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太好赚的钱会使我们丧失思考与创新的能力，经济低谷会催促设计师们放弃庸常。
在2008年上半年时，设计界在期待中国年到来——这一年奥运以令人震撼的方式让全世界见识了不一样的中国。一些人甚至开始推测，未来十年中国设计将走向全球。
但短短几天后，中国楼市、股市岌岌可危，随后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那些曾经在建筑设计及其他设计领域赚够了快钱的公司，现在始料不及的美梦破碎，开始思考生存问题。
也许太好赚的钱会使我们丧失思考与创新的能力，低谷会催促设计师们放弃庸常，这是否将成为中国设计“生于忧患”的时机?
创新要付出很多艰辛
梁冬：我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有很多优秀设计师，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城市那么难看?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美学教育太差，从小就没有人告诉我们漂亮的东西很重要。
张红：我觉得这跟国家发展历程有关，你先得解决温饱的问题。从发展历程来说，当时不可能把美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赵小钧：我结合我们做水立方的事情来说。现在总提创新，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其实一个创新，做设计是最容易的。但面对中国这个文化现实，多数人是不愿意做这个创新的，不愿意为创新付出艰辛。
所以当看到水立方那个膜的时候，我心里的那个滋味，真的是一酸一拧巴。第一眼看到，觉得非常美，很喜欢，然后马上就伴随着心里酸楚的滋味。我觉得用的话，让大家接受应该有个八成把握，但后边要付出的努力太难了，要突破中国的建筑管理体系，不知道接下来一系列的工作要多么艰苦、多么困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些可以做这些事的途径，至少是可以被把握的，有了这样一条经验以后就确实敢做了。
我注意到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美国3M公司，它其中有一个这样的规则，当时我是印象很深的。它有一个关于研发经费的绩效和指标，绩效里面有一条是失败率不能低于多少。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它告诉所有的人，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创新。这在中国来说是肯定不可想象的。
张红：其实像水立方、鸟巢、中央电视台，现在它们整个被允许建设了，能立在这块地上，这个结果就已经说明我们国家是能够接受创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梁冬：但是央视足够创新了吧，它都被骂死了。
张红：干吗要骂?我觉得央视大楼非常好。很多骂央视的人，一定没有站在大楼下面向上看，抬头仰望这个建筑。我觉得非常自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建筑。不过它肯定是放错地方了。
赵小钧：没有CCTV大楼是不会出现鸟巢的，没有鸟巢水立方也没有。所以CCTV伟大的功绩是在这里，它会改变多少年以后中国文化的格局，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库哈斯一定是有这个用心的，因为他记者出身，是个哲学家，学贯东西，对社会民情，对东西文化有透彻的了解。所以说CCTV我并不喜欢，但是我尊重它。
张红：我觉得再有一个意义，央视大楼被作为一个文化传媒的主体中央台能接受，这个信号意义重大，中央台能接受那个东西，整个中国你就想吧，还有什么不能突破的?
设计业在洗牌
张红：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设计一定会在世界上垄断，这是肯定的，但说会在十年内实现我不太自信，现在完全取决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一定就是要从教育体制、从法制环境抓起，现在设计保护实在太没环境了，像我们这个行当不愿意有人去创新。你创新之后全都是仿制。
赵小钧：刚才我们提到奥运后十年中国形成品牌的事情，其实现在整个设计行业随着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中国的设计进入了一轮调整期。如今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建筑设计这一块的比例大大降低了。我们公司以前居住地产开发的业务占到50％左右，2008年占到28％，比例减少得还是很厉害的。
过去十年，房地产快速发展，包括我们设计这样的外围行业，都进入了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因为这个行业太好做了，大伙儿习惯了好市场，就培养了很多不太正常的现象。在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技术水平以及为未来做的投入方面都没有做考虑。整个行业变得一是效率不高，二是技术水平也不高，三是人力成本增长非常大，设计师的收入这几年的增长是相当厉害的。
在过去十年，做住宅就能够有很好的收益，因此很多设计公司不会去做自己没有经验、没有品牌又没有技术能力的新的行业，比如体育馆、写字楼等等，因为如果拿一个体育馆的设计竞标，面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它就不会去做，自然而然的，他们整个业务就成为住宅了。这表面上看是专业化，但事实上，市场不好的话，住宅一没有，就麻烦了。
设计这个行业更多的还是靠人做，大部分都是作坊式的，大家合伙干，干了之后分钱，这种方式是很被动的，要依赖于外部市场。它没有一个长远的、力求在未来竞争中获取一个高位的企业资本。所以现在可能有好多设计公司会比较惨，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外部市场的调整，对我们这个行业本身来说。重新洗牌也好、盘整也好，这样的一个局面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实际上还是蛮珍贵的。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做一个把设计公司企业化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业务有意识地分散开，做所谓产品的多元配置。在体育场馆、医院、学校、政府投资的这样一些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业务机会，我们之前一直做这些。把它作为另外一种投入来做。在三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事情了。到了现在，当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在其他的领域里拿到一些业务机会。这是蛮重要的。
