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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是新闻传媒的重要议题，环境传播正在重塑人们感知自然的方式，凸显为自然发声的意义。以美国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环境传播纳入社会生态建构的视阈中，并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环境传播的理论体系、环境社会的符号建构做了细致的梳理，展示了环境与传播、环境传播与生态建构紧密结合的现实迫切性及理论可行性。
关键词：环境;传播;生态建构
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议题的建构有赖于新闻传媒。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繁荣，随之而来的还有气候的异常、濒危动植物的灭绝、环境的持续恶化。继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凸显，环境新闻学在传播学与新闻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当下，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态度及环境传播的视角、议程、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环境传播正在重塑我们感知自然的方式，正在凸显为自然发声的意义。作为环境传播的奠基之作，《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一書极其敏锐地意识到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的分支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该书2016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荣休教授，也北美环境传播研究的第一人。作为教堂山分校的传播学教授他讲授“环境和生态”等课程，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及理论积淀，在北美环境传播的理论建构上有筚路蓝缕之功。考克斯教授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环境传播的理论体系、环境社会的符号建构做了细致的梳理，将“公共领域”纳入环境传播的学术范畴并结合大量最新的环境传播的案例，探讨环境与传播紧密结合的现实迫切性及理论可行性。系统梳理以美国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环境传播的实践，不难发现其生态建构的三个特点。
1 场域特定性的学术视角
虽然文章开篇基于“人类传播是一种符号行为”的学术立场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环境传播明确的概念、界定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及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明确指出环境传播是“实用的”和“建构的”这两大属性，并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定义引申对作为话语空间的公共领域这一核心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这些并没有削弱作者场域特定性的学术魅力，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化媒介和在线环境报道中，考克斯聚焦数字化媒体兴起的传播语境，深入阐述新媒体环境下公共领域的生成与环境传播所呈现的复杂互动关系。脸书、推特、智能手机等多种社交媒体和WEB2.0应用程序交织呈现的媒介新景观以及以美联社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智能化的新闻战略的实施，[1]一方面推动环境新闻向网络的迁移及绿色博客圈的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又对环境倡导活动及环境传播带来了限制和挑战。正因为符号修辞与图像机制的传播特点使环境传播的途径发生了变化，互动性强、粘性大的社会化媒介改变了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接受者的关系，所以环境新闻的在线迁移改变了环境议题的生成、发酵模式及环境议题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
新媒体平台催生了环境传播议题的多元化，从环境传播学者凯文·德卢卡称之为“图像事件”（image events）的视觉元素为主的报道，到科斯奇“媒介框架”理论框架下语义元素为主的报道，再到绿色社区、社会化网络、“微志愿”和自我组织的出现，考克斯教授充分诠释了“关于环境、环境灾害、环境议题或环境问题的新闻，并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被生产’或‘被建构’的”深刻内涵。正式基于人类传播行为的象征性属性，传播者对环境新闻的传播与大众对环境新闻的接受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建构了公共领域中环境问题的社会图景。
2 立足实践的学术立场
从《奥尔胡斯公约》的颁布到汉卡·班纳杰拍摄的环保纪录片所引发的政治风暴，从“清洁水行动”在媒体的传播活动到美国报纸对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的报道，从《新闻媒体状况》调查中传统环境新闻媒体面对的商业挑战到美国2010年“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在脸书、推特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报道并引发奥巴马政府的政治决策......考克斯在本书中结合他在美国环境运动中的工作经历和大量环境传播的案例，对北美国家的环境传播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在立足实践的学术立场上探究环境传播与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等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复杂机制和环境传播的风险机制。书中多次引用传播学者托马斯·古德奈特的学说来剖析公共领域的内涵及“绿色”公共领域中多样化声音存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从媒介、公众、社会组织、政府等多角度探讨环境传播的社会意义。
媒介生态格局的突变及数字化因素的牵引，产生的大量传播现象、传播问题对一些经典的传播理论带来了挑战，如VR“沉浸式”新闻已经开启了传播的智媒时代。[2]环境传播亦是如此。对《纽约时报》从1970年到1990年的环境新闻报道的研究确认了议程设置理论中强效果理论依然存在，但媒体并无法如实反映公众的舆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针对“地球优先！”活动的环保者所做的新闻报道是建立在传播学者罗伯特·恩特曼的叙事框之上的，一方面环境传播是传受双方的信息互动传递过程，但又“从来不是对‘事实’的简单传递，而是‘选定特定现实的方面，让它更为显著’，并运用叙事结构建构的环境新闻报道”。全书从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鲜活环境传播实例，对传统传播理论展开批判性反思，丰富了新闻传播的话语空间，扩展了环境传播的学术维度，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开拓精神。
