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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crownyouwithapotof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你该知道的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叶公超时而执教，时而执笔，时而从党，时而從政，时而主持侨务，时而主持外交，时而服务国内，时而奔波海外，终于劳累过度，于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由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编辑的《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这本书中的许多作者，用聪识通明、坦率真诚、风流儒雅、艺文惊世、清高绝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你该知道的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叶公超时而执教，时而执笔，时而从党，时而從政，时而主持侨务，时而主持外交，时而服务国内，时而奔波海外，终于劳累过度，于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由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编辑的《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这本书中的许多作者，用聪识通明、坦率真诚、风流儒雅、艺文惊世、清高绝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