这是讲的设计经营这一块，另外。因为设计师这个行业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作坊式的运营，这种方式绝不可能营造一个大规模的创新行为。而且它是靠设计师本人的市场影响力和口碑去做的，品牌和个人完全绑在一起，很狭窄。所以在公司里面我这些年做的事，第一，要改变这种方式，让它接近于西方的一种利益方式，我们引进西方的契约意识，用一些小技巧、小办法把原来看重地盘的方式变成一种契约。第二，为了形成企业的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有意识地做了游离于技术人员之外的经营上的网络和平台。我们这几年在有意识做我们市场的网络，让公司的品牌变得跟个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提供更复杂的服务。这种努力在现在来说，在市场上就会有一定的优势。
“它中规中矩，又丰富张扬”
梁冬：你们有没有看过网上一部最流行的魔幻小说?这个小说叫《诛仙》，它在网上的点击量远超于我们当年看的《天龙八部》。很多像我们七十年代的人都很少接触，而且它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少被提及。甚至报纸杂志都没有人讲，但是网络上永远排在第一名。
在这部小说里面，咱们中国文化里面这些象征符号意义的东西全部都有了。像经络，八十年代的小孩子都懂，还有各种功法。各种练内丹，各种气血畅行。闭关，而且他讲得还很猛，很超现实主义。现在 不仅仅是《诛仙》了，有若干部小说，你打开百度最热门的搜索都是过亿点击量。
我们在讲中国式的设计，中国式的文化，中国式的教育，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会在未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群人里面，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和渠道重新呈现出来?
在香港和台湾最近出现一个浪潮，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像陈升这样的人，他们在重新复古当地的文化，整个都是很土很土的东西，用台湾台南的那种东西去贯穿他们的意识形态。山寨这个词，其实本身并不是广州人发明的，是香港人用的。当年在全球化初步阶段，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很多收音机就交给香港的手工作坊来做，然后有一些由深圳偷渡到香港的人，他们就开始有些人生产按钮，有些人生产喇叭，慢慢就发展出了像佐丹奴这样的东西。香港一些蛮不错的服装设计师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碰撞。中国式的设计实际上可能在另外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出来。
张红：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中国人的文化在上世纪出现了一个断层，现在往回找，但天天讲的东西又不是孩子们一辈子受益的东西。我其实特别问过火炬设计者姚映佳，他是如何想到用“祥云”的。祥瑞文化在中国是一个积淀很深的文化。实际上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历史文化宝库，但没人去挖掘。
包括百家讲坛，其实这些历史的东西我觉得什么戏说、演绎都行，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教育真正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她的历史、背负的东西，无论是好是坏。先让下一代知道。你要如果坚持这个。坚守这个，你会跟现在的国际化相融。我们孩子现在接触的全是美国的大片，他们很快能够接受人家的文化。
赵小钧：我觉得整个中国文化也好，所谓社会科学也好，自己也需要提高，外人也需要了解，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着急。你的经济起来了，你的影响力自然在那儿，就像日本一样，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候，谁会瞧得起日本?但是当日本经济起来了，自然而然地从它内部也会生长出非常多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真正中国的文化。在形式上去找没有意义，因为中国所有的文化，是没有什么形式而言的。中国的形式非常刻板，都是大屋顶、木头柱子，但是中国的建筑也好。文化也好，它是博大精深的，形式包裹不住这种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里面强调无数的变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是反过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时候就上了一个境界了。还是用这些房子，用这些屋顶去做的，但是它包罗的东西就不是原来的了。真正做到这一步，这才是中国韵味，才是中国设计，才可以在世界上产生贡献。产生价值。
水立方出来之后，整个前前后后说不好的声音比鸟巢、比CCTv少得多。我觉得所谓的中国韵味，在水立方里面还是体现得蛮强的。它的外表可谓中规中矩，但是再一看，它又很丰富、很张扬。这种含蓄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它不是傻不拉叽地站在那里张扬它的自我，它跟周围是一个互动，它对周围有一种礼让和尊重。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曾经提到上善若水，这个跟水立方是有关系的，《道德经》里这句话有深刻的意味，它讲最好的东西是需要沉下来的，滋润万物，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不是说彰显自己，而是去衬托、滋润万物，然后别人好了，鸟巢好了，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好了，它也就好了。它那种张扬、它那种兴奋或者热烈让这个环境协调，你不觉得它粗鲁，不觉得它难受，这是很重要的东方思维，它就是中国的文化。
在2008年上半年时，设计界在期待中国年到来——这一年奥运以令人震撼的方式让全世界见识了不一样的中国。一些人甚至开始推测，未来十年中国设计将走向全球。
但短短几天后，中国楼市、股市岌岌可危，随后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那些曾经在建筑设计及其他设计领域赚够了快钱的公司，现在始料不及的美梦破碎，开始思考生存问题。
也许太好赚的钱会使我们丧失思考与创新的能力，低谷会催促设计师们放弃庸常，这是否将成为中国设计“生于忧患”的时机?
