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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和平的渴望与探求可能与人类的存在一样久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开始对和平建设的条件和方法进行系统性思考，和平学诞生了。自1970年代以来，在世界很多大学中，和平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和平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对它做出最终的定义。和平学是动态的，
和平学的基本主题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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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和平的渴望与探求可能与人类的存在一样久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开始对和平建设的条件和方法进行系统性思考，和平学诞生了。自1970年代以来，在世界很多大学中，和平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和平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对它做出最终的定义。和平学是动态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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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费希塔(Vechta)大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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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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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期
其他文献
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门关系着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之命运的学问。此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史学意义的根本所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历史流于说热闹故事，那就会成为文艺中的一科。说到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因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定位和看法。对多元的取向，我们应当正视和平等相待。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刊于当年的《求是》第2期），与当下相关的，着重说到了两点：一是“大力开展当代史研究”，其中提到：大力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大力开展
任卓宣（1896—1990）,原名任启彰,笔名有＂叶青＂等。早年加入中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理论。但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叛共,逐步走上＂理论反共＂的道路,并成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当1949年国民党溃败,中共宣布国民党战犯之时,他即为战犯之一。后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台仍坚持其反共立场而终其一生。总的来看,他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人物，因此在大陆被否定。但是，由于他早期在中共党内的活动和他后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对他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国民党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都是十分
北伐战争前，国民党在与北京政府的政权争夺中，不惜“借题发挥”国庆纪念日，不管是抵制抑或举行纪念，皆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利用国庆纪念日这一政治节日作为工具和武器，与北京政府进行政权的争夺。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在国民党试图建立全国性政权后，欲图运用国庆纪念日打造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性政权后，即将国庆日纳入到“革命纪念日”之列，将党与国放到同一框架内，进行党国一体化的制度性处理。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日强化其执政地位，表达其政治利益诉求，为政权建设提供统治合法性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民为了维持生计打工。莫斯科省的农民打工问题具有代表性。省内13县农民打工去向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在当地就职者为主，二是以到外地打工者为主，三是留在当地和前往外地者平分秋色。人数居高不下的就地打工者延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农村居民点在经济方面已经超过了城市，但工厂工人却不是城市市民。这正与城市化初期的基本特征，即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且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相悖。农民打工问题是理解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切人点。
中共成立后，在短短20多年内，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话语，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曾经先后定性为“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地主买办阶级政党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等。期间，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与主要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变化，它的阶级属性应该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国民党对外国势力、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变化，使近代中国的政局变化多端莫测。这些必然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判断，不得不多次对其阶级属性反复斟酌，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方式。两
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主要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是经济上的问题，就应该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就应该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20世纪30-40年代，在国民党看来，农村问题主要是经济不发展问题，因而主张用“造产”的经济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在中共看来，农村问题主要是土地不平均问题，是地主和富农剥削农民的阶级问题、压迫问题，因而主张用斗争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重新分配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国民党是一种温和的农村发展政策，
“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隐居在商山的四位贤人：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术，他们报国忧民、淡泊名利，隐居时都已八十多岁，须眉皓白，世称“商山四皓”。“商山四皓”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后世敬仰，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通过撰文、竖碑、修庙、赋诗等形式颂扬“商山四皓”的功德，因此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四皓文化”。
宗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精神和情感生活表现形式。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各种宗教表现了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价值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地区、各民族开通、交流的需要，跨地区、跨民族的宗教传播甚至转移现象并非罕见。早在近代之前，成长于西方的基督教就曾已来华传播；近代以后，由于西强中弱，西方国际秩序为中国所接受，基督教乘西方霸权之威，在华发展尽管仍遇限制与抵抗，但已渐渐在中国立足与得以发展，并与始则被迫、继之主动的中国现代化转型运动、中国民主民族革命运动发生着不同面相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