3 生态关怀的学术担当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工业革命和启蒙时代的产物，曾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但它对人的中心主宰地位的推崇，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并最终使20世纪成为环境破坏的世纪。环境传播是生态文明时代传播学的重要发展，体现了传播学对社会现实的回应。[3]考克斯教授对环境新闻作了现代性反思，深入社会肌理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展开挑战。
本书开篇即给出环境新闻的全新的定义——“环境传播是我们理解自然，以及理解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实用性工具和建构性工具。它是一种符号中介，我们借助环境传播来建构环境问题，并以此来协调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看法。”其中“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被考克斯教授作为环境传播思想的关键词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彰显了学术的人文色彩。其环境传播实践及理论研究均体现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和生态关怀。环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休闲与学习的地方”，“自然”的含义已经不是与人类栖息地相对立的矛盾存在，生态空间与社会空间已交融在一起。“社会伦理”视角向“环境正义”视角的转变，在环境传播中颇有深意。从19世纪80年代的荒野保护运动到20世纪早期的自然保育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对环境意义的再界定，“环境正义”最终得以确立。环境正义不仅关怀被人为破坏的大自然，更关怀全球范围内弱势群体所受到的环境伤害。正如本书导言中所阐述的：一方面传播正在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在环境决策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这两个方面紧密关联、互为因果。考克斯“环境正义”与“公共领域”的视角体现了环境传播宽广的理论视阈及鲜明的人文学科属性，他注重在社会的变迁与媒介的互动中发现环境传播的特征，在环境传播与外部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中探究环境新闻生成的内在作用机制，将环境传播构建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之上，自然不再是人开发、索取甚至掠夺的对象，自然成为与人平等的生态构成体。考克斯试图以环境传播启迪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的生命本质，并强调恢复自然的“复魅”，即自然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类生态关怀的学术担当。西方学者环境传播研究对反观中国环境传播存在的问题，汲取学术研究的前言理论，开拓中国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并建立环境传播的中国话语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米华. AI驱动下的智能化新闻战略初探[J].编辑之友，2018（7）：104.
[2] 米华. VR“沉浸式”新闻开启传播的智媒时代[J].中国编辑，2018（11）：67.
[3] 徐迎春.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12.
关键词：环境;传播;生态建构
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议题的建构有赖于新闻传媒。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繁荣，随之而来的还有气候的异常、濒危动植物的灭绝、环境的持续恶化。继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凸显，环境新闻学在传播学与新闻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当下，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态度及环境传播的视角、议程、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环境传播正在重塑我们感知自然的方式，正在凸显为自然发声的意义。作为环境传播的奠基之作，《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一書极其敏锐地意识到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的分支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该书2016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荣休教授，也北美环境传播研究的第一人。作为教堂山分校的传播学教授他讲授“环境和生态”等课程，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及理论积淀，在北美环境传播的理论建构上有筚路蓝缕之功。考克斯教授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环境传播的理论体系、环境社会的符号建构做了细致的梳理，将“公共领域”纳入环境传播的学术范畴并结合大量最新的环境传播的案例，探讨环境与传播紧密结合的现实迫切性及理论可行性。系统梳理以美国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环境传播的实践，不难发现其生态建构的三个特点。
1 场域特定性的学术视角
虽然文章开篇基于“人类传播是一种符号行为”的学术立场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环境传播明确的概念、界定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及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明确指出环境传播是“实用的”和“建构的”这两大属性，并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定义引申对作为话语空间的公共领域这一核心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这些并没有削弱作者场域特定性的学术魅力，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化媒介和在线环境报道中，考克斯聚焦数字化媒体兴起的传播语境，深入阐述新媒体环境下公共领域的生成与环境传播所呈现的复杂互动关系。脸书、推特、智能手机等多种社交媒体和WEB2.0应用程序交织呈现的媒介新景观以及以美联社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智能化的新闻战略的实施，[1]一方面推动环境新闻向网络的迁移及绿色博客圈的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又对环境倡导活动及环境传播带来了限制和挑战。正因为符号修辞与图像机制的传播特点使环境传播的途径发生了变化，互动性强、粘性大的社会化媒介改变了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接受者的关系，所以环境新闻的在线迁移改变了环境议题的生成、发酵模式及环境议题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
