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长了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天色阴沉，地上铺满了落叶。林枳和她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分别站在不同的屋子里等待“宣判”：如果屋里的灯灭掉，就不能再活下去。她听到旁边屋里的女生声嘶力竭地喊：“只要我还活着，就绝对不会让这盏灯灭掉，你们相信我，好吗？”
　　这是林枳一年以来反复做的一个梦。
　　林枳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一年前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每次醒来，她回忆起梦里的自己麻木地站着，不明白隔壁的女生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挣扎。但是，她又会想，如果这样做能活下去的话，也挺好的。
　　像林枳这样自小成绩优秀、有名校光环加持，却患上严重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在外人眼中，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是“别人家的孩子”，未来是大有作为的“天之骄子”;而他们自己迷茫、焦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我诘问中坠入痛苦的深渊。

“天之骄子”的痛苦

　　大三的冬天，林枳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想做的事，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生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经过北京回龙观医院诊断，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在此之前，林枳反复陷入一个问题中：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林枳来自某高考大省的三线小城，在经历残酷的竞争后，终于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成功厮杀出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
　　但来到大学之后，林枳发现自己的认知逐渐被颠覆。
　　最大的冲击在被选拔进学校的英语实验班之后到来。她本以为实验班应该是一个像自己就读的高中一样，专门培养顶尖应试型选手的地方。但在上课过程中，她发现自己和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他们谈论的影视剧、音乐，自己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娱乐方式、生活理念，都与她的截然不同，这让林枳非常自卑。以快乐为第一要义，鼓励大胆尝试，并忠于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这个课堂上提倡的一切都和林枳人生前18年所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
　　结课后，林枳终于逃出了那个令自己不适的圈子，但一些从未有过的观念开始觉醒。“他们让我看到，原来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但我之前一直认为，如果要保持优秀，就必须放弃自由。”
　　事实上，在同学和朋友眼中，林枳一直是优秀的。她能用英语辩论、拿奖学金、文采好、出版了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但林枳觉得，做这些事仅仅会让她被别人看重，而无法让她发自内心地拥有任何成就感。“原来支撑着我保持优秀的动力没有了，但我又没有自由的原生种子。我既不优秀，也不快乐，只是一条忧伤的咸鱼。”
　　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提出“空心病”一词。
　　徐凯文认为，“空心病”可以被称作“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从小都是最好、最乖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感到内心空洞，缺乏支撑其人生意义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23年来做过1万人次的心理咨询。做咨询的这些年，胡邓明显感觉到，相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名校学生患抑郁症的概率更高。“内在没有力量，外在没有目标”是他给这类年轻人总结出的共同特征。“很多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未来想要做什么？”胡邓说。
　　胡邓作出解释，当一个人生存和生命的整个意义是外界赋予的，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发散出来的时候，有时一旦达到阶段性目标，心理就会崩溃。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会把人生的全部意义放在某个“单一的支点”上，“很多‘90后’‘00后’的学生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被驯化的线性思维

　　美国作家史蒂文·约翰逊说：“书籍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它们总是顺从一条固化的、线性的道路。读者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叙事……一种被动性会被广泛植入我们孩子的脑海中，令其感到自身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
　　约翰逊认为，当阅读不是一个主动的、富于参与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唯命是从的过程时，孩子自主意识的养成将会受到影响。因为书中的显性知识被放在第一位，而不像玩游戏时，孩子能学会思考、解决问题、做出决策，然后建构和探索世界。
　　十几年的应试教育，做题和考试，同样强化了这种“给定唯一结论而忽视选择自由”的思考方式。一些优秀的学生往往宁可在前人蹚过的路上走到黑，也不能接受任何偏离大路可能带来的风险。

　　高陽从小到大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高考后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上大学之前，她期待在大学能拥有不错的成绩，平时打打排球，交一个男朋友，参加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但第一个学期结束后，高阳的绩点很低，她在朋友面前大哭了一场，觉得关于大学生活的美好幻想全都破碎了。“我是不是干什么都不行？”反思之后，她认为是自己“过得太自由，导致了掉队”。
　　从此，“掉队”成了高阳最害怕的事，恐惧和担忧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她。
　　高阳开始用高考数学的逻辑去要求自己：不能出错，不能脱轨，这道题完成后马上开始做下一题。“高中时自己偷偷放松一个下午会有负罪感，但现在哪怕只是午觉睡了一小时，起床后都会感到特别焦虑。”
　　直到长久以来积攒的压力爆发出来，她被确诊为轻度抑郁症，以焦虑为主。
　　高阳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从没真正掌控过任何事情，二十几年的人生在被催促中度过，被无数明晃晃的“截止日期”和隐形压力推着走。“我停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停下来。停下来让人害怕，但走下去让人恐惧。”高阳说。 　　害怕掉队，“一步错，步步错”，这种线性思维经常被胡邓在课堂上批判。“这就是十几年来被训练出来的，典型的农耕时代、工业化机械生产思维。”胡邓说，“孩子从小被训练出这种思维以后，会觉得自己肯定比别人更出色。当心理行为模型是被训练的结果，孩子已经把这种价值观内化成自己行为标准的一部分，希望自己能像永动机一样转动。”
　　“很多孩子上高中时是第一，到了顶尖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第一了，就很容易崩溃。他们觉得生命的唯一目标是超过别人。这可能是现在高校很多学生患有抑郁症的原因之一。”胡邓说。

