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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总是不自觉地去关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评论女性作家作品更是跳不开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女性叙事等，认定女性作家以其女性视角书写女性自有别于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女性的视点、女性的立场、女性对人生和两性关系的透视连同女性的审美观物方式等等因素，正从男性或中性文化的污染中剥离而出，并将烛照这男性文化的隐秘结构。”①这种惯性思维虽不科学，但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因为女性意识或隐或显会体现在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层面，女性作家在创作时无论自我怎样遮蔽，都会不自觉地投射出来。一般来说，女性意识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女性立场出发，偏爱女性，维护女性的权益;第二，在考察世界和社会时，偏重对女性生存状貌和命运的关照，思考和探索自身性格和情感的发展;第三，观察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②走进苏兰朵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作品既不肆意张扬女性主义，也不以女性惯用的浅吟低唱形式抒发哀怨，但她对作品中女性的生存状貌的书写又是极其深刻的，她笔下的女性大多处在自我精神困境之中，无论怎样挣脱，犹在谷底，无法超拔。
《雪凤图》应该是苏兰朵小说中女性意识最强的一部，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在读这部小说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爱玲。张爱玲多写时代夹缝中的没落淑女，这些女性唯一的追求是做 “女结婚员”，但她们的追求过程是无意义的，追求到手的结果也无意义，揭示了特定时代女性宿命式的悲剧生存困境。《雪凤图》中的喻小凤和喻美君名为姑母和侄女的关系，实为母女关系，小说对这种身世的设计和揭示并没有脱离俗套，但不俗的是作者设计的故事的支点“雪凤图”。一般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时喜欢运用散文化的笔法，在故事的讲述中笔墨并不简洁，但苏兰朵的小说叙述却干净利落，不矫情，也不做作。
鲁迅先生在其《南腔北调集》中的《作文秘诀》一文曾提出自古以來许多作家在作文时偏爱追求朦胧和难懂，认为就是一种障眼法，而与之相反的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③从读者的角度看，现代小说负荷了太多的属性，要么过于注重意念的传达而忽略了小说本身的故事性;要么就是把小说当作了语言的试验场，不断地借此将西方现代派的技法拿来演绎一遍，而迷失了小说本身应有的状态。从叙述角度看，苏兰朵的小说自有一种独到的吸引力，她不炫技，叙述起来也不枝不蔓，而在故事的安排上又有着看似无意的用心。《雪凤图》对读者的吸引力就在这幅《雪凤图》的画上，此画是真是假？喻小凤从何而来这幅画？一直吸引着读者的视线。随着真相的一点点揭开，读者已不自觉地走进了喻小凤和喻美君的生活，所谓引人入胜就是这样铺设的。
在现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常把爱情看作生活的全部，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她们或绝望或忧郁，或表现出非常态的行为，缺少拯救自我的独立意识，尤其是来自非健康家庭的女性更是如此。喻小凤自幼丧父，哥哥喻大龙又没什么能力，高三时认识了修复古画的画家佟麟趾，一个和她父亲年纪差不多身体又不好的天才画家。为了爱情，与母亲闹翻，跟佟麟趾跑了，但佟麟趾病逝，喻小凤拖着七个月的身孕回来，差点被母亲设计失掉孩子，绝望中割腕自杀被黑道大哥钟五所救，后跟钟五同居在一起直至钟五入狱。喻小凤的全部生活就是与佟麟趾的爱情，所以《雪凤图》就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的精神寄托。小说开篇入题，喻小凤托付喻美君找范德明卖画，其目的是通过卖画让喻美君认清范德明这个人，这也是在她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为导正女儿未来人生所要做的一件事儿。如果说喻小凤飞蛾扑火般追求的是爱情的话，喻美君跟范德明在一起贪图的就是一点“温暖”。范德明有家室，身材矮小年龄大，但正像小说里所描述的，范德明曾让她觉得自己是重要的、珍贵的、美好的，而这些感觉是她在其他人那里从没有感觉到的，她是不是爱范德明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点“温情”。从这点上说，她还不如喻小凤，她不仅甘愿成为范德明家的“第三者”，而且陷入这种关系无法自拔，不断地自我蒙蔽。一幅《雪凤图》打破了喻美君的自欺欺人，范德明以500万连画带房了断了和她的关系，她竟然以怀孕为由苦苦挽留，甚至无尊严地什么都不要，只想让范明德接她回去。
