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平线》的寓言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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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地平线》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以巴黎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回忆往事并寻找失去之人的过程再现了人物迷惘失落的生存困境。本文以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作为切入点、从文本的破碎性、精神氛围的忧郁性以及救赎功能三个层面挖掘《地平线》中的寓言性特征。小说在记录人物迷惘失落的生存困境时,也把救赎的希望投射在文本之中,展现了寓言的救赎功能。
   关键词:莫迪亚诺 《地平线》 寓言 救赎
   《地平线》是法国小说家莫迪亚诺于2010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延续了以往作品中存在的以“寻找”和“回忆”作为支点的创作主题。小说以博斯曼作为唯一的叙事者,回忆与现时并置而行,主人公一边通过搜寻残存的过往记忆交代年轻时自己与玛格丽特从相识交往到最后分别失联的过程,一边在现时的世界中寻找玛格丽特的踪迹。在以往对小说《地平线》的分析中,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从人物形象以及记忆主题这些角度出发进行解读,但对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寓言性特征未进行深入挖掘。《地平线》这部小说中充满忧郁的氛围,文本形式摈弃了传统小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原则,呈现出鲜明的寓言性。
   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最早在《德意志悲剧的起源》中提出,在后续的著作中逐渐发展完善、趋向成熟。在《德意志悲剧的起源》一书中,本雅明以17世纪巴罗克时期的悲衰剧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在他看来,悲衰剧与传统时期的悲剧存在显著区别,前者摈弃了对神话中英雄形象的描述,转而展现世俗生活中普通人的悲惨处境。巴罗克悲衰剧是对灾难现实、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式再现,它打破了传统艺术和文本形式一以贯之的连续性、整体性,转向零碎的、断裂的以及灾难性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零碎与现实生活中的废墟、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堕落建立起本质性的联系,用以凸显存在的无意义,这种艺术形式同样寓言式地表露了废墟之上救赎的存在。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可以总结为三个特征,即文本表现形式的破碎性、精神氛围的忧郁性、以及寓言所具有的救赎性。本文以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作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地平线》的寓言性特征。小说在破碎的表现形式以及忧郁的精神氛围中以“寻找”主题作为基调、书写现代人迷茫失落的生存处境,同时也为个体存在的困境注入救赎的希望。
   一.破碎性
   破碎性是寓言性叙事的首要特征。“从对巴罗克戏剧寓言式 批评中本雅 明提出了与卢卡奇古典主义整体性原 则相对立的现代主义原则——残破性”[1]。破碎的文本形式是寓言对社会现实的艺术性表达,传统古典主义的整体性、统一性原则已经无法再现灾难般的生存境况,废墟般的社会现实只能通过残破的寓言形式进行映照。
   在《地平线》中文本的破碎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时间的断裂上。首先,回忆本身具有破碎性,这种断裂的形式,通过人物的回忆碎片表露出来。博斯曼回想起来的事件并不是连续统一的,而是时断时续且极为偶然的。他在回想青年时期时脑海中浮现一张张陌生又熟悉的脸庞,却无法记得发生过的事情的全貌,记忆断裂成一块块片段,彼此之间毫无联系。在小说的开头,博斯曼便对自我回忆的特征做了明晰的描述与定义,他在回忆往事时所能获得的只是过往事件的种种片段,事情的全貌被迷雾遮盖,无法以一种整体的、统一的形式显现。博斯曼将这些“破碎的往事”称作“暗物质”,它隐藏在确切事件与熟悉事物的后面,在偶然的瞬间闪出微弱的光,“他见这些闪光极其微弱,就闭目思索,寻找能产生联想的细节,使他能再现整体,但整体并未出现,只有一些片段,一些星辰。”[2]2-3博斯曼回想与玛格丽特相处交往时的种种情景,无法严格地按照从结识到熟识再到最后的分别这种连续的时间顺序进行展开,而只能像捡拾贝壳般断续地回忆。
