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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检索“课外辅导”“影子教育”“补习”等关键词，并梳理2005年以来相关的研究，发现目前关于课外辅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现状/特点、前因和后果等方面，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和国际比较视角，整体研究相对成熟和规范;但同时也缺乏追踪研究、精细的研究设计和多层次的量化研究，对变量的控制和影响研究不够深入，从而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
关键词：课外辅导;影子教育;补习
中图分类号： G4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1）03-0038-06
作者简介：王秀江，中国儿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从事儿童教育与儿童发展研究;韩闪闪，北京市第八中学永定实验学校教师。
“课外辅导热”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许多探讨。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与“课外辅导”相关的关键词，如“校外辅导”“影子教育”“补习”“培训”“培优”“补差”等，对2005年以来的百余篇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为深入研究课外辅导提供参考。
一、概念界定
现有文献通常将课外辅导比喻为“影子教育”，其概念源于玛里姆都、辛格、史蒂文森和贝克等研究者对课外辅导现象的比喻。他们认为，课外辅导作为一种补充性教育，是因主流教育系统的存在而存在的，在规模和模式上随主流系统的变化而调整，因而是 “影子教育”[1]。马克·贝磊通过对课外辅导已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在使用课外辅导概念时虽然视角不同，但总体来看都包含了“私有性”“补充性”和“补习”三个特点。基于前人的研究，他明确界定了课外辅导的三个特征，即补充性、私有性和学术类科目。本文将课外辅导的概念界定为：以提高学习成绩为目的，对学校教育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在校外场所进行的有偿性教育活动，不包括学生校内补课活动。
二、课外辅导的现状及特点
课外辅导的现状和特点是研究这一现象的基础，研究者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课外辅导参与日常化
家长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家长的从众心理、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等诸多原因，使得课外辅导盛行，中小学生课外补习逐渐日常化[2]。彭湃等通过对湖北省H市的一项调查发现，学生平均每周每科补习2小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3]。韩国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参与平均每周为6.04小时[4]。学生在上学的不同时段，其课外补习的时间存在一定差异。张薇等人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每周补习4个多小时;在暑假，1/4的学生每周补习时间超过15个小时[5]。课外辅导参与的日常化表明学生课后学业负担加重。
（二）课外辅导费用成为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
雷万鹏调查发现，总体上教育补习费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平均为3.0%，教育补习费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大约是11%[6]。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较高，达到33.3%左右;高中阶段校外支出占26.7%[7]。在澳大利亚，考试辅导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家长每月至少需要为孩子支付上千澳元的课外考试辅导费用[8]。韩国教育部进行的调查结果顯示，2017年韩国中小学生月均课外辅导费达27.1万韩元（截至本刊发稿时约合人民币1603.63元）。日本文部省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日本，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需的总教育费用约为1000万日元（截至本刊发稿时约合8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是课外补习费用[9]。由此可见，课外辅导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
（三）课外辅导的参与分布不均衡
许多研究表明，我国学生课外辅导在城乡、不同区域和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中城市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课外辅导的参与率更高，重点学校和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倾向于参与课外辅导[10]。这种分布的差异性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对东欧和亚洲12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城市地区学生的课外辅导参与率都高于农村地区，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达到24.2%[11]。课外辅导参与的分布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经济因素是影响参加课外辅导的重要因素。
（四）课外辅导科目呈现应试倾向
课外辅导机构形式多样，补习科目种类众多。但总体来看，课外辅导内容还是以考试科目为主。在课外辅导的课程上，虽然各国课外辅导的科目及内容有所差异，但是主要的课外辅导科目却大致雷同，重点辅导的科目为英语、数学及科学这几门学科[3] 。吴岩等人通过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语文、数学、英语是考试中重要的三科，也是学生在补习中经常参加的三个科目[12]。
（五）辅导机构学校化且数量众多
与学校教育相比，课外辅导属于非强制性教育，因其可以提供选择性和差异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需求。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教育需求，催生了大量的课外辅导机构，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简称新东方）、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好未来）、北京学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课外辅导机构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保持自身教育特色的同时不断模仿学校教育，通过更具备合法性特征，使得自身的存在更加“名正言顺”[13]。
（六）课外辅导的形式多样化
我国传统的课外辅导的参与形式有一对一、一对多、讲座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线上辅导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课外辅导参与形式。目前，韩国的课外辅导形式主要有五种：一对一的家教形式;私有专门公司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以赢利为目的的私有辅导机构提供的一对一辅导或者小班辅导，即补习班;在线辅导系统;全日制的补习机构[14]。