喻小凤和喻美君都是现代女性，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经济独立地位，只能依附于男人的旧式女人，但原生家庭的残缺使她们在心灵层面依然固守着封建式的心灵。母女两代都没有形成独立的精神品格，没有摆脱几千年的封建积习，她们对男人的依赖是非功利性的，即便喻美君被包养，但确实也不是为钱，两人所找的男人均是在年龄上足以做父亲的人，两人成长过程中，“父亲”这个角色一直是缺失的，喻美君虽有名义上的父亲喻大龙，喻大龙虽然善良，但生性胆小、懦弱、得过且过，喻美君之所以能跟范德明在一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范德明精明、霸道，就是喻大龙的反义词，可见，喻美君生命中如果有一位范德明这样的父亲，可能命运会有所不同。不过无论是喻小凤还是喻美君，在她们的生命中理想男性一直都是缺席的，她们所遇到的男人都是残缺的，喻小凤所爱的佟麟趾人格健全但没有健康的身体，爱喻小凤的佟五有情义有担当但走的是偏路，他们都爱喻小凤，但都不能佑其一生。喻大龙懦弱且无作为，范德明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女人为玩物的卑劣之人，女性作家在对女性命运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必然会审视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男性，《雪凤图》正是透过母女两代人宿命似的生活悲剧，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性的精神解放之路，并且通过对男性弱化的描写，反衬女性自我救赎之必然，这也是这部小说没有停留在世俗层面的根本所在。
《诗经》这部小说较之《雪凤图》现实批判意识更强，作者回归到所熟悉的文化圈，以反讽的笔法描写了诗歌大奖赛闹剧般的评奖过程，揭示了现实社会中文学的边缘化和文人的堕落。早年王朔在《顽主》中也描写了一个荒诞的“三T”文学奖的颁奖细节，但《诗经》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批判层面，剥开其故事的表层，小说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使得一个普通的荒诞故事有了深蕴。 严格说来，《诗经》并没有着意塑造女性形象，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写一种对立：诗人和老板、文化和市井、高贵和低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迥然不同的矛盾两极杂糅在一起，在现实的人生中竟然莫名地达成了一种和解，以经济利益为杠杆寻找到了一种“平衡”。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给小说增加了不少看点，但同时小说中男女两性的对立，也被遮蔽在这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中。
袁红丽是《诗经》中唯一的女性，师大中文系毕业，热爱诗歌也发表过作品，应聘到宠物公司做女秘书的原因就是因为算是一位女诗人。宠物公司老板崔启发因之前参加一个文化人的饭局受到轻慢和嘲笑，尤其是其中诗人闻扬对他的鄙视更让他感到受辱。为找回面子，他特意雇用袁红丽，把她作为自己精神上超越那帮穷酸文人、找回自我优越感的奠基石。这就有了后一次的饭局中，他将袁红丽装扮成自己的情人，当着闻扬、高主席等一帮文人的面夸张地彰显自己对文化的不屑。小说是围绕着崔启发来写，但袁红丽却不仅仅是一个陪衬，作者对袁红丽这样的文学女青年把握得十分准确，在描写她们对文学热烈的憧憬以及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得不消失的文学梦想时，看似冷静的笔触却弥漫着一种感伤。这个人物要比《雪凤图》中喻小凤和喻美君塑造得好，她与崔启发以及她与诗人闻扬所形成的对立，是男女两性的对立，是传统与现实的对立，这个形象的塑造看似不经意，却意味深长。
袁红丽原本是一个从未泯灭过理想与信念的纯净的女大学生，她虽未在文学界闯出名气，但对文学的执着坚守使得她分外高贵。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中也曾多次强调，比如，在崔启发带她去吃日本料理时，虽然面对昂贵的菜肴她有瞬间的局促，但一提到诗歌便充满了魅力和生气，尔后，崔启发带她参加各种世俗层面的宴会，并让她在那些宴会上朗诵诗歌，在不合时宜的氛围中，她从未觉得难为情。她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看客，不管那里是什么样的气氛，总是认真地去挑选诗歌，甚至在朗诵时，还会从手机中调出音乐配乐朗诵。
她会饱含感情地、字正腔圆地、抑扬顿挫地投入到诗句的诵读中去，像她与诗友聚会时所做的那样。那些笑声于是消失了。当她把一首诗朗读完毕的时候，她发现他们都露出吃惊的表情，还有点不知所措。当然，仅仅几秒钟之后，夹杂着零星迟疑的掌声，酒桌就又恢复了先前的热闹，那让他们感到更自在。出乎她意料的是，很少有人跟她喝酒，与她说话也很客气。
