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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的是母亲董边1998年病重时,在住院的十个月里,给我们讲述的关于她的故事。
她怀念延安的生活,怀念和我父亲田家英相识相爱的美好日子,称“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现整理出来,以释怀我们对父母的深深思念。
初次接触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对家英印象很好,以后也去了延安。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了。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政研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延安时期的婚姻,只要一方提出意愿,就可以离婚。刘承智给组织上写了报告。
家英不同意离婚,但鉴于女方坚持离,情绪很不好,躺在炕上不吃饭,不工作,也不起来。周太和是政研室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了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建立感情
接触多了,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5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的门不锁。家英没有衬衣,就穿着那一身灰军装和衣而睡。我一叫,他爬起来就走。
那时正是苏德大战的时候,我们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每天早上都去,就在我们窑洞的山顶上。山上没有人,也没有石头,没有树,就是些土堆。
王家坪军委所在地的外边,有一片桃树林,周末大家都在桃林跳舞。没人的时候,我们也到树林里散步,谈心事。晚上在树林里散步,非常惬意。
延安人对延河是很有感情的,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洗澡区分男区、女区,大家跳到水里边洗。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李锐在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延安的生活的确是这样,衣着非常简单。
我们相爱以后,常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边洗边聊。洗完后,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晚上12点。延安很安全,不用担心天色多晚。
望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他从13岁就脱离了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子,没人呵护,5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后来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感受了人间的冷暖。
我们交心地聊着,相互感到很温暖。
整风中加深了解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还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这样对对方的思想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家英的自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家乡办刊物。他们几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自办的《金箭》杂志,在成都地区影响还不小呢。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受侯方岳的影响,在救亡运动中接触了地下党组织。侯方岳介绍他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斯大林传》等,使他从参加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者,成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前几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要过家英在延安时填写的自传,但没找到。延安时期写的思想自传,有万把字,对研究人物的思想成长很有价值。
思想整风,家英哭了
延安整风,思想入党是个关。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在吴俊扬和家英同住的窑洞里开会。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很认真。讨论问题时,家英也是发言很积极的一个。
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则指出他较多的缺点。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了,“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家英饭都没吃,躺在炕上蒙着头哭。
那时,我和家英已经谈恋爱了,两个人互相交换思想,谈得很多。他没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痛苦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思想上比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我劝了他,他很快把烧饼吃了。
家英后来跟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了。
延安整风,对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很快地成熟起来。
“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
在政研室,家英跟谁都能说得来,非常善于说话。我不善说,但和家英相熟后,我俩很能说到一起。
家英给人的印象,是不拘小节。他走路蹦蹦跳跳的,在陕北公学时,同班的金岚给他起了个外号——“田鸡”,说他活像一只小青蛙。从此,大家都叫他“田鸡”,家英不但不生气,还索性把笔名改作田基。到政研室,他年龄最小,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儿”,没有人叫他田家英。
家英衣着不讲究,鞋子经常是破得露出脚指头,衣服只有外边穿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开饭时,大家都用搪瓷缸子吃饭,家英人小,个子不高,但饭量大,吃得特别多。他头上顶着个搪瓷大钵子,盛得满满一钵小米饭,打回窑洞边看书边吃。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条编成的凉鞋,还用他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改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你们看到没有呀?”家英穿上新衣也非常高兴。这是他到延安后第一次穿有人专为他做的衣服,心里暖烘烘的。大生产运动后,我和老乡换工,我纺线,让老乡帮我织布,换回蓝道粗布,给家英做了衬衣,还做了一床被子。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延安八年,每人就做过可数的几件衣服,平日全部的家当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如果有人结婚,就带上自己的行李,两个人搬到一个窑洞,就算结婚了。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不曾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也没有生气,没有说不好听的话。我和刘承智是女大(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来往不多,只是跳舞时认识。当时只知道她是田家英的爱人,但两人性格不合。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她一点吧。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我的这个心愿很早以前就有。调到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批准。