   其次,回忆打乱了现时的时间秩序,现在与回忆的并置交织引发文本中叙事时间的断裂。《地平线》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叙事没有完整统一的故事情节,回忆与梦境交织在事件的进程中,打破了了情节和结构的统一性。例如,在博斯曼躺在沙发上休息时,回忆便会伺机而动,叙事者转而描绘记忆,“往事如同漂浮的白云。他们接连飘过,而博斯曼则躺在长沙发上,这时是午饭之后,这沙发使他想起过去的那张沙发,是在吕西安·霍恩巴赫的办公室里。”[2]144紧接着,博曼斯便回忆起过去自己与玛格丽特在普特雷尔大夫的家中聊天时的场景。回忆的碎片闯入绵延的现时之中,并对现时的完整性进行割裂,回忆与现时都以碎片的形式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内。《地平线》中存在着多处类似的回忆场景,往事经由某种熟悉事物的牵引而突然显现,街道、建筑、车站等具体的空间意象成为连接现在与过去的纽带,回忆经由这些客观物质的触碰从人的潜意识中跳出,横亘在眼前。文本的叙事结构也因此被回忆打乱,现时被回忆割裂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而回忆本来就以零散、破碎的形式显现,小说的叙事时间由此呈现出无序和混乱的零散状态。这种碎片化的叙述形式赋予了《地平线》以寓言性叙事的特征。
   二.忧郁性
   对于忧郁这一情感氛围的营造,是莫迪亚诺小说创作的核心特征。《暗店街》中失去记忆的私人侦探,不断寻访朋友,搜集过往生活的种种线索,以了解自己被迷雾覆盖的前半生。“寻根”之途,忧郁的情绪四处弥漫。《青春咖啡馆》中主人公露姬在迷茫徘徊的生活中,追寻意义与幸福,最终却走向陨落。在这种无望的寻找中,忧郁的情感氛围也同样贯穿始终,挥之不去。在《地平线》这部小说的文体风格中,莫迪亞诺依然延续了对忧郁氛围的营造。小说中弥漫着的由叙事人物的情感和经历引发忧郁氛围与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互相映照。在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中,忧郁并不仅仅是一种消极负面的情绪体验,它同样具有“赋予已丧失意义的对象以意义”的能动性。
   首先,小说中四处弥散、挥之不去的忧郁通过主人公游荡徘徊的生存处境以及迷茫失落的精神状态展现。《地平线》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与背景设置在二战之后的法国巴黎,战争的毁灭性不仅体现在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上,同样也体现在对个体精神状态残害中。对于战后人类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的关注与反思,一直是莫迪亚诺创作的着眼点,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形形色色的沉湎于过往、徘徊迷失于现时、无法迈进未来的人物是对战后个体生存境况的寓言式再现。作为博斯曼追忆缅怀的旧恋人,玛格丽特为了摆脱黑暗过去的纠缠从家乡柏林出逃,她的生存空间不停地转换,活动轨迹朝不同地方延展,在巴黎与博斯曼相识,而后又逃离到不知名的远方。这种游荡无依、四处奔波的生活方式有力地凸显了人物精神的失落与徘徊。博斯曼同样有着不可言说的痛苦过往,为了躲避红发女人与德国男子的经济纠缠,他不停地辗转于巴黎的不同街道,四处更换住址。他们一起游荡在生活的边缘处,在过往与未来的现时夹缝中迷失方向。小说中,博曼斯是一位小说家,他通过书写故事来反映自身的情绪体验与精神状态,“在这远离尘嚣的安静房间里,练习簿上一排排字为什么写得如此之密?他写得文字又为什么如此忧伤,令人透不过来气?”[2]41在进一步的思索中,博曼斯意识到“这也许是他用来表达窒息感的方法。”[2]41由此可见,这种忧郁与窒息的情感体验一直围绕在博曼斯的周围,即使在与玛格丽特的交往中也未能得到缓解。他们相似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只能让彼此共享“忧郁”的情绪体验,而无法消除或缓解这种情绪。    其次,忧郁的情感氛围也在主人公不断地失去与追忆中体现出来。在精神分析的概念中,忧郁作为一种心理情绪,它的产生与“失去”这一行为互为因果。
   当个体失去最爱之人和喜爱之物时便会引发忧郁的情感体验,“它无法接受逝者已逝的现实,于是只能沉溺在哀怨凝固的封闭泥沼中无法自拔”[3]。《地平线》中,人物的忧郁情感就是由失去所爱之人造成。在小说临近结尾的章节中,博斯曼回忆起了玛格丽特最终的离开,她为了隐匿过去,躲避警察地追问选择离开巴黎,“他记不清楚,她买了二等车厢的票乘夜里的火车,是去柏林还是汉堡。”[2]153从此以后,玛格丽特永远地消失在博斯曼的生活中,他只能在破碎的回忆中寻找她存在的踪迹。而这种追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不久之后,他在梦中不再听到电话铃声。沙漏书店的地址不复存在,从汉堡或者柏林寄来的信绝不会送到那里。玛格丽特的脸最终远去,消失在地平线上。”[2]153在这种失去、追忆、最终逐渐遗忘的过程中,忧郁与空虚的情感始终占据着人物的内心,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情绪体验,也因此使小说沾染了一层浓厚的忧郁气息。
   三.寓言的救赎性