这段描写很有深意，在世俗场合中，袁红丽对诗歌的一以贯之的膜拜态度，使得这种已见式微的艺术形式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层面的尊重。正是这种文化的优越感，使得她在崔启发面前一直都能保持精神上的超越，即便崔启发的财富、身份甚至是身为男性的性别优势，也无法在她面前真正呈现上位者的骄傲。他唯一在袁红丽身上找回的面子，不在于刻意炫富般带她去吃大餐，不在于带她去买漂亮的衣服，也不在于在宾馆中粗暴的言语侮辱，这些都伤害不了袁红丽，因为他们是两个层面的人，贫穷的袁红丽所在的精神层面是他永远无法到达的，他所获得的就是在酒桌上把他和袁红丽的关系暧昧化，得到片刻男性虚荣心的满足，所以，袁红丽与崔启发的对立是常见的男女两性的对立，袁红丽不是喻美君，她不拜金，内心也不空虚。
许多女作家在描写男女双方的博弈时，都会显现出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她们会将日常生活中令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感情传神地描写出来，像张爱玲《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和凌吉士等。在《诗经》中，在男女两性对立的描写中，袁红丽与崔启发的对立是以文化为切割的，而袁红丽和闻扬的对立就回到了男女两性的本体。
袁红丽和闻扬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内，有着相同的教育背景、兴趣爱好，闻扬的孤傲和才情更是令袁红丽崇拜。从男女两性相吸这个自然属性上来看，袁红丽喜欢闻扬是无任何世故和功利心的，所以能做出舍弃崔启发轿车相送，而跟着闻扬坐自行车的举动。而闻扬找上袁红丽的动机却很复杂，酒局上，闻扬在被介绍崔启发时只是略一点头，这还是在有求于崔启发时所做的“施舍”，但转头就看见坐在旁边的袁红丽，立刻询问这位美女是谁，这一细节使他在崔启发之类暴发户面前所维持的清高瞬间崩塌，同常人一样也是见色兴起。而酒局结束后他约袁红丽去天台上看星星的一段描写，更是将他貌似清高超俗，骨子里依然难逃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暴露无遗，再次认证他和崔启发是一类人，甚至他还不如崔启发，在将女人“物化”这一点上他们是出奇地一致。所不同的是，崔启发是直白的，直接用金钱来换取，而闻扬还要遮上一层面纱，用虚无缥缈的聊诗歌、看星星等浪漫的舉动去遮蔽。他选择袁红丽，一方面是源于两性吸引，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袁红丽是崔启发的“女人”，这也是袁红丽一再向他解释自己与崔启发没有关系时，他没有表现出欣喜，相反是不耐烦地表示不在意，甚至认为这不是事儿。他潜意识中甚至更希望袁红丽就是崔启发的女人，这样，他才能全面超越他最鄙视的崔启发这类暴发户。因为，在世俗层面，在以金钱为价值的衡量标准中，他已经输给了崔启发，不管他在崔启发面前表现了怎样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但他不像袁红丽，缺乏对文化甚至是他所热衷的诗歌的笃定和自信，也许是在商品经济时代以及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文学的边缘化带给了他更多的挫败感，在经济发达的南方他找不到存在的价值感，在相对保守落后的北方小城，他要周旋在高宝玉、小五，甚至崔启发之流当中，尽管表面上这些人对他推崇之至，但实质上他还要仰这些人的鼻息过活，他的抗争与挣扎都是徒劳，他本人也早已远离了“童话”“星星”，妥协在世俗之中。他极力打击袁红丽，其实是想证明不是他自我的堕落，这是整个文化群体在新经济时代的悲哀，但袁红丽的纯净和清白令他自惭形秽。也就是说，在袁红丽与闻扬的对峙中，表面上看，闻扬真正打击到了袁红丽，甚至小说结尾处袁红丽的转变应该是与此有关的，但在实际上，是透过袁红丽审视了闻扬，使其内心的卑弱、虚伪、利己、狭隘、妒忌等潜意识暴露无遗。闻扬同崔启发对女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他们的意识里女人就是物品，得到就是胜利，完全将女人物化，崔启发雇用袁红丽为其撑面子，获得超越文化的“优越感”;而闻扬更卑劣，他懂得怎样去俘获袁红丽这样的女孩子，但俘获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异己，印证自我的存在价值。 一个富有理性意识的作家应该赋予其作品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诗经》这部小说较之苏兰朵的其他作品内涵更为丰富，袁红丽这个形象具有有别于其他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作者借助这个形象所照见的男性本质更为深透。
如果说苏兰朵的《雪凤图》和《诗经》的特别之处在于“写什么”，那么她早期的两个短篇《暗痕》和《阳台》则更多体现了“怎么写”。依然是以女性刻画为主，但也许是短篇的缘故，所以作者格外注意在有限的笔墨内注入更多内涵。