合力

　　当林枳试图从竞争体系中抽身而出，她发现这需要巨大的心理力量。
　　家人认为她“不求上进、不正常”，好朋友认为她在说谎，在偷偷地努力。来自外界的压力和不理解、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割裂感，让林枳的清醒变成痛苦。
　　“这些年来，我的父母最常传递给我的理念，就是成绩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林枳觉得，母亲无法接受她“不想优秀下去”这件事。如果自己不再是竞争中的优胜者，母亲长久以来在同辈人面前的心理优越感就会被打破。
　　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背后，有很多像林枳母亲这样的家长。“这些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爱，你一定要有出息，你得拿好的成绩来回报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家长想要孩子去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也是想要展示给别人看。”胡邓分析，家庭不当的养育方式导致孩子的人格结构出现偏差，最后孩子就难免出现心理问题，“孩子想按照内心向往的方式去生存、成长和发展，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评价标准的干扰，这个时候就会很矛盾。”
　　但追根溯源，这些优秀的学生被抑郁症折磨，家庭只是压力层层传导中的一环。
　　考上好大学取代考上大学，成为许多学生和家长的目标，升学压力自上而下传导。
　　如果将视角拉得更大，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整个社会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所有人都在往前赶，都不想成为被甩下的那一个。
　　如果把影响这代年轻人的同辈、家庭和社会因素看作一个环环紧扣的系统，那么处于社会焦虑、压力链条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就是各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理想主义

　　胡邓明显感觉到，2010年以后，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人数逐渐上升。
　　胡邓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理本能中对资源和地位的掌控欲被调动起来。教育被赋予改变命运的功能，家庭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变高，推力越来越大，孩子从小被训练，要求表现得更强、更好，而忽略了他们的内心感受和对他们自我创造力、感知力的培养，形成了‘空心’。一旦达到一个阶段性目标，空心一塌就容易导致抑郁症。”
　　他回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赶上了计划经济的尾巴”，而现在的年輕人缺少这样的容错空间。一位人文社科学院的院长多次跟胡邓讲，希望校园能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的样子，温暖、柔和、浪漫，有生活气、烟火气。可胡邓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理想主义：“我做现实咨询，我知道真的回不去了。每个同学都在想，我现在去路边弹吉他、唱歌、谈恋爱，他在那边考证，毕业的时候我能弹着吉他去找工作吗？”
　　胡邓认为，抵抗抑郁症最好的方法是对世界充满好奇，而这种感知力需要培养。
　　从2003年起，胡邓开设了“自助旅行与心理素质教育”课，“培养对世界的好奇心”是课程唯一的目标。他跟同学们分享自己在世界各地背包旅行的各种奇妙经历，鼓励学生们勇敢地去追求想要的生活和梦想。“我要让同学们把脑子打开，把触角打开，看到生命还有很多种可能性。”
　　胡邓也知道，他的课堂只是能够让人暂时逃避的地方，听完课后，能够将“好奇、自由”的宗旨真正贯彻到生活中的学生只是极少数。
　　在中小学给家长开办心理讲座时，胡邓经常公开反对逼迫孩子争第一的做法。他从不给自己的孩子报辅导班，给孩子设置的目标是达到平均标准，不必争前几名，只需要掌握基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但他也承认，这样的教育方式需要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家长内心要比较富足。
　　与这个庞大的群体相比，胡邓的这些努力只能说是沧海一粟，远不能解决问题。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首次在制度层面，关注抑郁学生群体。但没人知道怎样才能让大家慢下来，无数个家庭投入这股洪流，为孩子织就一张细密的网，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文中林枳、高阳均为化名）
　　（鄂 渚摘自微信公众号“RUC新闻坊”，本刊节选，陈 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