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记”之一快慢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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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前言
  初春4月。以“城市寻标”为目的的青岛市党政考察团。又一次考察了江浙地区的杭州、宁波、苏州、南京等城市。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学上海、赶大连”,到本世纪以来的数次赴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等南方城市考察。加之几次的赴大连、沈阳、天津等北方城市的学习,青岛这座学习型城市。就是靠着这种持续的学习追赶劲头。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得以不断提升自己。
  近十余年的青岛产业及城市空间的拓展,其实也佐证了这样的发展机理。以奥运为契机的、旨在世界帆船城市的寻标、对标、夺标与达标即是典型。最终,不仅成就了史上“最好的奥帆赛”。而且让奥运精神永远留在了青岛,使“奥帆之都”建设。成为这座城市未来可期的一个品牌。
  当下的寻标。不仅凸显了青岛一贯的忧患意识和紧迫心情,也恰好呼应了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对于大趋势的判断和要求。一个欲做“蓝色领军”的青岛、一个追求高端品位的青岛、一个旨在宜居幸福的青岛,唯有在全球的视野框架内,努力向国内可比性较强的先进城市学习。做好“寻标、对标、夺标、达标”四篇文章,方能在坐标明确、精心设计、创新发展中勇立潮头。
  所谓的寻标。就是寻找差距。寻找人家同样在调整转型、改革攻坚关键点上的好主意、好办法。倘若不再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思考与变革,既有的优势不仅会丧失。也难有众望所归的未来。况且,不论是眼睛向内或是向外,诸多的榜样,无不折射了青岛的差距。尤其与国际先进城市的标准相比,涉及文化和民生方面的指标相差更大。
  也在去年4月,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李群。就曾急切率众赴大连、沈阳、天津进行考察。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选择的三个城市,都是中国北方近几年来发展又好又快的城市。
  而时隔一年的南方系列考察。再次让青岛考察团感到了震撼与压力。比如杭州、宁波、南京的电子商务、民营经济、人文绿都等建设。苏州致力缔造的高新园区等。无不给予青岛启示。这些城市的思想境界。创新活力,城乡统筹。文化优势,创业氛围,干部作风,更具对应和启示意义。
  始于这个春天的寻标,显然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同样在历经了“摸着石头过河”的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以“蓝色”引领的新一轮发展,为这座再次蓄势待发城市的率先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伴随着转型趋势下的高质量竞争,旨在实现蓝色跨越和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青岛,也愈加深感来自先进城市和后面追兵的压力。
  因而。由顶层设计的“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以国际标准提升工作,以本土优势彰显特色。建设宜居青岛、打造幸福城市”的高端发展战略,统领“率先科学发展,实现蓝色跨越”的决心。也顺势成为必然。
  对于青岛的寻标实践,《商周刊》始终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在近十年里先后采写过《品牌双城记》、《休闲三城记》、《为什么是大连》、《大连式的跨越》、《蓝色中国系列之——福建、浙江、天津篇》等一批极富比较意义的独家策划报道。
  而这次,《商周刊》也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呼应和深度新闻策划,并选择了西南重镇成都、东部沿海的宁波和北方城市大连作为参照对象。作为本期“青岛寻标”独家策划的开篇,将推出成都报道,尔后分别推出宁波与大连的采访报道。
  通过对这些城市的报道,能够让青岛和广大读者,或多或少看到转型趋势下三个城市新发展的独到智慧和各自的主张,尤其是各自结合省情和市情所展开的转型发展、高端发展的精心探索。
  但愿,这不只是一个城市的寻标。
  (本刊记者唐志军)
  即便是乘坐凌晨两点航班到达成都的乘客,也会被这座中国航空第四城的繁忙震撼。机场大巴昼夜不停地输送刚下机的乘客到成都的四面八方,等待出租车的旅客们排着几十米的长队。远远看去,暗夜中的双流机场宛若明珠,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座灯火辉煌的小型宫殿里迎来送往,进出有序。