首先，说说小说的切入点。《暗痕》这部小说是以女性对性爱的追求入手，写了女主人公许雅在现实生活中压抑、焦虑、苦闷和无处可逃不可名状的心理郁闷。从女性的视角写女性的性欲望、性苦闷从现代第一代女作家就开始了，只是这一时期女作家对“性爱的描写”避之不迭，从冯沅君到丁玲，作品中表现这一话题时极其隐蔽，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对“灵”与“肉”和谐统一的追求;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女性私化写作”，女性作家通过在作品中宣泄女性欲望，建立两性关系中的女性爱欲主体。比较而言，《暗痕》这部短篇小说却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首先，小说以女性性爱欲求入手并不是为了迎合商业化市场，这一点，从她的其他小说的选材就能看出。她既不像冯沅君、丁玲那样受时代所限对这个话题想写又不敢写;也不像90年代“新新人类”作家那样专写女性私小说;其次，小说着重写的是女性对性爱的态度，而不是性爱的本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者以女性作家细腻的观察和对女性心理深层次的把握，写出了一直以来都被传统观念所遮蔽的，甚至女性自我都在惯性思维中完全忽略了的一个问题——性爱对女性的意义，这个话题既习焉不察又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从容地梳理许雅精神压抑痛苦的原因，许雅和男主人公两次性爱的经历写得很节制，丝毫没有媚俗的倾向，就没有失去作品应有的格调，尤其注重关照女性的心理感觉，比如，许雅和他第三次见面写的是最细致的，在两人的性爱中因为是在男主人公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女儿还睡在隔壁，所以他的一些谨慎行为无疑对许雅也产生了影响，但许雅有意识地大而化之地迫使自己超越女性的敏感和脆弱，刻意表现出如男性般不在意，但或看到或听到的一些微小的细节还是打破了她为自己营造的坚不可摧的盾甲，也化成暗痕的一部分隐匿在内心深处，这一点正是使小说走向纵深的一个原因。
其次，小说的表象与深意。初读《暗痕》会觉得小说中许雅缺少和寻找的是性爱，到这只是停留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层，她要寻找的应该是当代人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被消磨掉的东西，一种激情，一种鲜活，一种关爱，一种温暖，抑或一种活着的印证。无性的生活是作品中呈现的重要内容，许雅46岁基本上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男主人公更早，30几岁就开始了，而且借男主人公之口说他的几个朋友也大多如此，可见这已经是一个带有普泛式的社会问题了。无性意味着枯萎，意味着没有激情，没有生命力，为什么像许雅他们在生活中会出现这个问题，作者当然不用提供答案，但作品中作者提到了欲望，并且确定是源于男女主人公各自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而这种缺失绝不仅仅局限于性爱，作者只是为许雅的追寻找了一个替代物——性爱，性爱只是作为一种介质存在的，这个媒介的作用是它容易引起关注，引起正视，拂去表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也就是说，透过许雅的寻找，作者昭示的是现实的缺陷。
最后，小说的视角。《暗痕》这部小说最成功之处是视角的选择，作品以许雅的视角关注生活是非常合理的设置。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的把握游刃有余，尤其是对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女性的精神困惑及生命体验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感悟，因此，在不太长的篇幅中，将女主人公的求索过程处理得并不平凡。前面提到与《暗痕》相近的作者的一个早期短篇小說《阳台》，两篇小说内容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视角的安排上有所不同，也就产生了差异。《暗痕》仅以女主人公许雅的视角进行叙述，作者和笔下的人物精神上的“暗合”，使得小说从容雅致又不乏艺术张力。而小说《阳台》采用的是男女主人公双重视角来写一对青年男女对情爱和性爱认识，就缺少了《暗痕》的气度，尤其是男性视角的叙述多少还是带有女性作家的感觉印记，影响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立性，女主人公苏非为他婚前出逃就显得非理性，缺少了行为的合理性，也使得全篇达不到《暗痕》的深度。