三、课外辅导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 课外辅导机构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翁秋怡认为，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程度是影响课外辅导需求的重要原因。中国、越南以及非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私人课外辅导不断增多[15]。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可以有更多的钱花在孩子的课外辅导上;同时，课外辅导费用也被当作一种教育投资，家长通过增加课外辅导支出，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以便孩子在将来的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16]。
（二）社会文化因素
课外辅导盛行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儒家文化认为成功更多是靠“努力”取得的，而西欧和北美文化则更强调“能力”的重要性[3]。同时，儒家思想中的家庭责任、等级制度、勤奋学习以及孝道等观念，也是影响课外辅导的因素[5]。除此之外，学习是竞争性和有身份意识的观念，也影响着亚洲国家的课外辅导需求[15]。
（三）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考试制度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以选拔为主的升学考试，成为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重要原因[12]。为了使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倾向于通过增加教育支出获得额外的教育资源，来提高孩子的竞争优势。中泽涉认为，升学选拔机制是课外辅导机构存在的重要因素。尽管日本的考试竞争趋于缓和，但是升学竞争的焦点已由大学升学机会转向优质教育机会的争夺[17]。
（四）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有显著影响[6]。调查显示，在波兰，超过50%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了课外辅导，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只有小部分接受了课外辅导[16]。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子女人数也会影响课外辅导参与情况。如李弘等人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压力小，加之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独生子女的补习比例更高[18]。
（五）父母受教育程度
楚红丽通过调查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课外辅导的参与率以及费用支出具有显著影响[19]。并且调查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参与课外辅导的时间，以及参与课外辅导的科目内容;而父亲的学历对学生的辅导参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0]。
（六）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其所处的教育阶段
研究发现，成绩越差的学生越可能参加课外辅导[6]。李佳丽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的学业成绩能够预测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可能性，并且其预测方向呈现年级差异[21]。杨天平等人认为，学生所处的年级越高，补习消费规模就越大，參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就越高，六年级和初三课外补习的参与率高于相同教育阶段的其他年级[22]。
综上所述，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情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石丹淅从课外辅导机构兴起的角度，运用推拉理论对其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从推力效应分析了课外辅导兴起的内部原因，包括办学主体、办学目的、办学组织形式、课程设置及其他。从拉力效应分析了课外辅导兴起的外部原因，包括家长的因素、学生自身需求因素及其他相关因素[23]。总之，学生参与课外辅导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
四、课外辅导的功能和影响
（一）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肖淑红认为，校外补习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一定拓展，丰富了学校教育的教学科目，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24]。彭文静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阐述了补习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补习教育通过多样的内容和丰富的形式可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成为学校教育的拓展和延伸。同时，与学校教育相比，补习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差异性，从而能够弥补学校教育中忽视学生个体需要的不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5]。
（二）培优补差
培优多以成绩较好的学生为主体，在学生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拔高，拓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补差则以成绩一般及以下的学生为对象，主要是对校内所学知识的再学习和再强化[23]。
（三）对未来生涯的准备
教育具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功能，因此，为未来生涯做准备成为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重要因素。陈奕桦等人通过对韩国 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的多层次实证分析发现，学生的校内补课活动、校外补习参与和未来生涯准备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26]。张冰认为“新中间阶层”子女能够通过“影子教育”实现维持原有的阶层，甚至实现向上的流动[27]。
（四）影响社会和教育公平
吴岩研究发现，家庭通过购买校外教育补习资源，获得了分数、能力和机会，从而影响了教育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12]。薛海平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通过影响学生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获得，从而削弱了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努力成效，影响了义务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10]。但是，如果不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机会相等，参加数学课外辅导可以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带来的成绩差异，反而促进了教育结果均等[9]。
（五）影响教育质量
杨洪亮认为，课外辅导的考试取向性和付费性，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习兴趣的培养。同时，课外辅导可能会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教学效率[16]。此外，课外辅导内容的超前化，可能会降低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不利于学生的发展[28]。
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分别从各种理论的视角分析了课外辅导的功能和影响。如张冰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角度对“影子教育”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子教育”有助于学生增加具体化、客观化以及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从而成为“新中间阶层”文化再生产的一种现实性选择[27]。薛海平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影子教育”强化资本的代际传承[29]。
