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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抗日，到现在接受更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一晃已是70年
飞抵成都当晚，刘召回悄悄地把手表调成了北京时间，“我走的时候18岁，现在已经88岁了，70年咯!要回家了，我心上喜欢。”尽管看上去略显潦倒，但刘召回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坐着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走路的时候，步履矫健，甚至可以小跑。
从缅甸腊戌到云南，再从云南到四川，一段并不算长的路，隔着70年。
离乡
刘召回的家，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
上世纪30年代的陶家沟村，成片的稻田中，零散搭着一些茅草棚。其中一间，就是刘召回的家。“那时候都是茅草棚，打了谷子后用稻草来盖房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刘召回努力想要捡回70前的记忆。
刘家有6个孩子，三男三女，刘召回是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由于家穷，他没钱读书，只能在村里干农活贴补家用。
抗战开始后不久，18岁的刘召回和同村的三个孩子一起当了兵，“—开始说，家里如果有4个男孩的话，就找老大老二去当兵。到后来根本不管了，开始乱抓。要是不听，就把手背到后面去，绑起来。我怕被抓，就去当兵了。”
刘召回的乳名叫刘东娃，和他一起当兵的几个孩子分别是肖四娃、肖谷娃和冯东娃。
临行那天很是热闹，村里男女老少都来送行。如今74岁的村民刘建国回忆说，那时他只有四五岁，看到几个小伙---子戴着大红花，挺着胸脯，兴冲冲上了路，“没看见他们任何 人回来”。
70年后，刘召回带回了答案——几个半大孩子，从广安经贵州，一路步行到昆明，才坐上开往保山的汽车。途中，刘召回的几个老乡相继或饿死或病死。战争
“我的部队是36师，106团，我们的总司令是宋希濂，师长叫李子鹏……”88岁的刘召回至今仍清晰地记着部队的番号。2009年初，不会写字的他特意托别人把这些记在纸上，用来寻亲。 在部队里，刘召回担任机枪手，“我们打过怒江，打过高黎贡山，那是个大雪山。” 高黎贡山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夜间山顶温度能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每每讲到打仗的历史，刘召回都要提起高黎贡山，“那个雪有一丈厚，人身上都是雪，像洒了盐巴一样，冷都要冷死100多人。我们打了两天两夜，死了好多人啊，死的时候雨鞋还穿着，枪还背着。”
高黎贡山之后，刘召回又跟着部队打到了腾冲。此时的腾冲城，已经被日军占领。
中国军队攻到腾冲西门城下时，遭到了一次偷袭。“他们把阵地架到树上，那个树好大呀。我们不知道，从下面走过的时候，被他们打死了几百人。一路上，我们都是踩着死人过去的。我们吃没的吃，穿没的穿。日本人穿的是靴子，我们穿的是草鞋。他们的刺刀也比我们好，前面还带个弯尖，我们的刀不快。”
说着说着，刘召回怔怔地唱起了当年的军歌。随同刘召回回国的外孙何观源解释说，他也是不久前，第一次听到外公唱这首歌，“那天他碰到从中国来的一位记者，答应帮他找家，他特别兴奋，声音也变得洪亮了。”
流亡
在腊戌的几十年，刘召回有一多半的时间在给别人打苦工——卖柴火、卸货。“我妈妈说，外公那时候干完活，衣服都能拧出汗水。”外孙何观源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外公很可怜。
近年来，刘召回做起了小本生意。他每天早上挑着担子到街上摆摊，卖些耳环、手链及1600元缅币(约合人民币11元)一双的鞋子。生活勉强维持，但始终攒不下回家的路费。
在何观源眼中，尽管有四个儿子，—个女儿，但外公仍是个孤独的老人。“他平时很少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外公是当兵打过日本鬼子的。”
寻亲
2009年3月，在本刊及热心网友的帮助下，刘召回终于找到了家。此时，远在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的家人们，也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寻找。
“我们找了他几十年，一直没有消息，都以为他死了。我公公婆婆I临去世前还在念叨，说有个当兵的儿子，现在也不晓得还在不在。”刘召回的弟媳周维芬说。
周维芬的丈夫刘召容是刘召回最小的弟弟，1943年出生。刘召回当兵前，他还没有出世。1963年，刘召容也参了军。在部队的几年，他四处打听刘召回的消息，始终无果。直到去世前，刘召容还念念不忘这位未曾谋面的大哥。
如今，刘召回家只剩下了他的弟媳、姐夫和几个外甥，侄儿。
回家
6月1日，刘召回从昆明飞往成都。刚出机场，媒体记者就拥了上来，在《华西都市报》的安排下，四川10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也戴着勋章，捧着献花，准备接刘召回回家。其中一名老兵将脖子上挂着的一枚勋章摘下来，送给刘召回。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刘召回显得有些无措。