创新要付出很多艰辛
梁冬：我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有很多优秀设计师，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城市那么难看?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美学教育太差，从小就没有人告诉我们漂亮的东西很重要。
张红：我觉得这跟国家发展历程有关，你先得解决温饱的问题。从发展历程来说，当时不可能把美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赵小钧：我结合我们做水立方的事情来说。现在总提创新，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其实一个创新，做设计是最容易的。但面对中国这个文化现实，多数人是不愿意做这个创新的，不愿意为创新付出艰辛。
所以当看到水立方那个膜的时候，我心里的那个滋味，真的是一酸一拧巴。第一眼看到，觉得非常美，很喜欢，然后马上就伴随着心里酸楚的滋味。我觉得用的话，让大家接受应该有个八成把握，但后边要付出的努力太难了，要突破中国的建筑管理体系，不知道接下来一系列的工作要多么艰苦、多么困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些可以做这些事的途径，至少是可以被把握的，有了这样一条经验以后就确实敢做了。
我注意到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美国3M公司，它其中有一个这样的规则，当时我是印象很深的。它有一个关于研发经费的绩效和指标，绩效里面有一条是失败率不能低于多少。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它告诉所有的人，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创新。这在中国来说是肯定不可想象的。
张红：其实像水立方、鸟巢、中央电视台，现在它们整个被允许建设了，能立在这块地上，这个结果就已经说明我们国家是能够接受创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梁冬：但是央视足够创新了吧，它都被骂死了。
张红：干吗要骂?我觉得央视大楼非常好。很多骂央视的人，一定没有站在大楼下面向上看，抬头仰望这个建筑。我觉得非常自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建筑。不过它肯定是放错地方了。
赵小钧：没有CCTV大楼是不会出现鸟巢的，没有鸟巢水立方也没有。所以CCTV伟大的功绩是在这里，它会改变多少年以后中国文化的格局，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库哈斯一定是有这个用心的，因为他记者出身，是个哲学家，学贯东西，对社会民情，对东西文化有透彻的了解。所以说CCTV我并不喜欢，但是我尊重它。
张红：我觉得再有一个意义，央视大楼被作为一个文化传媒的主体中央台能接受，这个信号意义重大，中央台能接受那个东西，整个中国你就想吧，还有什么不能突破的?
设计业在洗牌
张红：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设计一定会在世界上垄断，这是肯定的，但说会在十年内实现我不太自信，现在完全取决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一定就是要从教育体制、从法制环境抓起，现在设计保护实在太没环境了，像我们这个行当不愿意有人去创新。你创新之后全都是仿制。
赵小钧：刚才我们提到奥运后十年中国形成品牌的事情，其实现在整个设计行业随着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中国的设计进入了一轮调整期。如今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建筑设计这一块的比例大大降低了。我们公司以前居住地产开发的业务占到50％左右，2008年占到28％，比例减少得还是很厉害的。
过去十年，房地产快速发展，包括我们设计这样的外围行业，都进入了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因为这个行业太好做了，大伙儿习惯了好市场，就培养了很多不太正常的现象。在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技术水平以及为未来做的投入方面都没有做考虑。整个行业变得一是效率不高，二是技术水平也不高，三是人力成本增长非常大，设计师的收入这几年的增长是相当厉害的。
在过去十年，做住宅就能够有很好的收益，因此很多设计公司不会去做自己没有经验、没有品牌又没有技术能力的新的行业，比如体育馆、写字楼等等，因为如果拿一个体育馆的设计竞标，面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它就不会去做，自然而然的，他们整个业务就成为住宅了。这表面上看是专业化，但事实上，市场不好的话，住宅一没有，就麻烦了。
设计这个行业更多的还是靠人做，大部分都是作坊式的，大家合伙干，干了之后分钱，这种方式是很被动的，要依赖于外部市场。它没有一个长远的、力求在未来竞争中获取一个高位的企业资本。所以现在可能有好多设计公司会比较惨，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外部市场的调整，对我们这个行业本身来说。重新洗牌也好、盘整也好，这样的一个局面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实际上还是蛮珍贵的。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做一个把设计公司企业化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业务有意识地分散开，做所谓产品的多元配置。在体育场馆、医院、学校、政府投资的这样一些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业务机会，我们之前一直做这些。把它作为另外一种投入来做。在三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事情了。到了现在，当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在其他的领域里拿到一些业务机会。这是蛮重要的。