苏兰朵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走进，她的每一篇作品都好像是可以采撷的花朵，可以靠近，可以感受它的芳香。而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是能冲破包裹小说的故事表象，喻小凤、喻美君、袁红丽、许雅、苏非代表着女性的不同层面，她们或徘徊挣扎于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或在理想破灭中走向偏执的极端;或在人生的历练之后貌似超越了女性狭小的天空，但无论这些女性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渴求，渴望真爱、温暖、理解、真实、尊重等现代商品化社会现实中的奢侈品，所以，纵观苏兰朵的几部作品，依然重复的是当代文学中常见的寻找主题，只不过女性寻找未果的感伤被作者掩饰在好看的故事之中，言情其表，人性其里，真正走进文本就会有此强烈的感受。
【责任编辑】 陈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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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凤图》应该是苏兰朵小说中女性意识最强的一部，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在读这部小说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爱玲。张爱玲多写时代夹缝中的没落淑女，这些女性唯一的追求是做 “女结婚员”，但她们的追求过程是无意义的，追求到手的结果也无意义，揭示了特定时代女性宿命式的悲剧生存困境。《雪凤图》中的喻小凤和喻美君名为姑母和侄女的关系，实为母女关系，小说对这种身世的设计和揭示并没有脱离俗套，但不俗的是作者设计的故事的支点“雪凤图”。一般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时喜欢运用散文化的笔法，在故事的讲述中笔墨并不简洁，但苏兰朵的小说叙述却干净利落，不矫情，也不做作。
鲁迅先生在其《南腔北调集》中的《作文秘诀》一文曾提出自古以來许多作家在作文时偏爱追求朦胧和难懂，认为就是一种障眼法，而与之相反的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③从读者的角度看，现代小说负荷了太多的属性，要么过于注重意念的传达而忽略了小说本身的故事性;要么就是把小说当作了语言的试验场，不断地借此将西方现代派的技法拿来演绎一遍，而迷失了小说本身应有的状态。从叙述角度看，苏兰朵的小说自有一种独到的吸引力，她不炫技，叙述起来也不枝不蔓，而在故事的安排上又有着看似无意的用心。《雪凤图》对读者的吸引力就在这幅《雪凤图》的画上，此画是真是假？喻小凤从何而来这幅画？一直吸引着读者的视线。随着真相的一点点揭开，读者已不自觉地走进了喻小凤和喻美君的生活，所谓引人入胜就是这样铺设的。
在现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常把爱情看作生活的全部，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她们或绝望或忧郁，或表现出非常态的行为，缺少拯救自我的独立意识，尤其是来自非健康家庭的女性更是如此。喻小凤自幼丧父，哥哥喻大龙又没什么能力，高三时认识了修复古画的画家佟麟趾，一个和她父亲年纪差不多身体又不好的天才画家。为了爱情，与母亲闹翻，跟佟麟趾跑了，但佟麟趾病逝，喻小凤拖着七个月的身孕回来，差点被母亲设计失掉孩子，绝望中割腕自杀被黑道大哥钟五所救，后跟钟五同居在一起直至钟五入狱。喻小凤的全部生活就是与佟麟趾的爱情，所以《雪凤图》就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的精神寄托。小说开篇入题，喻小凤托付喻美君找范德明卖画，其目的是通过卖画让喻美君认清范德明这个人，这也是在她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为导正女儿未来人生所要做的一件事儿。如果说喻小凤飞蛾扑火般追求的是爱情的话，喻美君跟范德明在一起贪图的就是一点“温暖”。范德明有家室，身材矮小年龄大，但正像小说里所描述的，范德明曾让她觉得自己是重要的、珍贵的、美好的，而这些感觉是她在其他人那里从没有感觉到的，她是不是爱范德明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点“温情”。从这点上说，她还不如喻小凤，她不仅甘愿成为范德明家的“第三者”，而且陷入这种关系无法自拔，不断地自我蒙蔽。一幅《雪凤图》打破了喻美君的自欺欺人，范德明以500万连画带房了断了和她的关系，她竟然以怀孕为由苦苦挽留，甚至无尊严地什么都不要，只想让范明德接她回去。
喻小凤和喻美君都是现代女性，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经济独立地位，只能依附于男人的旧式女人，但原生家庭的残缺使她们在心灵层面依然固守着封建式的心灵。母女两代都没有形成独立的精神品格，没有摆脱几千年的封建积习，她们对男人的依赖是非功利性的，即便喻美君被包养，但确实也不是为钱，两人所找的男人均是在年龄上足以做父亲的人，两人成长过程中，“父亲”这个角色一直是缺失的，喻美君虽有名义上的父亲喻大龙，喻大龙虽然善良，但生性胆小、懦弱、得过且过，喻美君之所以能跟范德明在一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范德明精明、霸道，就是喻大龙的反义词，可见，喻美君生命中如果有一位范德明这样的父亲，可能命运会有所不同。