六、相关政策及启示
对于课外辅导机构，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彭湃将世界各国采取的主要政策归为以下几类：一是放任自流，例如柬埔寨和越南，采取放任自流政策的国家主要受文化背景或政府财力的影响;二是认知监管，主要是国家对课外辅导尽可能了解或监管;三是积极鼓励，比如英国和新加坡，其鼓励形式多样;四是混合方法，即针对不同的课外辅导采取不同的措施;五是完全禁止，严禁营利性的课外辅导，当然，这种政策在课外辅导盛行的国家行不通[3]。 国外的课外辅导治理政策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课外辅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简单地采取全面禁止政策。要结合课外辅导的现状，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对“影子教育”的治理大致经历了四次大的演变，总体趋势是转移政策→禁止政策→补偿政策→公平政策，采取的是由“非法化”逐渐转向“合法化”的治理政策。其本质是社会公正和机会均等的力量、社会竞争和市场规则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30]。韩国与中国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因此，其相关治理政策对我国的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其次，促进教育公平。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会导致教育公平问题的出现，基于此，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资源。在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同时，也要提高课外辅导机构的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现状，发展公益性的课外辅导教育，发挥课外辅导对促进教育平等化的潜力[31]。再次，要加强监管，规范课外辅导市场。加强对课外辅导的教学资质、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监管，促进课外辅导的规范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课外辅导进入了由行业自律到政府监管的规范发展时期，这对课外辅导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32]。
七、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课外辅导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定义、现状/特点、前因和后果等，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整体研究相对成熟和规范;但同时也缺乏追踪研究、精细的研究设计和多层次的量化研究，对一些变量的控制和影响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如李佳丽等人通过调查发现，课外辅导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3];而孙伦轩等人发现，课外辅导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几乎无显著的提升作用[34]。学业成绩的提高受家庭环境、培训时长、学校类型、校内外教师和学生学习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控制一些变量，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此外，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联系不够紧密，未能对理论的概念进行操作化。2018年以来，关于课外辅导的中文文献资料虽然增多，但是许多文献资料缺乏对理论基础深入理解和整体把握，也缺乏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同时，中文文献中的实证研究尚不够丰富[35]。因此，我们建议加强实证研究检验和完善课外辅导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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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外辅导;影子教育;补习
中图分类号： G4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1）03-0038-06
作者简介：王秀江，中国儿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从事儿童教育与儿童发展研究;韩闪闪，北京市第八中学永定实验学校教师。
“课外辅导热”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许多探讨。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与“课外辅导”相关的关键词，如“校外辅导”“影子教育”“补习”“培训”“培优”“补差”等，对2005年以来的百余篇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为深入研究课外辅导提供参考。
一、概念界定
现有文献通常将课外辅导比喻为“影子教育”，其概念源于玛里姆都、辛格、史蒂文森和贝克等研究者对课外辅导现象的比喻。他们认为，课外辅导作为一种补充性教育，是因主流教育系统的存在而存在的，在规模和模式上随主流系统的变化而调整，因而是 “影子教育”[1]。马克·贝磊通过对课外辅导已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在使用课外辅导概念时虽然视角不同，但总体来看都包含了“私有性”“补充性”和“补习”三个特点。基于前人的研究，他明确界定了课外辅导的三个特征，即补充性、私有性和学术类科目。本文将课外辅导的概念界定为：以提高学习成绩为目的，对学校教育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在校外场所进行的有偿性教育活动，不包括学生校内补课活动。
二、课外辅导的现状及特点
课外辅导的现状和特点是研究这一现象的基础，研究者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课外辅导参与日常化
家长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家长的从众心理、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等诸多原因，使得课外辅导盛行，中小学生课外补习逐渐日常化[2]。彭湃等通过对湖北省H市的一项调查发现，学生平均每周每科补习2小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3]。韩国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参与平均每周为6.04小时[4]。学生在上学的不同时段，其课外补习的时间存在一定差异。张薇等人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每周补习4个多小时;在暑假，1/4的学生每周补习时间超过15个小时[5]。课外辅导参与的日常化表明学生课后学业负担加重。
（二）课外辅导费用成为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
雷万鹏调查发现，总体上教育补习费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平均为3.0%，教育补习费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大约是11%[6]。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较高，达到33.3%左右;高中阶段校外支出占26.7%[7]。在澳大利亚，考试辅导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家长每月至少需要为孩子支付上千澳元的课外考试辅导费用[8]。韩国教育部进行的调查结果顯示，2017年韩国中小学生月均课外辅导费达27.1万韩元（截至本刊发稿时约合人民币1603.63元）。日本文部省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日本，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需的总教育费用约为1000万日元（截至本刊发稿时约合8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是课外补习费用[9]。由此可见，课外辅导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