10月,杨家岭组织了上前方的队伍。因政研室就我一个女同志,我便给蔡大姐(蔡畅)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了,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我和冉实、孔筱分在一个支队。
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不同意。
为了送我,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做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政研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是好朋友,他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一直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俩别送了,回去吧,他们舍不得回,还是往前送。
我们的队伍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张家口后,冉实被派往东北,我被派往冀东。在张家口,我们看到有卖水果糖的,这是自1937年到延安后八年来第一次看到水果糖,就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后来听吴俊扬讲,1946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块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给去冀东的人代捎,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没有捎到。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冀东后,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一次他正在给学员上课,接到我的信,拆开一看,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以后,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有:“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后放在妇联机关办公室的抽屉里,“文革”中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可惜极了。那些记载着当年我们相互传递感情的诗和信都不在了,只记得这两句诗。
冀东三年,我在冀东区党委民运部做减租减息、土改、落实《五四指示》等工作。在这期间,我担任过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当时,组织上想培养妇女干部。邵青华是遵化县的县委副书记,白云是区长,我是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区委书记。我在二区当区委书记一年多,这时已经打内战了。
内战时期,干部要在战区工作下去,是群众保护了我们。记得敌人刚进遵化县,我还穿着部队的军装,一位老大娘看到我,说:“哎呀,你穿这样的衣服,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干部。”她马上把自己的黑大襟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那时和老百姓是真正的鱼水关系。长期在群众当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段日子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
三年中,还有一次和家英通信是土改时。有人从西柏坡回冀东,家英给我捎来了《土地法大纲》,书里边夹了张小纸条。分别三年,虽然我们很少通信,但互相都很想念。
1948年12月,我从冀东来到西柏坡,那时家英已经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了。我到西柏坡时,他正被主席派到东北作调查,托陈伯达关照我。直到第二年,家英才从东北回来。
这期间,陈伯达要我去党校学习,我没同意。我找了邓大姐(邓颖超),参加了中央妇委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从此,我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家英则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了18年。
团聚后,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怀念延安的生活,怀念和我父亲田家英相识相爱的美好日子,称“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现整理出来,以释怀我们对父母的深深思念。
初次接触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对家英印象很好,以后也去了延安。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了。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政研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延安时期的婚姻,只要一方提出意愿,就可以离婚。刘承智给组织上写了报告。
家英不同意离婚,但鉴于女方坚持离,情绪很不好,躺在炕上不吃饭,不工作,也不起来。周太和是政研室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了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建立感情
接触多了,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5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的门不锁。家英没有衬衣,就穿着那一身灰军装和衣而睡。我一叫,他爬起来就走。
那时正是苏德大战的时候,我们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每天早上都去,就在我们窑洞的山顶上。山上没有人,也没有石头,没有树,就是些土堆。
王家坪军委所在地的外边,有一片桃树林,周末大家都在桃林跳舞。没人的时候,我们也到树林里散步,谈心事。晚上在树林里散步,非常惬意。
延安人对延河是很有感情的,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洗澡区分男区、女区,大家跳到水里边洗。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李锐在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延安的生活的确是这样,衣着非常简单。
我们相爱以后,常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边洗边聊。洗完后,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晚上12点。延安很安全,不用担心天色多晚。
望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他从13岁就脱离了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子,没人呵护,5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后来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感受了人间的冷暖。
我们交心地聊着,相互感到很温暖。
整风中加深了解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还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这样对对方的思想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家英的自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家乡办刊物。他们几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自办的《金箭》杂志,在成都地区影响还不小呢。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受侯方岳的影响,在救亡运动中接触了地下党组织。侯方岳介绍他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斯大林传》等,使他从参加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者,成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前几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要过家英在延安时填写的自传,但没找到。延安时期写的思想自传,有万把字,对研究人物的思想成长很有价值。
