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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是“香港导演”这一特殊群体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从1991年的处女作《双城故事》到2007的强力“吸金石”《投名状》，手执导筒近二十载，诙谐的、惊悚的、梦幻的、悲壮的，其作品题材善变、风格多元，对于商业与艺术、个人意图与现实观念的整合与坚守陈可辛也已经做到了游刃有余。在香港几近惨烈的市场化电影格局中，这种大胆尝试和勇于创新成为香港电影人鲜有的特质，同时也形成了陈可辛独特的执影理念。经过莫测与喧嚣，回念，依然难舍陈氏的温情与怀旧。
大众文艺片的银幕理念
在香港电影一以贯之的商业化体制中，港产文艺片不可能像欧洲艺术电影那样走仅适于小众的路线，只有对商业包装、明星效应和市场定位等商业元素并行整合，才能真正发挥香港文艺片处时伤势、浪漫温存和雅俗共赏的传统优势。陈可辛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从《双城故事》、《甜蜜蜜》到《如果·爱》，小众情调与大众情怀的兼容并蓄创造出温婉浪漫、千回百转的艺术效果，打造出陈氏标志性的温情与纯净。剧本上，故事一定要适宜年轻观众，一定要清新和温存。1991年，陈可辛首次执导电影《双城故事》便大胆选用港片中较为罕见的清新淡雅手法来处理主人公之间的友情和爱情。亚伦、志伟两位好朋友面对生活和情感一同憧憬、一同担当，当其中一个将情感默默敛入心底时，温情成为影片最完美的注脚。影片成功隐去了香港八、九十年代都市与人心的喧嚣、亢奋，避开浓墨重彩，选择在清新的海风与歌声中成就三个灵魂的彼此依托，真挚、蕴集、直指感动。《双城故事》中，陈可辛对单纯与青涩的把玩、诠释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当时港片的类型风和世俗化，实现了复杂感情处理上的感性、温和与淡雅。该片被香港导演协会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均获得一鸣惊人的效果。
《双城故事》的初战告捷使陈可辛逐渐明晰并敲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开始致力于在“爱情”这一经典母题上的变通与创新。1996年陈导交出了自己最博彩的作品《甜蜜蜜》。黎小军和李翘这两位由内地南漂至港的男女之间亦真亦幻、若即若离而又甜蜜、感伤的爱情至今萦牵着无数影迷。《甜蜜蜜》打破了香港爱情文艺片以青春悸动和家庭伦理为主要题材的固定模式，伸展为一个比较大的格局，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及生活波折放在时代的大变迁中，同时给予他们在困惑与迷茫中对理想的追求以正视和肯定。1997年，该片荣获香港金像、台湾金马的最佳影片奖，并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十佳影片之一。无疑，《甜蜜蜜》带给香港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也以此奠定了陈可辛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2005年的《如果·爱》，导演更是将浪漫与残酷、梦幻与现实、疏离与邂逅天衣无缝地契合为一体，以歌舞片的形式和戏中戏的结构娓娓道出人在现实处境中由自寻到迷失再到遗忘的难奈。
温情浪漫之共鸣还源于陈可辛钟爱的封闭式叙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常说我的电影不能是艺术电影，因为我留的空间不大，我不会留一个很大的空间给观众去思考”，其实从观众接受角度看，这种叙事模式是最安全最易被观众接受的。就爱情题材而言，陈可辛力主流畅轻盈的叙述方式，在对爱情、性与婚姻的交代中衍生出生活的哲理与沉思：“不要沉迷回忆，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有时它并不真实图有虚名，珍惜眼前人才是最有意义的选择，用释然的心态面对从前、以后才是战胜自我的积极出路”。这是大众“心灵鸡汤”的程式，也是陈氏爱情文艺片收获票房、口碑的先决。