不过无论是喻小凤还是喻美君，在她们的生命中理想男性一直都是缺席的，她们所遇到的男人都是残缺的，喻小凤所爱的佟麟趾人格健全但没有健康的身体，爱喻小凤的佟五有情义有担当但走的是偏路，他们都爱喻小凤，但都不能佑其一生。喻大龙懦弱且无作为，范德明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女人为玩物的卑劣之人，女性作家在对女性命运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必然会审视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男性，《雪凤图》正是透过母女两代人宿命似的生活悲剧，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性的精神解放之路，并且通过对男性弱化的描写，反衬女性自我救赎之必然，这也是这部小说没有停留在世俗层面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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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这部小说较之《雪凤图》现实批判意识更强，作者回归到所熟悉的文化圈，以反讽的笔法描写了诗歌大奖赛闹剧般的评奖过程，揭示了现实社会中文学的边缘化和文人的堕落。早年王朔在《顽主》中也描写了一个荒诞的“三T”文学奖的颁奖细节，但《诗经》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批判层面，剥开其故事的表层，小说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使得一个普通的荒诞故事有了深蕴。 严格说来，《诗经》并没有着意塑造女性形象，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写一种对立：诗人和老板、文化和市井、高贵和低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迥然不同的矛盾两极杂糅在一起，在现实的人生中竟然莫名地达成了一种和解，以经济利益为杠杆寻找到了一种“平衡”。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给小说增加了不少看点，但同时小说中男女两性的对立，也被遮蔽在这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中。
袁红丽是《诗经》中唯一的女性，师大中文系毕业，热爱诗歌也发表过作品，应聘到宠物公司做女秘书的原因就是因为算是一位女诗人。宠物公司老板崔启发因之前参加一个文化人的饭局受到轻慢和嘲笑，尤其是其中诗人闻扬对他的鄙视更让他感到受辱。为找回面子，他特意雇用袁红丽，把她作为自己精神上超越那帮穷酸文人、找回自我优越感的奠基石。这就有了后一次的饭局中，他将袁红丽装扮成自己的情人，当着闻扬、高主席等一帮文人的面夸张地彰显自己对文化的不屑。小说是围绕着崔启发来写，但袁红丽却不仅仅是一个陪衬，作者对袁红丽这样的文学女青年把握得十分准确，在描写她们对文学热烈的憧憬以及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得不消失的文学梦想时，看似冷静的笔触却弥漫着一种感伤。这个人物要比《雪凤图》中喻小凤和喻美君塑造得好，她与崔启发以及她与诗人闻扬所形成的对立，是男女两性的对立，是传统与现实的对立，这个形象的塑造看似不经意，却意味深长。
袁红丽原本是一个从未泯灭过理想与信念的纯净的女大学生，她虽未在文学界闯出名气，但对文学的执着坚守使得她分外高贵。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中也曾多次强调，比如，在崔启发带她去吃日本料理时，虽然面对昂贵的菜肴她有瞬间的局促，但一提到诗歌便充满了魅力和生气，尔后，崔启发带她参加各种世俗层面的宴会，并让她在那些宴会上朗诵诗歌，在不合时宜的氛围中，她从未觉得难为情。她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看客，不管那里是什么样的气氛，总是认真地去挑选诗歌，甚至在朗诵时，还会从手机中调出音乐配乐朗诵。
她会饱含感情地、字正腔圆地、抑扬顿挫地投入到诗句的诵读中去，像她与诗友聚会时所做的那样。那些笑声于是消失了。当她把一首诗朗读完毕的时候，她发现他们都露出吃惊的表情，还有点不知所措。当然，仅仅几秒钟之后，夹杂着零星迟疑的掌声，酒桌就又恢复了先前的热闹，那让他们感到更自在。出乎她意料的是，很少有人跟她喝酒，与她说话也很客气。
这段描写很有深意，在世俗场合中，袁红丽对诗歌的一以贯之的膜拜态度，使得这种已见式微的艺术形式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层面的尊重。正是这种文化的优越感，使得她在崔启发面前一直都能保持精神上的超越，即便崔启发的财富、身份甚至是身为男性的性别优势，也无法在她面前真正呈现上位者的骄傲。他唯一在袁红丽身上找回的面子，不在于刻意炫富般带她去吃大餐，不在于带她去买漂亮的衣服，也不在于在宾馆中粗暴的言语侮辱，这些都伤害不了袁红丽，因为他们是两个层面的人，贫穷的袁红丽所在的精神层面是他永远无法到达的，他所获得的就是在酒桌上把他和袁红丽的关系暧昧化，得到片刻男性虚荣心的满足，所以，袁红丽与崔启发的对立是常见的男女两性的对立，袁红丽不是喻美君，她不拜金，内心也不空虚。