新媒体平台催生了环境传播议题的多元化，从环境传播学者凯文·德卢卡称之为“图像事件”（image events）的视觉元素为主的报道，到科斯奇“媒介框架”理论框架下语义元素为主的报道，再到绿色社区、社会化网络、“微志愿”和自我组织的出现，考克斯教授充分诠释了“关于环境、环境灾害、环境议题或环境问题的新闻，并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被生产’或‘被建构’的”深刻内涵。正式基于人类传播行为的象征性属性，传播者对环境新闻的传播与大众对环境新闻的接受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建构了公共领域中环境问题的社会图景。
2 立足实践的学术立场
从《奥尔胡斯公约》的颁布到汉卡·班纳杰拍摄的环保纪录片所引发的政治风暴，从“清洁水行动”在媒体的传播活动到美国报纸对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的报道，从《新闻媒体状况》调查中传统环境新闻媒体面对的商业挑战到美国2010年“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在脸书、推特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报道并引发奥巴马政府的政治决策......考克斯在本书中结合他在美国环境运动中的工作经历和大量环境传播的案例，对北美国家的环境传播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在立足实践的学术立场上探究环境传播与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等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复杂机制和环境传播的风险机制。书中多次引用传播学者托马斯·古德奈特的学说来剖析公共领域的内涵及“绿色”公共领域中多样化声音存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从媒介、公众、社会组织、政府等多角度探讨环境传播的社会意义。
媒介生态格局的突变及数字化因素的牵引，产生的大量传播现象、传播问题对一些经典的传播理论带来了挑战，如VR“沉浸式”新闻已经开启了传播的智媒时代。[2]环境传播亦是如此。对《纽约时报》从1970年到1990年的环境新闻报道的研究确认了议程设置理论中强效果理论依然存在，但媒体并无法如实反映公众的舆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针对“地球优先！”活动的环保者所做的新闻报道是建立在传播学者罗伯特·恩特曼的叙事框之上的，一方面环境传播是传受双方的信息互动传递过程，但又“从来不是对‘事实’的简单传递，而是‘选定特定现实的方面，让它更为显著’，并运用叙事结构建构的环境新闻报道”。全书从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鲜活环境传播实例，对传统传播理论展开批判性反思，丰富了新闻传播的话语空间，扩展了环境传播的学术维度，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开拓精神。
3 生态关怀的学术担当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工业革命和启蒙时代的产物，曾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但它对人的中心主宰地位的推崇，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并最终使20世纪成为环境破坏的世纪。环境传播是生态文明时代传播学的重要发展，体现了传播学对社会现实的回应。[3]考克斯教授对环境新闻作了现代性反思，深入社会肌理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展开挑战。
本书开篇即给出环境新闻的全新的定义——“环境传播是我们理解自然，以及理解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实用性工具和建构性工具。它是一种符号中介，我们借助环境传播来建构环境问题，并以此来协调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看法。”其中“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被考克斯教授作为环境传播思想的关键词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彰显了学术的人文色彩。其环境传播实践及理论研究均体现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和生态关怀。环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休闲与学习的地方”，“自然”的含义已经不是与人类栖息地相对立的矛盾存在，生态空间与社会空间已交融在一起。“社会伦理”视角向“环境正义”视角的转变，在环境传播中颇有深意。从19世纪80年代的荒野保护运动到20世纪早期的自然保育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对环境意义的再界定，“环境正义”最终得以确立。环境正义不仅关怀被人为破坏的大自然，更关怀全球范围内弱势群体所受到的环境伤害。正如本书导言中所阐述的：一方面传播正在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在环境决策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这两个方面紧密关联、互为因果。考克斯“环境正义”与“公共领域”的视角体现了环境传播宽广的理论视阈及鲜明的人文学科属性，他注重在社会的变迁与媒介的互动中发现环境传播的特征，在环境传播与外部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中探究环境新闻生成的内在作用机制，将环境传播构建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之上，自然不再是人开发、索取甚至掠夺的对象，自然成为与人平等的生态构成体。考克斯试图以环境传播启迪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的生命本质，并强调恢复自然的“复魅”，即自然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类生态关怀的学术担当。西方学者环境传播研究对反观中国环境传播存在的问题，汲取学术研究的前言理论，开拓中国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并建立环境传播的中国话语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米华. AI驱动下的智能化新闻战略初探[J].编辑之友，2018（7）：104.
[2] 米华. VR“沉浸式”新闻开启传播的智媒时代[J].中国编辑，2018（11）：67.
[3] 徐迎春.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