   在本雅明的理论中,寓言的形式具有潜在的救赎功能。“废墟、死亡等作为极端化的破碎的世界寓言在引起人们艺术震惊的瞬间体验时,让人们在二律背反的对立结构中深刻体味了死亡与再生、天堂与废墟的永恒性意义,从而激起人们对尘世的救赎动力”。[4]由此可见,隐藏在破碎、无序与忧郁的表象之下,是寓言这种文本形式所具有的救赎本质,它将个体以及社会从废墟中解救。
   小说中的救赎性体现在对于“地平线”这一意象的重复强调。相较于以往小说中把记忆与过往编织在整部小说地纹理之中,而对未来绝口不谈,《地平线》却把对未来的希冀赋予其中的人物,呈现出一定的明朗色彩。这种稀薄却又真实存在的明朗就是这部小说作为一部寓言所应有的救赎性的体现。在小说中,莫迪亚诺多次提到地平线,同时地平线这一意象往往与未来紧密交织。“他感到自己走到一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边界,他在那里可以冲向未来。他脑子里第一次想到‘未来’这个词,以及另一个词:地平线。”[2]74在博斯曼的观念中,地平线这一意象与未来交织在一起且互为指涉,朝地平线追寻就是向着未来奔赴。由此,地平线就不单单是一个只能望见但却永远无法到达的远方,它反而承载着无尽的希望。
   小說中的“地平线”也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提出的“逃逸线”相互应和。“那些晚上,这个街区的条条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分安静,这是一条条逃逸线,全都通向未来和地平线。”[2]74此处的逃逸线便是一座通向“未来”与“地平线”的桥梁,它为个体的救赎提供帮助。在德勒兹的观念中,“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我们都是由线组构而成的”[5]。他把这些线分为坚硬线、柔软线以及逃逸线[7]。其中,逃逸线是最有价值、赋予个体以意义的线。逃逸线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两种线是因为它具有解放个体的积极意义和颠覆现有秩序的能量。个体追寻着逃逸线的痕迹逃离现实泥沼的束缚,逃脱迷惘与失落的精神困境。但是它不是规劝个体消极地逃避社会,而是指导个体不断地创造真实、创造生命中新的可能性。逃逸线是让个体从生存困境中解放出来的契机,它给予人一种未知的希望,勾勒出远方旅程的模糊轮廓,让个体不在以停滞压抑的状态存在。莫迪亚诺在《地平线》中,并未将人物牢牢地束缚在过去与回忆中、限制在迷茫不安地现时中,他将蕴含着无限希望的未来引入其中,为个体的存在困境寻找一种出路,指导人物从灾难般的现实废墟中脱身。正如博斯曼所想,“在怀疑时,至少有一种希望,有一条逃逸线朝地平线逝去。”[2]131个体追寻着逃逸线的痕迹总有希望创造出崭新的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因此,在博斯曼失去玛格丽特后,他也不曾放弃追寻的努力。
   在小说的结尾,博斯曼追随玛格丽特的痕迹从巴黎来到柏林,找到玛格丽特开设的一家书店,而故事到此就戛然而止。读者无法得知博斯曼这场寻找之旅是否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这种充满希望的未知才是“地平线”所具有的全部意义,“既然逃逸线能把人带到一个未知的、无法预见的目的地,这种不停勾勒出来的逃逸线或许就是一种新的幸福”[6],同样也是个体从精神困境中得到救赎的途径。
   在这部创作于21世纪的小说《地平线》中,莫迪亚诺依旧延续了以往小说中对“寻找”主题的关注以及对个体生存境况及精神困境的再现。然而,这部小说在以忧郁的氛围作为主基调时,却显示出稀薄的明朗色彩。作为一部具有明显的寓言性特征的小说,《地平线》在呈现破碎、忧郁等文本形式的表象时,却也蕴含了一种救赎的力量,为迷茫失落的个体指出逃离的途径。相比以往小说创作的主题,莫迪亚诺在《地平线》中首次提到了未来,这种未知的远方是对个体现实困境的永恒救赎,个体只有在对地平线和逃逸线的追寻中才能从迷惘失落的境况中逃离,迈向一种永恒的蕴含无限可能的未知之地。《地平线》中故事的背景虽然发生在巴黎,但是作为一部书写人类失落处境的寓言之书,它无疑又超脱了地域的束缚指向永恒的普世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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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illes Deleuze&Claire Parnet.Dialogues[M].Paris:Flammarion,19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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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朱立元.线与生成:德勒兹文学创作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J].文艺研究,2012(1):20-29.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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