（三）课外辅导的参与分布不均衡
许多研究表明，我国学生课外辅导在城乡、不同区域和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中城市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课外辅导的参与率更高，重点学校和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倾向于参与课外辅导[10]。这种分布的差异性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对东欧和亚洲12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城市地区学生的课外辅导参与率都高于农村地区，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达到24.2%[11]。课外辅导参与的分布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经济因素是影响参加课外辅导的重要因素。
（四）课外辅导科目呈现应试倾向
课外辅导机构形式多样，补习科目种类众多。但总体来看，课外辅导内容还是以考试科目为主。在课外辅导的课程上，虽然各国课外辅导的科目及内容有所差异，但是主要的课外辅导科目却大致雷同，重点辅导的科目为英语、数学及科学这几门学科[3] 。吴岩等人通过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语文、数学、英语是考试中重要的三科，也是学生在补习中经常参加的三个科目[12]。
（五）辅导机构学校化且数量众多
与学校教育相比，课外辅导属于非强制性教育，因其可以提供选择性和差异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需求。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教育需求，催生了大量的课外辅导机构，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简称新东方）、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好未来）、北京学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课外辅导机构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保持自身教育特色的同时不断模仿学校教育，通过更具备合法性特征，使得自身的存在更加“名正言顺”[13]。
（六）课外辅导的形式多样化
我国传统的课外辅导的参与形式有一对一、一对多、讲座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线上辅导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课外辅导参与形式。目前，韩国的课外辅导形式主要有五种：一对一的家教形式;私有专门公司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以赢利为目的的私有辅导机构提供的一对一辅导或者小班辅导，即补习班;在线辅导系统;全日制的补习机构[14]。
三、课外辅导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 课外辅导机构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翁秋怡认为，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程度是影响课外辅导需求的重要原因。中国、越南以及非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私人课外辅导不断增多[15]。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可以有更多的钱花在孩子的课外辅导上;同时，课外辅导费用也被当作一种教育投资，家长通过增加课外辅导支出，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以便孩子在将来的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16]。
（二）社会文化因素
课外辅导盛行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儒家文化认为成功更多是靠“努力”取得的，而西欧和北美文化则更强调“能力”的重要性[3]。同时，儒家思想中的家庭责任、等级制度、勤奋学习以及孝道等观念，也是影响课外辅导的因素[5]。除此之外，学习是竞争性和有身份意识的观念，也影响着亚洲国家的课外辅导需求[15]。
（三）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考试制度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以选拔为主的升学考试，成为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重要原因[12]。为了使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倾向于通过增加教育支出获得额外的教育资源，来提高孩子的竞争优势。中泽涉认为，升学选拔机制是课外辅导机构存在的重要因素。尽管日本的考试竞争趋于缓和，但是升学竞争的焦点已由大学升学机会转向优质教育机会的争夺[17]。
（四）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有显著影响[6]。调查显示，在波兰，超过50%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了课外辅导，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只有小部分接受了课外辅导[16]。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子女人数也会影响课外辅导参与情况。如李弘等人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压力小，加之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独生子女的补习比例更高[18]。
（五）父母受教育程度
楚红丽通过调查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课外辅导的参与率以及费用支出具有显著影响[19]。并且调查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参与课外辅导的时间，以及参与课外辅导的科目内容;而父亲的学历对学生的辅导参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0]。
（六）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其所处的教育阶段
研究发现，成绩越差的学生越可能参加课外辅导[6]。李佳丽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的学业成绩能够预测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可能性，并且其预测方向呈现年级差异[21]。杨天平等人认为，学生所处的年级越高，补习消费规模就越大，參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就越高，六年级和初三课外补习的参与率高于相同教育阶段的其他年级[22]。
综上所述，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情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石丹淅从课外辅导机构兴起的角度，运用推拉理论对其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从推力效应分析了课外辅导兴起的内部原因，包括办学主体、办学目的、办学组织形式、课程设置及其他。从拉力效应分析了课外辅导兴起的外部原因，包括家长的因素、学生自身需求因素及其他相关因素[23]。总之，学生参与课外辅导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
四、课外辅导的功能和影响