许多女作家在描写男女双方的博弈时，都会显现出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她们会将日常生活中令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感情传神地描写出来，像张爱玲《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和凌吉士等。在《诗经》中，在男女两性对立的描写中，袁红丽与崔启发的对立是以文化为切割的，而袁红丽和闻扬的对立就回到了男女两性的本体。
袁红丽和闻扬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内，有着相同的教育背景、兴趣爱好，闻扬的孤傲和才情更是令袁红丽崇拜。从男女两性相吸这个自然属性上来看，袁红丽喜欢闻扬是无任何世故和功利心的，所以能做出舍弃崔启发轿车相送，而跟着闻扬坐自行车的举动。而闻扬找上袁红丽的动机却很复杂，酒局上，闻扬在被介绍崔启发时只是略一点头，这还是在有求于崔启发时所做的“施舍”，但转头就看见坐在旁边的袁红丽，立刻询问这位美女是谁，这一细节使他在崔启发之类暴发户面前所维持的清高瞬间崩塌，同常人一样也是见色兴起。而酒局结束后他约袁红丽去天台上看星星的一段描写，更是将他貌似清高超俗，骨子里依然难逃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暴露无遗，再次认证他和崔启发是一类人，甚至他还不如崔启发，在将女人“物化”这一点上他们是出奇地一致。所不同的是，崔启发是直白的，直接用金钱来换取，而闻扬还要遮上一层面纱，用虚无缥缈的聊诗歌、看星星等浪漫的舉动去遮蔽。他选择袁红丽，一方面是源于两性吸引，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袁红丽是崔启发的“女人”，这也是袁红丽一再向他解释自己与崔启发没有关系时，他没有表现出欣喜，相反是不耐烦地表示不在意，甚至认为这不是事儿。他潜意识中甚至更希望袁红丽就是崔启发的女人，这样，他才能全面超越他最鄙视的崔启发这类暴发户。因为，在世俗层面，在以金钱为价值的衡量标准中，他已经输给了崔启发，不管他在崔启发面前表现了怎样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但他不像袁红丽，缺乏对文化甚至是他所热衷的诗歌的笃定和自信，也许是在商品经济时代以及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文学的边缘化带给了他更多的挫败感，在经济发达的南方他找不到存在的价值感，在相对保守落后的北方小城，他要周旋在高宝玉、小五，甚至崔启发之流当中，尽管表面上这些人对他推崇之至，但实质上他还要仰这些人的鼻息过活，他的抗争与挣扎都是徒劳，他本人也早已远离了“童话”“星星”，妥协在世俗之中。他极力打击袁红丽，其实是想证明不是他自我的堕落，这是整个文化群体在新经济时代的悲哀，但袁红丽的纯净和清白令他自惭形秽。也就是说，在袁红丽与闻扬的对峙中，表面上看，闻扬真正打击到了袁红丽，甚至小说结尾处袁红丽的转变应该是与此有关的，但在实际上，是透过袁红丽审视了闻扬，使其内心的卑弱、虚伪、利己、狭隘、妒忌等潜意识暴露无遗。闻扬同崔启发对女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他们的意识里女人就是物品，得到就是胜利，完全将女人物化，崔启发雇用袁红丽为其撑面子，获得超越文化的“优越感”;而闻扬更卑劣，他懂得怎样去俘获袁红丽这样的女孩子，但俘获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异己，印证自我的存在价值。 一个富有理性意识的作家应该赋予其作品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诗经》这部小说较之苏兰朵的其他作品内涵更为丰富，袁红丽这个形象具有有别于其他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作者借助这个形象所照见的男性本质更为深透。
三
如果说苏兰朵的《雪凤图》和《诗经》的特别之处在于“写什么”，那么她早期的两个短篇《暗痕》和《阳台》则更多体现了“怎么写”。依然是以女性刻画为主，但也许是短篇的缘故，所以作者格外注意在有限的笔墨内注入更多内涵。
首先，说说小说的切入点。《暗痕》这部小说是以女性对性爱的追求入手，写了女主人公许雅在现实生活中压抑、焦虑、苦闷和无处可逃不可名状的心理郁闷。从女性的视角写女性的性欲望、性苦闷从现代第一代女作家就开始了，只是这一时期女作家对“性爱的描写”避之不迭，从冯沅君到丁玲，作品中表现这一话题时极其隐蔽，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对“灵”与“肉”和谐统一的追求;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女性私化写作”，女性作家通过在作品中宣泄女性欲望，建立两性关系中的女性爱欲主体。比较而言，《暗痕》这部短篇小说却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首先，小说以女性性爱欲求入手并不是为了迎合商业化市场，这一点，从她的其他小说的选材就能看出。