这是讲的设计经营这一块，另外。因为设计师这个行业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作坊式的运营，这种方式绝不可能营造一个大规模的创新行为。而且它是靠设计师本人的市场影响力和口碑去做的，品牌和个人完全绑在一起，很狭窄。所以在公司里面我这些年做的事，第一，要改变这种方式，让它接近于西方的一种利益方式，我们引进西方的契约意识，用一些小技巧、小办法把原来看重地盘的方式变成一种契约。第二，为了形成企业的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有意识地做了游离于技术人员之外的经营上的网络和平台。我们这几年在有意识做我们市场的网络，让公司的品牌变得跟个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提供更复杂的服务。这种努力在现在来说，在市场上就会有一定的优势。
“它中规中矩，又丰富张扬”
梁冬：你们有没有看过网上一部最流行的魔幻小说?这个小说叫《诛仙》，它在网上的点击量远超于我们当年看的《天龙八部》。很多像我们七十年代的人都很少接触，而且它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少被提及。甚至报纸杂志都没有人讲，但是网络上永远排在第一名。
在这部小说里面，咱们中国文化里面这些象征符号意义的东西全部都有了。像经络，八十年代的小孩子都懂，还有各种功法。各种练内丹，各种气血畅行。闭关，而且他讲得还很猛，很超现实主义。现在 不仅仅是《诛仙》了，有若干部小说，你打开百度最热门的搜索都是过亿点击量。
我们在讲中国式的设计，中国式的文化，中国式的教育，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会在未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群人里面，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和渠道重新呈现出来?
在香港和台湾最近出现一个浪潮，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像陈升这样的人，他们在重新复古当地的文化，整个都是很土很土的东西，用台湾台南的那种东西去贯穿他们的意识形态。山寨这个词，其实本身并不是广州人发明的，是香港人用的。当年在全球化初步阶段，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很多收音机就交给香港的手工作坊来做，然后有一些由深圳偷渡到香港的人，他们就开始有些人生产按钮，有些人生产喇叭，慢慢就发展出了像佐丹奴这样的东西。香港一些蛮不错的服装设计师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碰撞。中国式的设计实际上可能在另外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出来。
张红：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中国人的文化在上世纪出现了一个断层，现在往回找，但天天讲的东西又不是孩子们一辈子受益的东西。我其实特别问过火炬设计者姚映佳，他是如何想到用“祥云”的。祥瑞文化在中国是一个积淀很深的文化。实际上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历史文化宝库，但没人去挖掘。
包括百家讲坛，其实这些历史的东西我觉得什么戏说、演绎都行，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教育真正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她的历史、背负的东西，无论是好是坏。先让下一代知道。你要如果坚持这个。坚守这个，你会跟现在的国际化相融。我们孩子现在接触的全是美国的大片，他们很快能够接受人家的文化。
赵小钧：我觉得整个中国文化也好，所谓社会科学也好，自己也需要提高，外人也需要了解，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着急。你的经济起来了，你的影响力自然在那儿，就像日本一样，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候，谁会瞧得起日本?但是当日本经济起来了，自然而然地从它内部也会生长出非常多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真正中国的文化。在形式上去找没有意义，因为中国所有的文化，是没有什么形式而言的。中国的形式非常刻板，都是大屋顶、木头柱子，但是中国的建筑也好。文化也好，它是博大精深的，形式包裹不住这种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里面强调无数的变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是反过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时候就上了一个境界了。还是用这些房子，用这些屋顶去做的，但是它包罗的东西就不是原来的了。真正做到这一步，这才是中国韵味，才是中国设计，才可以在世界上产生贡献。产生价值。
水立方出来之后，整个前前后后说不好的声音比鸟巢、比CCTv少得多。我觉得所谓的中国韵味，在水立方里面还是体现得蛮强的。它的外表可谓中规中矩，但是再一看，它又很丰富、很张扬。这种含蓄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它不是傻不拉叽地站在那里张扬它的自我，它跟周围是一个互动，它对周围有一种礼让和尊重。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曾经提到上善若水，这个跟水立方是有关系的，《道德经》里这句话有深刻的意味，它讲最好的东西是需要沉下来的，滋润万物，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不是说彰显自己，而是去衬托、滋润万物，然后别人好了，鸟巢好了，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好了，它也就好了。它那种张扬、它那种兴奋或者热烈让这个环境协调，你不觉得它粗鲁，不觉得它难受，这是很重要的东方思维，它就是中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