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书生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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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敌寇压境,国民政府临时迁都,沿海、沿江诸省亦多有迁移省会者。湖北的恩施,安徽的立煌,江苏的车桥,江西的泰和,福建的永安,湖南的耒阳,河南的洛阳、鲁山,广东的连县、曲江,浙江的永康、金华、丽水、云和等,都曾成为抗战时期或长或短的临时省会。就像陪都重庆因政府文化机构和学者文人的移驻,而呈现出战时的出版文化繁荣一样,各省的临时省会也出于同样的际遇因缘,而成为各自一方战时的出版文化据点。这样一种出版“战争现象”,适应着抗战救国宣传、普及战争常识、发展战时文化的需要。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便是这诸多临时省会中,出版成绩最为可观,也最为后人大力称道的一家。
  改进出版社于福建省会迁入永安的次年,正式创办,具体时间为1939年2月。在随后的六七年时间里,改进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期刊7种,分别是《改进》半月刊(1939年4月1日创刊)、《现代儿童》月刊(1939年9月16日从福建省教育厅接办)、《现代青年》月刊(1939年11月从福建省教育厅接办)、《战时儿童》(1940年1月从福建省教育厅接办)、《战时民众》半月刊(1940年1月从福建省教育厅接办)、《战时木刻画报》半月刊(1940年2月创刊)、《现代文艺》月刊(1940年4月25日创刊);…丛书8套,分别是《改进文库》44种、《现代文艺丛刊》26种、《现代青年丛刊》4种、《世界大思想家丛书》6种、《现代儿童小丛书》6种、《战时民众丛刊》6种、《世界民众丛刊》2种、《建设丛刊》2种。若将各种单行本图书囊括在内,有人说改进出版社所出图书的数量近200种,累计字数达3000万字。这样的出版物规模,即便将其放入大后方出版文化最为活跃的重庆、桂林两地,也算得上是佼佼者。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局,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个强有力的出版社主持人,是改进出版社秀出全国出版同行的三大主要原因。
  改进出版社所在地的永安,自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各机构陆续迁入始,至抗战结束的7年多时间里,一直是福建的l临时省会,未曾或易,比之其他后方省份临时省会的迁徙不定,确有它基本稳定的优势性一面。日军为了战略推进,自然不会放过对后方任何一个有价值目标的飞机轰炸。永安作为福建省会,自然也难逃厄运。但相比于其他一些地区,这个偏居东南一隅、地处福建中部、境内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天然屏障的小城,显得宁静了许多。据统计,抗战时期的永安有大小出版社近30家、印刷所19家、各类书店12家、新闻通讯社4家、各类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曾先后出版各种报纸13种,期刊136种、各类书籍700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还有不少外地的出版物,也在永安分销或翻译出版。以上数字,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战时永安出版文化的发达,较之同样被人称为东南文化中心的浙西南的金华、赣东南的上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结果,若没有稳定的局面作长时间的积累,是定难办到的。与永安抗战文化相始终的改进出版社,其发展壮大实沾溉于此。
  正如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得益于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相对开明的执政方略一样,永安东南抗战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也受惠于陈仪、刘建绪两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较为开明的政治举措。陈仪自1934年入闽主政,便一直抱有干出一番政绩的雄心。他推行经济统制,试图提振福建经济;他重视引揽人才,希望发展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当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次年,黎烈文接受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的邀请,前来福建任职,陈仪能不问黎烈文曾经的左翼文化作家身份,放手任命他全权组建改进出版社,并在其以后的出版活动中,给予了相当宽度的言论弹性和相当力度的保护支持,这在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以战时需要为名、逐渐钳制言论的大格局下,应该说是相当不寻常的果敢之举。1940年夏,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葛琴夫妇辗转来到永安,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经黎烈文出面保荐,陈仪居然特准留下,允许安排在改进出版社工作,尤能反映出陈仪对黎烈文的充分信任,和某种开明宽容的政治态度。改进出版社的发展,与陈仪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永安改进出版社在东南区域的异军突起,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归因于主持人黎烈文巨大的影响号召力、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以及满腔的出版工作热情。