思想整风,家英哭了
延安整风,思想入党是个关。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在吴俊扬和家英同住的窑洞里开会。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很认真。讨论问题时,家英也是发言很积极的一个。
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则指出他较多的缺点。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了,“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家英饭都没吃,躺在炕上蒙着头哭。
那时,我和家英已经谈恋爱了,两个人互相交换思想,谈得很多。他没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痛苦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思想上比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我劝了他,他很快把烧饼吃了。
家英后来跟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了。
延安整风,对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很快地成熟起来。
“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
在政研室,家英跟谁都能说得来,非常善于说话。我不善说,但和家英相熟后,我俩很能说到一起。
家英给人的印象,是不拘小节。他走路蹦蹦跳跳的,在陕北公学时,同班的金岚给他起了个外号——“田鸡”,说他活像一只小青蛙。从此,大家都叫他“田鸡”,家英不但不生气,还索性把笔名改作田基。到政研室,他年龄最小,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儿”,没有人叫他田家英。
家英衣着不讲究,鞋子经常是破得露出脚指头,衣服只有外边穿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开饭时,大家都用搪瓷缸子吃饭,家英人小,个子不高,但饭量大,吃得特别多。他头上顶着个搪瓷大钵子,盛得满满一钵小米饭,打回窑洞边看书边吃。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条编成的凉鞋,还用他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改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你们看到没有呀?”家英穿上新衣也非常高兴。这是他到延安后第一次穿有人专为他做的衣服,心里暖烘烘的。大生产运动后,我和老乡换工,我纺线,让老乡帮我织布,换回蓝道粗布,给家英做了衬衣,还做了一床被子。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延安八年,每人就做过可数的几件衣服,平日全部的家当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如果有人结婚,就带上自己的行李,两个人搬到一个窑洞,就算结婚了。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不曾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也没有生气,没有说不好听的话。我和刘承智是女大(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来往不多,只是跳舞时认识。当时只知道她是田家英的爱人,但两人性格不合。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她一点吧。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我的这个心愿很早以前就有。调到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批准。
10月,杨家岭组织了上前方的队伍。因政研室就我一个女同志,我便给蔡大姐(蔡畅)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了,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我和冉实、孔筱分在一个支队。
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不同意。
为了送我,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做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政研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是好朋友,他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一直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俩别送了,回去吧,他们舍不得回,还是往前送。
我们的队伍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张家口后,冉实被派往东北,我被派往冀东。在张家口,我们看到有卖水果糖的,这是自1937年到延安后八年来第一次看到水果糖,就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后来听吴俊扬讲,1946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块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给去冀东的人代捎,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没有捎到。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冀东后,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一次他正在给学员上课,接到我的信,拆开一看,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以后,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有:“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后放在妇联机关办公室的抽屉里,“文革”中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可惜极了。那些记载着当年我们相互传递感情的诗和信都不在了,只记得这两句诗。
冀东三年,我在冀东区党委民运部做减租减息、土改、落实《五四指示》等工作。在这期间,我担任过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当时,组织上想培养妇女干部。邵青华是遵化县的县委副书记,白云是区长,我是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区委书记。我在二区当区委书记一年多,这时已经打内战了。
内战时期,干部要在战区工作下去,是群众保护了我们。记得敌人刚进遵化县,我还穿着部队的军装,一位老大娘看到我,说:“哎呀,你穿这样的衣服,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干部。”她马上把自己的黑大襟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那时和老百姓是真正的鱼水关系。长期在群众当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段日子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
三年中,还有一次和家英通信是土改时。有人从西柏坡回冀东,家英给我捎来了《土地法大纲》,书里边夹了张小纸条。分别三年,虽然我们很少通信,但互相都很想念。
1948年12月,我从冀东来到西柏坡,那时家英已经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了。我到西柏坡时,他正被主席派到东北作调查,托陈伯达关照我。直到第二年,家英才从东北回来。
这期间,陈伯达要我去党校学习,我没同意。我找了邓大姐(邓颖超),参加了中央妇委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从此,我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家英则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了18年。
团聚后,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