（一）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肖淑红认为，校外补习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一定拓展，丰富了学校教育的教学科目，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24]。彭文静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阐述了补习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补习教育通过多样的内容和丰富的形式可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成为学校教育的拓展和延伸。同时，与学校教育相比，补习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差异性，从而能够弥补学校教育中忽视学生个体需要的不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5]。
（二）培优补差
培优多以成绩较好的学生为主体，在学生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拔高，拓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补差则以成绩一般及以下的学生为对象，主要是对校内所学知识的再学习和再强化[23]。
（三）对未来生涯的准备
教育具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功能，因此，为未来生涯做准备成为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重要因素。陈奕桦等人通过对韩国 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的多层次实证分析发现，学生的校内补课活动、校外补习参与和未来生涯准备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26]。张冰认为“新中间阶层”子女能够通过“影子教育”实现维持原有的阶层，甚至实现向上的流动[27]。
（四）影响社会和教育公平
吴岩研究发现，家庭通过购买校外教育补习资源，获得了分数、能力和机会，从而影响了教育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12]。薛海平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通过影响学生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获得，从而削弱了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努力成效，影响了义务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10]。但是，如果不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机会相等，参加数学课外辅导可以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带来的成绩差异，反而促进了教育结果均等[9]。
（五）影响教育质量
杨洪亮认为，课外辅导的考试取向性和付费性，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习兴趣的培养。同时，课外辅导可能会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教学效率[16]。此外，课外辅导内容的超前化，可能会降低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不利于学生的发展[28]。
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分别从各种理论的视角分析了课外辅导的功能和影响。如张冰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角度对“影子教育”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子教育”有助于学生增加具体化、客观化以及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从而成为“新中间阶层”文化再生产的一种现实性选择[27]。薛海平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影子教育”强化资本的代际传承[29]。
六、相关政策及启示
对于课外辅导机构，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彭湃将世界各国采取的主要政策归为以下几类：一是放任自流，例如柬埔寨和越南，采取放任自流政策的国家主要受文化背景或政府财力的影响;二是认知监管，主要是国家对课外辅导尽可能了解或监管;三是积极鼓励，比如英国和新加坡，其鼓励形式多样;四是混合方法，即针对不同的课外辅导采取不同的措施;五是完全禁止，严禁营利性的课外辅导，当然，这种政策在课外辅导盛行的国家行不通[3]。 国外的课外辅导治理政策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课外辅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简单地采取全面禁止政策。要结合课外辅导的现状，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对“影子教育”的治理大致经历了四次大的演变，总体趋势是转移政策→禁止政策→补偿政策→公平政策，采取的是由“非法化”逐渐转向“合法化”的治理政策。其本质是社会公正和机会均等的力量、社会竞争和市场规则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30]。韩国与中国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因此，其相关治理政策对我国的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其次，促进教育公平。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会导致教育公平问题的出现，基于此，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资源。在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同时，也要提高课外辅导机构的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现状，发展公益性的课外辅导教育，发挥课外辅导对促进教育平等化的潜力[31]。再次，要加强监管，规范课外辅导市场。加强对课外辅导的教学资质、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监管，促进课外辅导的规范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课外辅导进入了由行业自律到政府监管的规范发展时期，这对课外辅导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32]。
七、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课外辅导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定义、现状/特点、前因和后果等，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整体研究相对成熟和规范;但同时也缺乏追踪研究、精细的研究设计和多层次的量化研究，对一些变量的控制和影响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如李佳丽等人通过调查发现，课外辅导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3];而孙伦轩等人发现，课外辅导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几乎无显著的提升作用[34]。学业成绩的提高受家庭环境、培训时长、学校类型、校内外教师和学生学习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控制一些变量，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此外，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联系不够紧密，未能对理论的概念进行操作化。2018年以来，关于课外辅导的中文文献资料虽然增多，但是许多文献资料缺乏对理论基础深入理解和整体把握，也缺乏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同时，中文文献中的实证研究尚不够丰富[35]。因此，我们建议加强实证研究检验和完善课外辅导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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