陈可辛遵循一条重要的执影理念，就是致力于将主流娱乐做出新意，这也成就了他香港“鬼马导演”的称号。勇气和执着给予陈可辛事业发迹的机遇，睿智与机敏帮他寻到主流大众的根基。武侠、警匪、黑色电影，不管香港主流类型片是浮躁还是消弭，这些时隙里，陈可辛电影的清新温存始终惹人留连与感怀。
寻根文化的电影形态
不同于“新浪潮”导演群那种“集体无意识”的上海想象，陈可辛影像中收录的传统/现代、腐朽/进步、激进/诱惑等情怀大多扎根于香港本土，作品觊觎更多的是相萦相绕的香港情愫，而情愫幻化出的则是游离与怀旧。
陈可辛1962年出生于香港，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成年后到美国就读大学，21岁返港并在父亲的影响下步入影视界，特殊的漂泊经历使其对“身份认同”及“寻根诉求”有着更为强烈的依恋。《双城故事》、《甜蜜蜜》、《如果·爱》都上演着草根阶层的流徙、体认、迷失，淋漓且蕴集地表达出人物自身及其生活地域的文化符码。淋漓之处在于导演采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文化冲突，即一种乡土和城市、传统和现代的交织或碰撞来强化人在异族群体中的自识与寻根。当然，陈可辛也从没有真正颠覆过明朗、清丽的招牌式叙事风格，没有选择以后现代夸张的表达方式来突显人在生存环境中的非确定性和混杂性，相反，其作品青睐具体的意象元素及精致的细节导入，以此生成“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独到韵味。
实际上，面临不同的时代背景，这种独特的香港意识在陈可辛作品中也都得以不同方式建构。90年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达到高潮，香港的中西合璧及文化杂糅开始越发零乱和庞杂，社会的冷峻、麻木致使社会人时常处于盲目和迷失的状态，这时《金枝玉叶Ⅰ、Ⅱ》、《甜蜜蜜》等作品发掘的多是人们面对生活、情感以及混乱的性倾向所产生的强烈危机感。新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并同“后语境”、“后理论”的颠覆与解构，人们开始过多关注外界而缺乏审视内心，此时《三更》、《如果·爱》等便开启在心态扭曲、价值观背离等苦闷之余的缅怀之旅。
——陈可辛钟爱尝试拒绝“另类”。他的作品可以搞笑、颠狂但离间消隐与断裂，允许多元、弥散却排斥倒错与异端，他能游刃有余于不同题材间的释然与转换，原则是只拍大众喜欢的电影，只为那份难舍的文艺情怀。独具匠心，细致婉约，“于细节处见精神”，重温陈可辛，我们难忘如斯的温情与怀旧。
[责编/布丁]
大众文艺片的银幕理念
在香港电影一以贯之的商业化体制中，港产文艺片不可能像欧洲艺术电影那样走仅适于小众的路线，只有对商业包装、明星效应和市场定位等商业元素并行整合，才能真正发挥香港文艺片处时伤势、浪漫温存和雅俗共赏的传统优势。陈可辛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从《双城故事》、《甜蜜蜜》到《如果·爱》，小众情调与大众情怀的兼容并蓄创造出温婉浪漫、千回百转的艺术效果，打造出陈氏标志性的温情与纯净。剧本上，故事一定要适宜年轻观众，一定要清新和温存。1991年，陈可辛首次执导电影《双城故事》便大胆选用港片中较为罕见的清新淡雅手法来处理主人公之间的友情和爱情。亚伦、志伟两位好朋友面对生活和情感一同憧憬、一同担当，当其中一个将情感默默敛入心底时，温情成为影片最完美的注脚。影片成功隐去了香港八、九十年代都市与人心的喧嚣、亢奋，避开浓墨重彩，选择在清新的海风与歌声中成就三个灵魂的彼此依托，真挚、蕴集、直指感动。《双城故事》中，陈可辛对单纯与青涩的把玩、诠释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当时港片的类型风和世俗化，实现了复杂感情处理上的感性、温和与淡雅。该片被香港导演协会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均获得一鸣惊人的效果。