  此时的成都离悠闲与浪漫很远。这座城市以迅猛速度冲进了副省级城市经济总量第四位,去年一年,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双流机场吞吐旅客量超过2907.4万人次,首次超过深圳。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民航工作会上,国家民航总局首次将成都机场同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机场并列为同类型的国家级航空枢纽。在地球村的区位图上看,不靠海、不沿江的内陆成都,正在成为南亚、中东、欧洲进出中国的最佳门户。
  “爱茶、爱耍、爱吃辣;我是休闲文化名城、耍家天堂;逛锦里、访古巷、泡茶馆;我是旅游文化名城、古韵悠然;看川剧、赏蜀锦、常游武侯祠,我是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天府之国,古蜀文明传天下——我是成都。”
  成都是快发展与慢生活的完美融合之城,这段“凡客体”最能说出世人对成都的情愫。成都那种逆于潮流又融入时代的精魂,那种远超过物质水平的文化品格,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所特有的平安喜乐,总是能轻易地把过客拖进这信马由缰的气场。不知道去年那近3000万人次中,会有多少人爱上了这里,有多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成都,又有多少选择留在了这里。
  世界进入西部的窗口
  成都体现出中华文明那种强大的包容性和共融的弹性。不管你是哪里人,但来了成都之后,会渐渐地变成四川人,并且像川人那样去思考。年轻的侯一兵从最安土重迁的山东来成都理工读书,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回到家乡潍坊,而是选择定居成都,同时把家族经营的建材生意向成都扩展。
  “在成都能赚到钱,工作之余有得吃有得玩,消费还不高,我不想离开这里。”侯一兵选择成都的理由和许多人一样。经过多年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振,成都已经成为西部最具实力的中心城市。作为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区商贸中心城市,商贸流通业一直是成都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四通八达的交通和繁荣的商贸服务,带来了低廉的交易成本和成都人普遍的服务意识,使得外地游客很难不在成都消费,也总是尽兴而归。
  这种繁荣给生意人带来机遇,给普通人带来便捷。在成都生活了6年,侯一兵讨价还价时操一口川普,已经看不出山东大汉的摸样。这让人不禁感慨,成都是外来人口大汇集的地方,辖区9区4市6县,总人口1407万人,居全国特大城市第四位。然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最终能和而不同,向着一个大目标奔去,不能不说是城市的福利。
  成都以休闲名城和文化名城著称,直到世界500强207家人驻成都,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就有一枚是成都制造,直到人们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平板电脑也许也与成都有关,因为全球超过半数的iPad是产自成都——成都作为一个电子信息城、高新技术城,作为中国经济版图重要一极——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成都在中国城市中文化、休闲、浪漫的气质那么鲜明,让人们几乎忽略掉了其在产业、科研的战略要塞地位。成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线建设的战略后方,三次产业中几十个产业都有布局,产业协作配套能力极强。与此同时,成都还是上世纪70年代国家布局的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是北京、上海、广州之外的电子工业第四城。当时成都东郊有红光、国光、亚光等十几家电子器件厂,航空电子、汽车电子都有发展。这些企业有些消失了,有些改制重获生机。历史积淀使得成都不仅有核工业基地、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也出产了代表中国军工实力的战斗机歼10和歼20。
  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英特尔芯片封装项目落户成都。近10年过去了,英特尔技术与制造事业部副总裁、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卞成刚,用“满分”为过去的近10年做结:“如果满分是10分,过去10年我给成都打满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国内外知名企业,金融总部落户在成都,服务外包的前十强IBM、埃森哲、维布络等也选择了成都。最近,在由国内专业服务外包机构鼎韬服务外包研究院和中国外包网共同发起、中国首个针对服务外包城市的投资吸引力评估报告——《2011年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评估》中,成都以最高得分排名第一,而西安、无锡、武汉、南京、重庆、杭州、大连、苏州、天津分列第二至第十名,