“这是我们的省城吗。”坐在商务车上，刘召回兴奋地四处张望着，“以前没打仗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想过要来省城。这个房子好啊。”
6月2日一大早，刘召回沿袭了在缅甸时的习惯 5点起床，用冷水洗头，之后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好房子”。刚洗过的头发，比前两天稍显整齐了些。
“村里以前都是土瓦房，现在都是几层楼了。”在回家的路上，刘召回精神饱满。
汽车刚刚在周维芬家门前停稳，村子立刻沸腾了，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车门打开，刘召回被村民和记者们围了起来。老人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他很快稳定了情绪，在村民们的拥簇下，走到房前的长凳上坐好。
“让我看看你的脑袋上有没有个伤疤。”姐夫戴明进笑着向旁人解释，“我们小时候在河里摸鱼，他摔过一跤，脑袋上有个疤。"
回到家的刘召回兴奋地一杯接一杯喝着啤酒，不厌其烦地坐在长凳上和村里的老人们叙旧、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
“这就是我的家咯!”刘召回家的老房子就在离周维芬家不远处。过去的茅草棚如今已经变成了砖房，“那个地以前就是我家的，秧子黄黄的。”刘召回终于在“变了大模样”的家乡开启了尘封的记忆。
中午吃团圆饭的时候，刘召回第一次主动举起酒杯：“感谢你们的照顾和帮助，让我终于落叶归根，还能再吃到家乡正宗的回锅肉……”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见到你们，老天保佑我活下来了。”刘召回用袖口抹了抹眼睛，对家人说，“我这次回来，在畹町桥有当兵的给我敬礼，有好多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献花，有好多的相机对着我拍。我心里满意了，喜欢了。”
刘召回回家，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6月1日，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险峰，副市长宁坚看到媒体报道后，当即作出批示：要求市县外事部门去看望慰问老兵刘召回，要求做好服务工作。
从当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抗日，到现在接受更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一晃已是70年。
飞抵成都当晚，刘召回悄悄地把手表调成了北京时间，“我走的时候18岁，现在已经88岁了，70年咯!要回家了，我心上喜欢。”尽管看上去略显潦倒，但刘召回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坐着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走路的时候，步履矫健，甚至可以小跑。
从缅甸腊戌到云南，再从云南到四川，一段并不算长的路，隔着70年。
离乡
刘召回的家，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
上世纪30年代的陶家沟村，成片的稻田中，零散搭着一些茅草棚。其中一间，就是刘召回的家。“那时候都是茅草棚，打了谷子后用稻草来盖房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刘召回努力想要捡回70前的记忆。
刘家有6个孩子，三男三女，刘召回是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由于家穷，他没钱读书，只能在村里干农活贴补家用。
抗战开始后不久，18岁的刘召回和同村的三个孩子一起当了兵，“—开始说，家里如果有4个男孩的话，就找老大老二去当兵。到后来根本不管了，开始乱抓。要是不听，就把手背到后面去，绑起来。我怕被抓，就去当兵了。”
刘召回的乳名叫刘东娃，和他一起当兵的几个孩子分别是肖四娃、肖谷娃和冯东娃。
临行那天很是热闹，村里男女老少都来送行。如今74岁的村民刘建国回忆说，那时他只有四五岁，看到几个小伙---子戴着大红花，挺着胸脯，兴冲冲上了路，“没看见他们任何 人回来”。
70年后，刘召回带回了答案——几个半大孩子，从广安经贵州，一路步行到昆明，才坐上开往保山的汽车。途中，刘召回的几个老乡相继或饿死或病死。战争
“我的部队是36师，106团，我们的总司令是宋希濂，师长叫李子鹏……”88岁的刘召回至今仍清晰地记着部队的番号。2009年初，不会写字的他特意托别人把这些记在纸上，用来寻亲。 在部队里，刘召回担任机枪手，“我们打过怒江，打过高黎贡山，那是个大雪山。” 高黎贡山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夜间山顶温度能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每每讲到打仗的历史，刘召回都要提起高黎贡山，“那个雪有一丈厚，人身上都是雪，像洒了盐巴一样，冷都要冷死100多人。我们打了两天两夜，死了好多人啊，死的时候雨鞋还穿着，枪还背着。”