《双城故事》的初战告捷使陈可辛逐渐明晰并敲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开始致力于在“爱情”这一经典母题上的变通与创新。1996年陈导交出了自己最博彩的作品《甜蜜蜜》。黎小军和李翘这两位由内地南漂至港的男女之间亦真亦幻、若即若离而又甜蜜、感伤的爱情至今萦牵着无数影迷。《甜蜜蜜》打破了香港爱情文艺片以青春悸动和家庭伦理为主要题材的固定模式，伸展为一个比较大的格局，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及生活波折放在时代的大变迁中，同时给予他们在困惑与迷茫中对理想的追求以正视和肯定。1997年，该片荣获香港金像、台湾金马的最佳影片奖，并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十佳影片之一。无疑，《甜蜜蜜》带给香港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也以此奠定了陈可辛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2005年的《如果·爱》，导演更是将浪漫与残酷、梦幻与现实、疏离与邂逅天衣无缝地契合为一体，以歌舞片的形式和戏中戏的结构娓娓道出人在现实处境中由自寻到迷失再到遗忘的难奈。
温情浪漫之共鸣还源于陈可辛钟爱的封闭式叙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常说我的电影不能是艺术电影，因为我留的空间不大，我不会留一个很大的空间给观众去思考”，其实从观众接受角度看，这种叙事模式是最安全最易被观众接受的。就爱情题材而言，陈可辛力主流畅轻盈的叙述方式，在对爱情、性与婚姻的交代中衍生出生活的哲理与沉思：“不要沉迷回忆，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有时它并不真实图有虚名，珍惜眼前人才是最有意义的选择，用释然的心态面对从前、以后才是战胜自我的积极出路”。这是大众“心灵鸡汤”的程式，也是陈氏爱情文艺片收获票房、口碑的先决。
陈可辛遵循一条重要的执影理念，就是致力于将主流娱乐做出新意，这也成就了他香港“鬼马导演”的称号。勇气和执着给予陈可辛事业发迹的机遇，睿智与机敏帮他寻到主流大众的根基。武侠、警匪、黑色电影，不管香港主流类型片是浮躁还是消弭，这些时隙里，陈可辛电影的清新温存始终惹人留连与感怀。
寻根文化的电影形态
不同于“新浪潮”导演群那种“集体无意识”的上海想象，陈可辛影像中收录的传统/现代、腐朽/进步、激进/诱惑等情怀大多扎根于香港本土，作品觊觎更多的是相萦相绕的香港情愫，而情愫幻化出的则是游离与怀旧。
陈可辛1962年出生于香港，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成年后到美国就读大学，21岁返港并在父亲的影响下步入影视界，特殊的漂泊经历使其对“身份认同”及“寻根诉求”有着更为强烈的依恋。《双城故事》、《甜蜜蜜》、《如果·爱》都上演着草根阶层的流徙、体认、迷失，淋漓且蕴集地表达出人物自身及其生活地域的文化符码。淋漓之处在于导演采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文化冲突，即一种乡土和城市、传统和现代的交织或碰撞来强化人在异族群体中的自识与寻根。当然，陈可辛也从没有真正颠覆过明朗、清丽的招牌式叙事风格，没有选择以后现代夸张的表达方式来突显人在生存环境中的非确定性和混杂性，相反，其作品青睐具体的意象元素及精致的细节导入，以此生成“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独到韵味。
实际上，面临不同的时代背景，这种独特的香港意识在陈可辛作品中也都得以不同方式建构。90年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达到高潮，香港的中西合璧及文化杂糅开始越发零乱和庞杂，社会的冷峻、麻木致使社会人时常处于盲目和迷失的状态，这时《金枝玉叶Ⅰ、Ⅱ》、《甜蜜蜜》等作品发掘的多是人们面对生活、情感以及混乱的性倾向所产生的强烈危机感。新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并同“后语境”、“后理论”的颠覆与解构，人们开始过多关注外界而缺乏审视内心，此时《三更》、《如果·爱》等便开启在心态扭曲、价值观背离等苦闷之余的缅怀之旅。
——陈可辛钟爱尝试拒绝“另类”。他的作品可以搞笑、颠狂但离间消隐与断裂，允许多元、弥散却排斥倒错与异端，他能游刃有余于不同题材间的释然与转换，原则是只拍大众喜欢的电影，只为那份难舍的文艺情怀。独具匠心，细致婉约，“于细节处见精神”，重温陈可辛，我们难忘如斯的温情与怀旧。
[责编/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