  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在成都能够享受到充分的便利与发展机遇:从市场来说,成都是四川当仁不让的核心,加上重庆,一亿人的大市场加上其对青海、西藏等周边省份的强大辐射力,广阔的腹地是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落子的节点;在人才方面,成都目前拥有着中国最高端的科技研发基地,2700多个科研机构和各类职业技术院校,80多个国家级研发中心,80多万专业技术人才。成都还是中国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42所高校,每年2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为城市创新输送着持续的活力。
  罗建强从家乡天津大港油田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完了本科和硕士并在成都找到了工作,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这家创建于1965年的研究所对外又称中国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专业从事军事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重点系统工程研制和装备中试生产的骨干研究所,现已成为中国以军事电子为主、兼有国家行业技术发展的新型科研机构。这样的顶级院所不仅消化着成都的高精尖人才,也对罗建强这样的外来青年科研人才极具吸引力。与侯一兵选择成都的理由差不多,这里有罗建强的事业,研究所给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同类城市中不算高的房价也给了他安家置业的动力。与此同时,成都正在整合自己的科研院所,把这些老死不相往来的院所的科研设备、科研人才整合成强大的科研实力。罗建强所在的中电公司第29所已经开始涉足民用产业,若产业化大幕拉开,这些院所带来的生产力将不可限量。
  开放的世界,是成都的舞台;开放的成都,是世界的机遇。产业与资本在全球迅速地流动着,承接国内外大规模产业转移使成都实现了超常规发展。4月初,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落户成都消息传来时,成都的跨国公司英特尔、通用电气、马士基等很快做出了反应,业界认为全球精英将很快在成都涌动,而明年的论坛也会是成都的一次集中展示,转型升级的步伐也会更快。
  一切源自西部经济增长所受到的瞩目。“我们认为中国西部未来的经济将比肩于东部地区,而成都是一扇进入西部的窗口”,成都在宣布获得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举办权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美国《财富》总编辑苏安迪(Andy Serwer)的话,代表着西方今时今日对成都的态度。
  成都的争与不争
  谁是西部核心,谁是四川老大,即使是重庆直辖之前也少有口水战发生。然而道家的不争与极致却在成都展现得淋漓尽致。都江堰的水至今清澈见底,滋养着成都平原1300万亩土地,使这里成为“天府之国”。盆地的构造适合流入不易流出,千百年来的熏蒸让成都人醉心于美好的小事,凡携美的,都蒙他们所爱。
  成都市的上一届市委班子延续8年,党政配合默契,政策贯彻如一。这8年被成都人自己称为“不折腾”,“一心一意搞改革”。与都江堰2000多年的稳固不同的是,四川自古是受礼教约束最弱的,从来都是创新与改革澎湃的地方。改革保证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千年的文化积淀又使城市在现代化大潮中保持精神独立,不被物欲迷失方向。
  2001年,成都开始实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年出台了1个总文件和13个配套文件,大大简化审批程序,甚至不审批,并在全国较早实行备案制。今天的招商引资和公共设施所采取的投资、建设、管理三分立制度,基本都在那14个文件框架之下。
  这次改革的力度与影响同样大,大型跨国公司看中这里的商务、人文环境,选择成都并非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而是多方考察的理性选择。在政府效能方面,成都办事比较方便,阻力相对小,备案制下的审批时间被压缩至40—50天,许多程序可同时进行。成都的土地肯定不是全国最低价,但有过亿人的大市场和优秀的人才基础,基于这些要素,成都的综合排名就在同等城市中脱颖而出了。把单项条件组合在一起,运筹出一个极致的综合环境,如果未来有人要总结“成都模式”,这大概是不得不提的一笔。
  然而任何模式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提高和发展,但任何模式的本质都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力,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人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红星路二段有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建筑风格大致属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小小的院落掩映在高大树木洒下的树荫间,是四川省作家协会所在。2012年初春,作协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电影《让子弹飞》原著小说《盗官记》。《盗官记》作者马识途以96岁高龄之身出席,三个小时的研讨会中没有瞌睡,没去厕所,发言音色浑厚。再次审视这个没跟上物质化大潮的低矮办公楼,对这里的会长阿莱,写出电影《风声》剧本的副会长麦家,以及出版了《夜谭十记》的马识途又多了一层情愫。一座对现代化充满欲望的城市未必养的出这样的文人,但这样的文人却能为现代化都市输送精神的养料。