高黎贡山之后，刘召回又跟着部队打到了腾冲。此时的腾冲城，已经被日军占领。
中国军队攻到腾冲西门城下时，遭到了一次偷袭。“他们把阵地架到树上，那个树好大呀。我们不知道，从下面走过的时候，被他们打死了几百人。一路上，我们都是踩着死人过去的。我们吃没的吃，穿没的穿。日本人穿的是靴子，我们穿的是草鞋。他们的刺刀也比我们好，前面还带个弯尖，我们的刀不快。”
说着说着，刘召回怔怔地唱起了当年的军歌。随同刘召回回国的外孙何观源解释说，他也是不久前，第一次听到外公唱这首歌，“那天他碰到从中国来的一位记者，答应帮他找家，他特别兴奋，声音也变得洪亮了。”
流亡
在腊戌的几十年，刘召回有一多半的时间在给别人打苦工——卖柴火、卸货。“我妈妈说，外公那时候干完活，衣服都能拧出汗水。”外孙何观源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外公很可怜。
近年来，刘召回做起了小本生意。他每天早上挑着担子到街上摆摊，卖些耳环、手链及1600元缅币(约合人民币11元)一双的鞋子。生活勉强维持，但始终攒不下回家的路费。
在何观源眼中，尽管有四个儿子，—个女儿，但外公仍是个孤独的老人。“他平时很少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外公是当兵打过日本鬼子的。”
寻亲
2009年3月，在本刊及热心网友的帮助下，刘召回终于找到了家。此时，远在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的家人们，也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寻找。
“我们找了他几十年，一直没有消息，都以为他死了。我公公婆婆I临去世前还在念叨，说有个当兵的儿子，现在也不晓得还在不在。”刘召回的弟媳周维芬说。
周维芬的丈夫刘召容是刘召回最小的弟弟，1943年出生。刘召回当兵前，他还没有出世。1963年，刘召容也参了军。在部队的几年，他四处打听刘召回的消息，始终无果。直到去世前，刘召容还念念不忘这位未曾谋面的大哥。
如今，刘召回家只剩下了他的弟媳、姐夫和几个外甥，侄儿。
回家
6月1日，刘召回从昆明飞往成都。刚出机场，媒体记者就拥了上来，在《华西都市报》的安排下，四川10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也戴着勋章，捧着献花，准备接刘召回回家。其中一名老兵将脖子上挂着的一枚勋章摘下来，送给刘召回。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刘召回显得有些无措。
“这是我们的省城吗。”坐在商务车上，刘召回兴奋地四处张望着，“以前没打仗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想过要来省城。这个房子好啊。”
6月2日一大早，刘召回沿袭了在缅甸时的习惯 5点起床，用冷水洗头，之后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好房子”。刚洗过的头发，比前两天稍显整齐了些。
“村里以前都是土瓦房，现在都是几层楼了。”在回家的路上，刘召回精神饱满。
汽车刚刚在周维芬家门前停稳，村子立刻沸腾了，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车门打开，刘召回被村民和记者们围了起来。老人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他很快稳定了情绪，在村民们的拥簇下，走到房前的长凳上坐好。
“让我看看你的脑袋上有没有个伤疤。”姐夫戴明进笑着向旁人解释，“我们小时候在河里摸鱼，他摔过一跤，脑袋上有个疤。"
回到家的刘召回兴奋地一杯接一杯喝着啤酒，不厌其烦地坐在长凳上和村里的老人们叙旧、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
“这就是我的家咯!”刘召回家的老房子就在离周维芬家不远处。过去的茅草棚如今已经变成了砖房，“那个地以前就是我家的，秧子黄黄的。”刘召回终于在“变了大模样”的家乡开启了尘封的记忆。
中午吃团圆饭的时候，刘召回第一次主动举起酒杯：“感谢你们的照顾和帮助，让我终于落叶归根，还能再吃到家乡正宗的回锅肉……”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见到你们，老天保佑我活下来了。”刘召回用袖口抹了抹眼睛，对家人说，“我这次回来，在畹町桥有当兵的给我敬礼，有好多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献花，有好多的相机对着我拍。我心里满意了，喜欢了。”
刘召回回家，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6月1日，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险峰，副市长宁坚看到媒体报道后，当即作出批示：要求市县外事部门去看望慰问老兵刘召回，要求做好服务工作。
从当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抗日，到现在接受更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一晃已是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