她既不像冯沅君、丁玲那样受时代所限对这个话题想写又不敢写;也不像90年代“新新人类”作家那样专写女性私小说;其次，小说着重写的是女性对性爱的态度，而不是性爱的本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者以女性作家细腻的观察和对女性心理深层次的把握，写出了一直以来都被传统观念所遮蔽的，甚至女性自我都在惯性思维中完全忽略了的一个问题——性爱对女性的意义，这个话题既习焉不察又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从容地梳理许雅精神压抑痛苦的原因，许雅和男主人公两次性爱的经历写得很节制，丝毫没有媚俗的倾向，就没有失去作品应有的格调，尤其注重关照女性的心理感觉，比如，许雅和他第三次见面写的是最细致的，在两人的性爱中因为是在男主人公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女儿还睡在隔壁，所以他的一些谨慎行为无疑对许雅也产生了影响，但许雅有意识地大而化之地迫使自己超越女性的敏感和脆弱，刻意表现出如男性般不在意，但或看到或听到的一些微小的细节还是打破了她为自己营造的坚不可摧的盾甲，也化成暗痕的一部分隐匿在内心深处，这一点正是使小说走向纵深的一个原因。
其次，小说的表象与深意。初读《暗痕》会觉得小说中许雅缺少和寻找的是性爱，到这只是停留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层，她要寻找的应该是当代人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被消磨掉的东西，一种激情，一种鲜活，一种关爱，一种温暖，抑或一种活着的印证。无性的生活是作品中呈现的重要内容，许雅46岁基本上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男主人公更早，30几岁就开始了，而且借男主人公之口说他的几个朋友也大多如此，可见这已经是一个带有普泛式的社会问题了。无性意味着枯萎，意味着没有激情，没有生命力，为什么像许雅他们在生活中会出现这个问题，作者当然不用提供答案，但作品中作者提到了欲望，并且确定是源于男女主人公各自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而这种缺失绝不仅仅局限于性爱，作者只是为许雅的追寻找了一个替代物——性爱，性爱只是作为一种介质存在的，这个媒介的作用是它容易引起关注，引起正视，拂去表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也就是说，透过许雅的寻找，作者昭示的是现实的缺陷。
最后，小说的视角。《暗痕》这部小说最成功之处是视角的选择，作品以许雅的视角关注生活是非常合理的设置。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的把握游刃有余，尤其是对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女性的精神困惑及生命体验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感悟，因此，在不太长的篇幅中，将女主人公的求索过程处理得并不平凡。前面提到与《暗痕》相近的作者的一个早期短篇小說《阳台》，两篇小说内容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视角的安排上有所不同，也就产生了差异。《暗痕》仅以女主人公许雅的视角进行叙述，作者和笔下的人物精神上的“暗合”，使得小说从容雅致又不乏艺术张力。而小说《阳台》采用的是男女主人公双重视角来写一对青年男女对情爱和性爱认识，就缺少了《暗痕》的气度，尤其是男性视角的叙述多少还是带有女性作家的感觉印记，影响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立性，女主人公苏非为他婚前出逃就显得非理性，缺少了行为的合理性，也使得全篇达不到《暗痕》的深度。
苏兰朵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走进，她的每一篇作品都好像是可以采撷的花朵，可以靠近，可以感受它的芳香。而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是能冲破包裹小说的故事表象，喻小凤、喻美君、袁红丽、许雅、苏非代表着女性的不同层面，她们或徘徊挣扎于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或在理想破灭中走向偏执的极端;或在人生的历练之后貌似超越了女性狭小的天空，但无论这些女性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渴求，渴望真爱、温暖、理解、真实、尊重等现代商品化社会现实中的奢侈品，所以，纵观苏兰朵的几部作品，依然重复的是当代文学中常见的寻找主题，只不过女性寻找未果的感伤被作者掩饰在好看的故事之中，言情其表，人性其里，真正走进文本就会有此强烈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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