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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俸洪剑，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2012级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周子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2012级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摘要：制度决定社会，社会决定公民。从古至今，中国农民的身份始终体现着国家制度的安排，在这一身份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本文简单梳理了关于当代中国农民身份的相关文献，旨在为未来农民的身份变革提供一个依据。
关键词：中国农民；身份；变迁；土地改革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经历了数次大大小小的土地改革、赋税改革，每一次的变革都与中国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理顺农民与国家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之间的关系，使农民身份得到应有的正视，才能改变农民当前的困境和历史宿命。
一、合作社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身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农民身份制度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渐进的过程。这一阶段，农民的每一种身份都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尤其是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相联系，从而体现了国家不同时期对农民身份制度的不同安排。
关于这一时期的农民身份研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周作翰和张英洪指出，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和结构化（周作翰、张英洪，2007）。赵司空认为，中国农民身份发生的第一次转型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性身份（赵司空，2011）。张明霞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发生四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身农民，第二次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农民（张明霞，2012）。另外一种更为细致的分法来自于朱程谦和卢福营，根据他们的观点，从建国到土地改革完成（1949-1952），农民实现了由封建依附农到个体小农的转变；从土地改革完成到农业合作社的完成（1953-1956），农民由个体小农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民；从农业合作社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57-1978），农民由合作化农民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朱程谦、卢福营，1993）。
以上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划分在细节上虽有不同，但都显示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身份一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另一方面也被附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下，由之前的革命主体和主要依靠力量转为建设主体，并且进入到人民公社这个组织结构中。因此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在身份上属于“合作社农民”。
这一时期，除了合作社这种被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同时，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民的身份地位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这其中当数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影响最大。从1953年到1957年底，国家陆续颁布了多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行，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户籍制度成为了农民身份的主要特征，使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受到损害，对农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市场化小农：当前的农民身份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同时也给农民身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民公社制度的终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农民有了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国家于1986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不断放松，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
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民身份有过细致的研究。宋静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指出国家对农民身份的制度建构经历了从无制度限制、制度约束、制度松动和制度推动四个环节，与之相符，中国农民的身份由农民变成农民工再到产业工人（宋静，2008）。周作翰和张英洪认为当前农民经历着身份上的社会化，从而有可能走向农民身份的公民化（周作翰、张英洪，2007）。赵司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政治性身份转向经济性身份，接下来伴随着农民工现象而出现文化性身份，每一次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都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脉络（赵司空，2011）。张明霞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农民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民（张明霞，2012）。朱程谦和卢福营则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今（1979-今），农民从公社社员变成了自主经营的承包农民（朱程谦、卢福营，1993）。
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当前中国农民的身份界定为“市场化小农”。所谓“市场化小农”，指的是小规模农户家庭的各种主要经济行为决策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其经济行为依赖于各种市场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并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市场交易进程，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各类经济资源。因此，这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
三、集体化农民：未来的农民身份
纵观当代中国农民身份的变迁历程，可以说是曲折而渐进的。30多年前，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它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农民生活，加速了农民身份的转化。
然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一些限制农民政策的调整，虽然使农民身份变得相对自由，但这种变化仅仅是地理的流动，而不是身份的流动，农民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评价标准的影响。
总而言之，加快实现中国农民的身份转换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目前，研究农民身份转变问题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文化转型论”，二是“政府自利论”（2012，蒋红军）。“文化转型论”的论述重点集中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与行为角色等方面，“政府自利论”则主要集中在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这是现今学术界讨论最多最普遍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农民身份化到非农化的转变。
相关部门先后提出了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两个概念，前者是将农民身份以职业弱化，后者则从整体上对农民做出要求，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農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大创新，也就是把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靠单纯发展农业无法解决的人多地少、隐性失业等深层次的问题。只有转移和减少了农民，加快推进农民职业化、市民化，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农民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作翰，张英洪.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变迁路径[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21-24.
[2]张明霞.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变迁论析[J].求实，2012，（10）：88-92.
[3]朱程谦，卢福营.建国后农民阶级的演变和现阶段农民的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1993，（1）：59-62.
[4]柏骏.农民身份——一个社会学研究的视角[J].唯实，2003，（12）：90-93.
[5]宋静.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的农民身份制度建构历程[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1-32.
[6]赵司空.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与市民社会的形成[J].学术界，2009，（9）：27-34.
[7]蒋红军.农民身份转变中的权利实现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4-81.
