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第4期刊登了周利成先生所写的《吉鸿昌将军被刺真相》一文，让我获益匪浅，它让我知道了上一世纪30年代初叶天津复杂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对特务吕一民的描述，使我知晓了这么一个小卒子的贪婪、凶残与无耻。
　　但对于行刺吉鸿昌将军的过程与元凶，笔者有些不同的看法，现补记如下，请周先生及各位读者指教。
　　笔者的丈人叫胡培德，其小叔胡永荃，长期在上海经商，家产颇丰，更喜欢结交三教九流，并存有一颗爱国之心。抗战期间，对国民党大特务、上海军统负责人、曾受命领衔到河内刺杀汪精卫的陈恭澍帮助颇多。1981年陈在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回忆其一生的长篇回忆录《无名英雄》共5部，托人从台湾带了一套给我，书中多次提到胡永荃对他的帮助。在第一部《北国锄奸》中，详细地回忆了其主持暗杀抗日名将、共产党员吉鸿昌的全过程。（由于立场不同，陈视吉鸿昌为奸。）
　　1934年夏，军统北平站的负责人陈恭澍接到了暗杀吉鸿昌的任务，就把侦察吉鸿昌住所及活动范围的任务交给了情报组长吕一民。吕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了住在天津租界的吉鸿昌，同时摸清了吉近日一直在天津法租界交通饭店开会。于是陈恭澍一行人赶到天津，在11月8日夜里开了一个会，明确了吕一民继续担任侦察与盯梢，由从国民党军队里下级军官转下来的王文（真名王文翰）担任杀手（他们称之为执行者），由天津站的吴萍驾车接应，陈就近指挥。暗杀时间定在11月9日下午3点。一切均安排妥当，到了下午却发现吉鸿昌不在交通饭店。正当陈恭澍准备取消计划时，吕一民的部下、一个叫杨玉珊的女子在仅与交通饭店一步之遥的国民大饭店发现了吉鸿昌，并侦察到他们在138号房间打牌。陈让吴萍仔细侦察一下吉是否真的在国民饭店138号房间。吴去了，发现房间是空的。杨玉珊不甘心，她领着5岁的小侄女与弟弟陈国瑞（姐弟不同姓）又回到了国民大饭店。138号房似乎没人住，但不远处的145号 房间有打牌的声音。于是她领着侄女过去，假装玩球，将小皮球从气窗里扔了进去。门开了，杨玉珊抓紧一看，发现正对门坐着的就是吉鸿昌，于是连声道歉，拿了皮球领着女孩下楼去。（这个细节在1979年由长影厂拍摄的电影《吉鸿昌》中曾被运用。）于是王文上楼，一脚踹开房门，连打3枪，不料吉他们换了座位，打死的是“西南反蒋联盟”派来的联络员刘绍勷。吉鸿昌受了轻伤。
　　新中国成立后原新华社的领导穆欣曾写了一本书《吉鸿昌将军传》，吉鸿昌天津遇刺的所有过程，包括行刺者等，基本上与陈恭澍的回忆无异。
　　这里再想就杀手王文写上几句。这是一个思想较为单纯的青年，满以为自己执行的任务都是在为国家服务，是正义的。这一次没有刺杀成吉鸿昌，闷闷不乐，以后又参加刺杀大汉奸殷汝耕与王克敏的行动。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家人文历史》第14期特刊“敌后抗敌手册”《特工沦陷区锄奸战》一文里，再一次提到了王文：“1939年9月，曾组织刺杀汉奸王克敏的王文再次潜入北平执行任务，不幸被捕，几个月后被日伪杀害，年仅30岁。”
　　上一世纪末，我曾访问台湾，接待我的是一位影视界的大佬。那天我们驱车从圆山饭店下来准备去山脚下的“忠烈祠”。我知道他与国民党人士相当熟悉，党政军特都有关系，问起他陈恭澍，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忠烈祠里松柏参天，空空荡荡，几乎没有一个人。突然那大佬说起了陈恭澍的事：刚才我司机在，不方便。陈先生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1981年出版了《无名英雄》，轰动一时。但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一点音讯也没有。他1907年生人，如活着应该90开外了……
　　我想起陈恭澍赠我《无名英雄》时，曾希望死后能进忠烈祠。我细细看了镌刻在忠烈祠大理石碑上分门别类密密麻麻的名字，我找到了王文（王文翰），但就是没有陈恭澍的名字。他活着，住在哪儿？他如死了，又葬在哪儿？这就和他做过的数不清的事一样，正确的，反动的，留下了无数的谜……
　　（作者为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节目编撰中心原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