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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公达，1903年3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下七都（今韶山市永义乡长湖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小勤奋好学，从私塾、小学一路读到湘潭县立中学师范科。1924年，县中迁入长沙，与长郡公学合并，他随校转到长郡公学附设甲种师范部就读。在校期间，由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回湘潭创办湖湘小学，开办平民夜校，从事建党和工农运动。
北伐开始后，彭公达被党组织从广州派回湘潭担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为迎接北伐大军做准备工作。他抓住时机，放手发动农民建立武装，1926年底全县农民自卫队拥有8万支梭镖。有了这支武装力量，湘潭的农运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跃居全省前列。
马日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任省委委员，担任农民部长。他在白色恐怖中抓紧恢复特委、县委组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因而作为湖南省委代表，秘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上，他根据湖南大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工农群众的一致呼声，对当时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提出要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回湘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6日，彭公达在长沙主持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8月18日，他连续主持召开省委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纲领和计划，作出了系列重大决策。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由共产党领导，实行军事力量和农民力量结合，依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实行新的土地革命纲领，建立工农兵专政的政权。这些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彭公达及湖南省委对开辟武装起义革命道路的贡献。
在接到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后，彭公达于8月30日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较大修改，制定了湖南的起义计划，缩小暴动范围。9月5日，彭公达主持省委会议讨论暴动日期，最后议定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市暴动。9月8日，他与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联合署名发布《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要求“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按照省委統一部署和安源军事会议决策，各地工农武装纷纷暴动，长沙铁路工人首先破坏了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株洲至萍乡的铁路，致使铁路交通中断6天，牵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第2日，长沙附近各县的农民开始起义。因起义主力部队在平江、浏阳相继受挫，破坏铁路的行动也惊动了敌人，敌人加强了长沙的警戒。形势极为不利，彭公达和省委果断停止了9月15日在长沙市内起义的原定计划。这一决定遭到了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反对和指责。马也尔向中共中央报告，批评湖南省委的决定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要求改组省委。中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致函省委，仍责令浏平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立即在长沙暴动，并派任弼时来湘全权指挥。任弼时到长沙后，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后，决定暂时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长沙起义计划，并让彭公达继续担任书记一职。
1927年10月，彭公达赶赴武汉，出席中央常委召集的湖南秋收暴动问题谈话会，会后写出《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总结了起义失败的三大原因，指出今后暴动“必须以农民为中心”。中共中央因为不了解湖南秋收起义的实际情况，仍坚持撤换彭公达。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罗亦农、王一飞来湘改组省委，免去彭公达的职务，让他改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
11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毛泽东、彭公达和湖南省委在指导秋收起义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处分省委集体，并撤销毛泽东、彭公达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留党察看。
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彭公达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只有3个多月时间，就被错误撤销了。但他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新省委分配的工作，担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
在湘西期间，他坚持贯彻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深入各县，调查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运、军运的情况，改组和加强了部分县委和党支部。他深入城乡调查研究，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他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湘西特委直属赤卫队、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在湘西特委管辖的范围内，约有工农武装2000人，枪支1000余支。在他的领导下，工农武装发动了石门南乡起义，镇压了一些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拥有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省委对湘西特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28年6月，因叛徒带敌追捕彭公达，他被迫离开湘西。7月，彭公达在江西安源被捕，身陷囹圄的彭公达为了力争出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用假自首以求获释，但由于事不机密被人出卖。敌人识破他的用心，冠以“罪大恶极”“阴险卑污，法无可逭”的罪名，于1928年8月7日，将他惨杀于长沙小吴门外的校场坪，时年25岁。他的妻子李金兰已在1928年元宵节英勇就义，两人未留下任何子嗣。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彭公达亲属颁发了烈士证。而毛泽东也从未忘怀这位老朋友。1953年4月，他在给彭公达养子彭树庄的信中，褒扬了彭公达为革命牺牲的献身精神，鼓励烈士后代继承先烈遗志，好好建设祖国。
毕业后，回湘潭创办湖湘小学，开办平民夜校，从事建党和工农运动。
北伐开始后，彭公达被党组织从广州派回湘潭担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为迎接北伐大军做准备工作。他抓住时机，放手发动农民建立武装，1926年底全县农民自卫队拥有8万支梭镖。有了这支武装力量，湘潭的农运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跃居全省前列。
马日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任省委委员，担任农民部长。他在白色恐怖中抓紧恢复特委、县委组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因而作为湖南省委代表，秘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上，他根据湖南大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工农群众的一致呼声，对当时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提出要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回湘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6日，彭公达在长沙主持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8月18日，他连续主持召开省委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纲领和计划，作出了系列重大决策。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由共产党领导，实行军事力量和农民力量结合，依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实行新的土地革命纲领，建立工农兵专政的政权。这些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彭公达及湖南省委对开辟武装起义革命道路的贡献。
在接到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后，彭公达于8月30日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较大修改，制定了湖南的起义计划，缩小暴动范围。9月5日，彭公达主持省委会议讨论暴动日期，最后议定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市暴动。9月8日，他与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联合署名发布《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要求“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按照省委統一部署和安源军事会议决策，各地工农武装纷纷暴动，长沙铁路工人首先破坏了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株洲至萍乡的铁路，致使铁路交通中断6天，牵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第2日，长沙附近各县的农民开始起义。因起义主力部队在平江、浏阳相继受挫，破坏铁路的行动也惊动了敌人，敌人加强了长沙的警戒。形势极为不利，彭公达和省委果断停止了9月15日在长沙市内起义的原定计划。这一决定遭到了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反对和指责。马也尔向中共中央报告，批评湖南省委的决定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要求改组省委。中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致函省委，仍责令浏平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立即在长沙暴动，并派任弼时来湘全权指挥。任弼时到长沙后，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后，决定暂时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长沙起义计划，并让彭公达继续担任书记一职。
1927年10月，彭公达赶赴武汉，出席中央常委召集的湖南秋收暴动问题谈话会，会后写出《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总结了起义失败的三大原因，指出今后暴动“必须以农民为中心”。中共中央因为不了解湖南秋收起义的实际情况，仍坚持撤换彭公达。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罗亦农、王一飞来湘改组省委，免去彭公达的职务，让他改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
11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毛泽东、彭公达和湖南省委在指导秋收起义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处分省委集体，并撤销毛泽东、彭公达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留党察看。
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彭公达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只有3个多月时间，就被错误撤销了。但他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新省委分配的工作，担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
在湘西期间，他坚持贯彻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深入各县，调查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运、军运的情况，改组和加强了部分县委和党支部。他深入城乡调查研究，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他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湘西特委直属赤卫队、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在湘西特委管辖的范围内，约有工农武装2000人，枪支1000余支。在他的领导下，工农武装发动了石门南乡起义，镇压了一些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拥有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省委对湘西特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28年6月，因叛徒带敌追捕彭公达，他被迫离开湘西。7月，彭公达在江西安源被捕，身陷囹圄的彭公达为了力争出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用假自首以求获释，但由于事不机密被人出卖。敌人识破他的用心，冠以“罪大恶极”“阴险卑污，法无可逭”的罪名，于1928年8月7日，将他惨杀于长沙小吴门外的校场坪，时年25岁。他的妻子李金兰已在1928年元宵节英勇就义，两人未留下任何子嗣。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彭公达亲属颁发了烈士证。而毛泽东也从未忘怀这位老朋友。1953年4月，他在给彭公达养子彭树庄的信中，褒扬了彭公达为革命牺牲的献身精神，鼓励烈士后代继承先烈遗志，好好建设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