  成都的模式让大多数人感到通体舒适,是因为成都的社会进步总是与生活在这里的人心灵相关。人的综合品格是一个城市的作品,在俯拾皆是的艺术氛围熏蒸中,成都人总能够在享有现代化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保持着中国人最原始的精神内核。这便是成都极致的“争”与极致的“不争”:在追赶全球化大潮中,成都绝不落后,手段多种多样;在精神故乡的保卫中,成都保持着城市延续千年的原生气场,以经济发展 之术,服务于精神追求之道。这便是故乡沦陷的今天,外人觉得成都人可亲,成都具有故乡质感的最大原因。
  然而一个人想要达到自己精神上的更高追求,最少不了的却是物质层面的运筹帷幄,一座城市更是如此。有人说,看经济发展不能单看城市,而要观察农村。
  成都是国务院批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可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世人皆知,但如何统筹就是个模糊而宏大的国画大写意了。成都近郊的红砂村是始于2009年统筹城乡改革发源地,今天已经形成了和成都三圣花乡齐名的画家村。在完成了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后,成都市实行土地整理、增减挂钩,既保障了农民权益也推进了城市建设。成都开创性地给农民土地确权,发土地证,农民则可以拿着土地证去成都农商银行等几家银行贷款创业,这种政策层面的支持在全国绝无仅有。
  成都相关方面透露,近两年村办企业与农民自主创业的市场主体激增,在政府自下而上成系统、并落实在政策层面的鼓励下,成都近郊农民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成都上层称之为“以民生促民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现代画院副院长米金铭在红砂村有一处自己的工作室,米金铭艺术成就颇高,素描作品《男子汉》被图日拉肖像博物馆收藏,版画《月色黄昏》参加“日本一神奈川第十六届国际版画独立展”并收藏。米金铭的工作室与另一位在四川美术界声望很高的画家万启仁紧邻,放眼望去,整个红砂村就是中国美术界的精华一隅,更重要的是,这里成为人们心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本。
  成都近郊游发达,画家与农民形成了有趣的互动,画家经常带自己的客人去农民开办的农家宴吃喝,而农民投资办起的农家宴也充满绘画、电影的文艺色彩。农忙时,画家下塘挖藕;农闲时,农民也拿起了画笔描绘身边的田园牧歌。
  这种和谐的场景不仅仅是人性中美的爆发,更是成都市配套改革与个人奋斗历程的精彩互动。成都辖区下两千多个行政村,市财政一年投入5亿多元,给每个村划拨25万元经费,钱怎么花由村民自治委员会通过民主程序决定,近郊的旅游、花卉种植又给农民带来了相对丰厚的经济利益。“以民生促民生”思路在成都处处可见,成都人灵活的地方在于,政府并不打算为市民办所有事,而是花精力做系统和服务,经营城市的智慧和利益让渡给市场主体与个人。这种思路使得成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创新活力,同时政府服务精神强,服务行业普遍规范,这使得在成都工作、生活或游玩的人颇有安全感。
  众所周知,在影响经济社会的众多因素中文化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个时代把物质理想看得太高,崇拜资本的力量,迷茫于不断变换的时代潮流与宏大叙事,反而对文化这个最重要、最有效的动力源视而不见。借助力量与顺应力量,成都的争与不争,变与不变,最终让这座以“慢”著称的城市,获得了以“快”为特征的发展。锦官城绵延三千多年的繁华即是明证。
  辩证快慢
  成都到了一个门槛上,这个坎跟四有关:经济总量跃升为副省级城市第四位,中国航空第四城,中国特大城市第四位、电子信息第四城……冲过这道坎,就能登上三、二、一。中国人热衷排名,也许成都也未能免俗。
  昆德拉写道,“速度是技术革命献给人类的一种迷醉的方式。”自那以后,“缓慢的乐趣消失了”。所幸在成都,这种唐宋遗风似的风雅被保存下来:闲逛的人还在闲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英雄,那些游荡于文艺、酣睡在花间的诗人自然是继续漂泊流浪。这又是成都绝不落俗的地方:即使在追求物质理想,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目标,一切也还是围绕着生活在这里的人,服务于这里的人和他们的心灵。
  说成都“慢”的人肯定是不够了解成都,成都一直保持着高于全国的两位数增速,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亿到6000亿元,越过几个千亿元台阶只用了8年;说成都“快”的人显然也没领会成都的精髓,因为在高速发展中,成都的灵魂、成都人的身心又是悠然的。成都并非不崇拜资本的力量,不崇拜全球化的速度,成都在发展的矛盾中寻找到了快慢这对矛盾完美统一:发展只是手段,都只是为了让人们更美好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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