数百年“白乐天风”独盛的汉诗局面，促进了对李杜苏黄等诗歌的接受，其深深地根植于浓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花朵。“五山文化的研究涉及书法、绘画、建筑、庭院、雕刻、工艺乃至饮食等领域”，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尚有大量有待拓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对各领域相互间以及总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影响进行探索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五山文化是建构日本中世文化重要的中坚力量，也是日本近世文化的母体” 。因而，对五山文化和文学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著以立体化的多维视角，对五山文学和文化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总体与个案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是其突出表现。从全书的框架结构来看，体现为由整体到个体，再提升、整合为整体的逻辑过程。在内容编排方面，开篇即以《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一章统领全书，详细地阐述了禅宗传入日本与五山文学产生、发展的关系，概述了五山文学的文学特性，尤其谈到了唐式茶会对日本茶道与宋元山水画对日本山水画的影响，“与禅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画逐渐脱离了对宋元山水画的单纯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气韵自然的日本独特画风。” 在对总体特性描述的基础上，以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名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相互激荡，糅合历时性的特性与共时性的比较。五山时期的汉诗人几乎都是禅僧，其中多数人在中国的宋、元、明时期都来过中国，学习佛法或论经布道或游历名山古刹，有意无意中肩负起传播中日两国文化的责任。著作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山诗僧虎关师炼、梦窗疏石、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景徐周麟、一休宗纯和策良周彦，分章逐节地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主题方面看，主要集中在佛学与文学、儒学方面，其中甚多涉及绘画、庭园方面的研究，如在第三章《梦窗疏石的造园思想与风格》中，对日本中世禅式庭园的开拓者梦窗疏石的造园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从自然风景、样式以及主题的表现和思想方面进行了考查，指出梦窗疏石的造园具有形态多样、内容与主题丰富、融合隐逸志趣和禅诗颂庭的特点。又如在第九章《汉诗与文化交流》中，在对策良周彦的汉诗进行研究时，除从影响研究方面着手外，还另辟蹊径从宗教与外交的角度对其汉诗的寓意进行了解读，并认为遣明使实际上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吸收和嫁接了中国文化，而汉诗便是其载体。较之传统单一从汉诗的角度研究，《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从更多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较为立体化的视角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与启发。
　　再次，从流散视角对五山文学中的“流散汉诗”进行研究。流散研究最初出现在对非洲裔黑人与非洲的关系研究中，逐渐被运用于对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加勒比人与华人的相关研究。实际上，早在流散研究兴起之前，流散现象就已有之。国内有学者对亚非地区的古代流散文学有详细深刻的分析 。五山文学中的诗僧无学祖元和一山一宁，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东渡日本，却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兴起了平安时期后的又一次汉文学高潮。在《中日古代流散汉诗及其特点》一章中，作者从思乡性、冲突与融合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流散者进行了考查。首先，作者分别选取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渡日高僧一山一宁作为研究对象。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阿倍仲麻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贵族出身的阿倍在唐五十余年，长期对故土的思念深深地寄寓在 《望乡诗》与《无题》两首诗中，写下了“输忠孝不全”、“归国定何年”的诗句。一山一宁是元初禅宗高僧，在日十八载，住持过南禅、建长、圆觉等大寺，创立了“一山派禅学”，被宇多法王称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其诗中对故国的思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颠沛流离的酸楚之感。其次，作者从身份认同和异质性两个角度切入。由日入元、明的两位僧人雪村友梅和绝海中津在其汉诗中呈现了异质文化所带来的冲突，如在《会昌茂宗》一诗中，体现了其在异乡中所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远离故土而又难以融入汉民族文化，孤寂却又难觅知音。绝海中津的汉诗除同样具有上述特点外，还体现了融合与传播的特点。在《读杜牧集》一诗中，多处使用“赤壁”“阿房宫”等典故，作者细致分析后写道：“多年在明养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影响，使作者将中国文化渗入到了自己的内心，经过长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将两国文化融会贯通，最终下笔如有神地写下了这首汉诗。” 实际上，这与中国历代以来的士大夫文人的怀古咏史诗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基于流散汉诗所内涵的混杂性与跨文化的特质，对其丰富意义的揭示也展示出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
　　跨语言的文学研究也是本著一大特色。文化是语言的载体，语言的掌握关系着对其背后文化的理解。在以往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由于研究者难以跨越语言的障碍，不得不依靠译本进行学术的研究，这样既衍生了对原文的误解，也约束了研究者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有效使用。五山文学本身具有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特质，天然地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张晓希教授拥有多年日语教学经验，其团队成员也是经过数年的日语学习和训练，都能熟练运用日语。从书中注释与参考文献中不难发现，作者运用的大多是日文第一手资料，因此，大量地接触、参照相关的原文资料，得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增加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五山文学不是单纯的日本文学，也不是单纯的汉文学，而是两者的混杂与糅合、冲突与融合、吸收与变异。五山文学不仅内涵奥义深邃的佛学知识和儒学大义，还旁涉绘画、造园等艺术，具有十分丰富、广阔的内涵与外延。《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对此做了充分、详细、深入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言，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颖的角度。但正如王晓平先生在《序》中所指出，鉴于五山文学的庞杂性，在汉籍考辨、抄物研究、人物交流、作品阐释和理论探究方面尚待学人朝经暮史。任重道远，我们期待张晓希教授在这一领域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