周子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2012级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摘要：制度决定社会，社会决定公民。从古至今，中国农民的身份始终体现着国家制度的安排，在这一身份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本文简单梳理了关于当代中国农民身份的相关文献，旨在为未来农民的身份变革提供一个依据。
关键词：中国农民；身份；变迁；土地改革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经历了数次大大小小的土地改革、赋税改革，每一次的变革都与中国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理顺农民与国家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之间的关系，使农民身份得到应有的正视，才能改变农民当前的困境和历史宿命。
一、合作社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身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农民身份制度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渐进的过程。这一阶段，农民的每一种身份都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尤其是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相联系，从而体现了国家不同时期对农民身份制度的不同安排。
关于这一时期的农民身份研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周作翰和张英洪指出，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和结构化（周作翰、张英洪，2007）。赵司空认为，中国农民身份发生的第一次转型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性身份（赵司空，2011）。张明霞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发生四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身农民，第二次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农民（张明霞，2012）。另外一种更为细致的分法来自于朱程谦和卢福营，根据他们的观点，从建国到土地改革完成（1949-1952），农民实现了由封建依附农到个体小农的转变；从土地改革完成到农业合作社的完成（1953-1956），农民由个体小农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民；从农业合作社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57-1978），农民由合作化农民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朱程谦、卢福营，1993）。
以上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划分在细节上虽有不同，但都显示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身份一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另一方面也被附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下，由之前的革命主体和主要依靠力量转为建设主体，并且进入到人民公社这个组织结构中。因此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在身份上属于“合作社农民”。
这一时期，除了合作社这种被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同时，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民的身份地位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这其中当数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影响最大。从1953年到1957年底，国家陆续颁布了多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行，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户籍制度成为了农民身份的主要特征，使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受到损害，对农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市场化小农：当前的农民身份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同时也给农民身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民公社制度的终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农民有了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国家于1986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不断放松，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
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民身份有过细致的研究。宋静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指出国家对农民身份的制度建构经历了从无制度限制、制度约束、制度松动和制度推动四个环节，与之相符，中国农民的身份由农民变成农民工再到产业工人（宋静，2008）。周作翰和张英洪认为当前农民经历着身份上的社会化，从而有可能走向农民身份的公民化（周作翰、张英洪，2007）。赵司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政治性身份转向经济性身份，接下来伴随着农民工现象而出现文化性身份，每一次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都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脉络（赵司空，2011）。张明霞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农民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民（张明霞，2012）。朱程谦和卢福营则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今（1979-今），农民从公社社员变成了自主经营的承包农民（朱程谦、卢福营，1993）。
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当前中国农民的身份界定为“市场化小农”。所谓“市场化小农”，指的是小规模农户家庭的各种主要经济行为决策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其经济行为依赖于各种市场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并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市场交易进程，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各类经济资源。因此，这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
三、集体化农民：未来的农民身份
纵观当代中国农民身份的变迁历程，可以说是曲折而渐进的。30多年前，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它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农民生活，加速了农民身份的转化。
然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一些限制农民政策的调整，虽然使农民身份变得相对自由，但这种变化仅仅是地理的流动，而不是身份的流动，农民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评价标准的影响。
总而言之，加快实现中国农民的身份转换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目前，研究农民身份转变问题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文化转型论”，二是“政府自利论”（2012，蒋红军）。“文化转型论”的论述重点集中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与行为角色等方面，“政府自利论”则主要集中在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这是现今学术界讨论最多最普遍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农民身份化到非农化的转变。
相关部门先后提出了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两个概念，前者是将农民身份以职业弱化，后者则从整体上对农民做出要求，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農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大创新，也就是把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靠单纯发展农业无法解决的人多地少、隐性失业等深层次的问题。只有转移和减少了农民，加快推进农民职业化、市民化，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农民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作翰，张英洪.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变迁路径[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21-24.
[2]张明霞.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变迁论析[J].求实，2012，（10）：88-92.
[3]朱程谦，卢福营.建国后农民阶级的演变和现阶段农民的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1993，（1）：59-62.
[4]柏骏.农民身份——一个社会学研究的视角[J].唯实，2003，（12）：90-93.
[5]宋静.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的农民身份制度建构历程[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1-32.
[6]赵司空.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与市民社会的形成[J].学术界，2009，（9）：27-34.
[7]蒋红军.农民身份转变中的权利实现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