1932年12月,从法国留学回来的28岁的黎烈文,接手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他一改过去《自由谈》“奇闻异事猎奇”“茶余酒后消遣”的鸳鸯蝴蝶派风格,以进取的锐气和改革的胆识,“议长论短,妄谈大事”,使《自由谈》一跃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座灯塔”,进而开创了“中国杂文的最辉煌时期”。黎烈文近一年半的《自由谈》主编经历,为他积攒了丰富的作者人脉资源;而《自由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黎烈文的文化号召力。这些资源和影响,都自然而然地延及永安的改进出版社时期。抗战时期的永安,毕竟地处武夷山腹地,虽然也云集了一批文化人,但人数毕竟有限,有影响者更是稀少,多赖黎烈文的交际网络和个人魅力,使得书刊稿件从外地源源不断地寄来。以《改进》月刊为例,为其写稿的外地知名作家、学者就有钱端升、蒋百里、陈岱孙、马寅初、章乃器、胡愈之、巴金、老舍、黄药眠、聂绀弩等。吴朗西、陈东帆、周学普、陈建民、王西彦、许粤华(雨田)、赵家欣、章靳以、葛琴、沈炼之、倪师坛等先后来改进出版社任编辑工作,也多是黎烈文的出面邀请。没有广泛的作者资源,没有坚实的编辑力量,出版活动中这些最为紧要的人的因素一旦短缺,一切努力都只能是枉然。
  黎烈文的出版生涯,和胡愈之相像,都是从商务印书馆练习生做起,而后卓然成为一代出版大家的。他36岁到永安正式组建改进出版社时,已然是一个有20多年从业经历的老编。他1919年15岁时考入商务,做誊抄、整理、校对文稿等一般练习生的工作,中间曾有短时间的离开,1922年初重返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一直至1926年5月赴法留学。1934年5月,黎烈文去《申报·自由谈》主编职后,又先后于1935年主编《译文》杂志、1936年主编《中流》杂志。可以说,除了法国留学那几年,抗战前黎烈文的主要工作,就是做编辑出版,撰文写作尚是其余事。他在上海新闻出版界多年,对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书业界那一套屡试不爽的出版运作方式,一定不会陌生。当改进出版社正式在永安挂牌成立时,黎烈文在吴朗西等人的协助下,构建业务组织,谋划发行渠道,做得有声有色,游刃有余。改进出版社有编辑部,有印刷所,有发行部。印刷所建于1940年7月,发行部可能更早些。发行部的分工明确,下设四个股:批发 股、函购股、定报股、分店股,分别由严孔祥、田伯瑜、陈庭煊、杨鸿章负责。永安、南平、长汀、连城、沙县等地先后设立门市部,使改进出版社的书刊一出版就能直接与读者见面。随着发行业务扩大,改进出版社又在浙江金华、江西上饶、广东梅县及本省晋江等地设立代理处,并与全国60余家书业同行建立业务联系,常派工作人员运送书刊前往大后方销售。据福建省档案馆馆藏的《改进出版社账目明细表》记录,改进出版社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12月份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中,共有237项应收款项,其中有67项是省内福清、上杭、惠安等地,剩下的170项分布于广西、云南、四川、浙江、江西等九省的30多个地区。其中分布相对集中的是重庆、桂林和昆明这三个城市,重庆的有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互生书店,昆明的有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桂林的有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等等。这样的发行网络布局方式,正是战前上海大书局的通行做法,黎烈文将之移植到改进出版社,依然行之有效。据《闽政三十一年》一书介绍,改进出版社在其鼎盛时期,一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万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万册,《改进》杂志最盛时期每期印刷数量达到1万册。
  黎烈文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他感时忧国,抗战爆发后来到福建,希望通过文化的改进,在东南这片区域,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支持抗战。
  巴金曾评价黎烈文“质朴无华”“沉着率真”“厚道敬业”。改进出版社的同事们也对这位社长兼总编,给予了基本相同的评价。与黎烈文共事过的郑庭椿回忆说:“社里虽然有许多编辑,但大家来去匆匆,而七年如一日,自始至终,不知疲倦地在推车的,只有他一人。这是何等的毅力和负重精神!”改进出版社是一个官办的出版机构,作为社长的黎烈文却没有一点官老爷作风。1939年底初来改进出版社的王西彦,对黎烈文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中等微胖,衣着整洁,皮鞋锃亮,样子确也像个小官,却不擅长于官场里那些惯用的客套,寒暄几句,谈话就直奔出版主题,道出了黎烈文书生本色的一面。改进出版社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编辑部曾搬至距永安县城七八里路外的虾蛤村。那是一个临河的、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整个村庄仅有几栋破旧的民房和一座破旧的祠堂。改进出版社的编辑部,就设在这座祠堂里。祠堂的每一个房间,都派上了尽可能多的用场。祠堂总共三问正屋,中间的堂屋是编辑部的阅览室兼饭厅;左右两边长条形的房间则为卧室兼办公室,其中的一间,就为社长黎烈文所有。台阶下两侧各一间平屋,为编译人员的住所兼工作室,正屋后面各有一间既狭小又阴暗的小房子,为校对人员的卧室兼工作室。祠堂的周围尽是超过一人高的茅草;祠堂的对面,则是一家从闽南迁来的小小印刷所,茅草覆盖棚顶,四周钉着木板,几台用手摇或脚踏的老式印刷机印刷着改进出版社的书刊。条件如斯艰苦,成绩却如此巨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国难当头,黎烈文和他的同事们用出版的方式,诠释了书生报国的另一种可能,凸显着非常时期出版活动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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