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珠海有一家韩国电子公司，管理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职工尽是中国人。
　　那个韩国女老板，蔑视中国早已颁布的《劳动法》，经常迫使中国职工加班加点，最甚的一个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个工时。平均每天八个多小时，相当于一天干两天的活。而且加班加点是无偿的。敢有抱怨，即刻开除。数百名中国职工，无敢抗议者。
　　有一次，她又迫使职工加班加点。在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一个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住，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她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體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她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种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真实地发生着。
　　一百多人跪了下去，全低下头。只有一青年工长例外。虽然他的双膝也屈软了一下，却没有像他的同胞们那样跪下去。他环顾着跪在他周围的同胞们，感受到了一种羞耻以及被侮辱的义愤。
　　那韩国女人朝他一指，厉声喝问他为什么不跪，“不肯跪你就立刻滚蛋！”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声援他，他完全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愤然离去了。
　　当时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载有此事件纪实报道的报纸，刹那间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赶紧抓起一支烟塞在唇间，大口大口地连吸。
　　那个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人。他到了市工会，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


　　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
　　韩国女人答：“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
　　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给我立刻滚蛋……”
　　那青年工长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
　　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
　　青年工长落了个被开除的下场。他索要加班加点的工钱，韩国女人断然不给。
　　她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所有的中国工人都不给，凭什么我要单单给你？难道凭你告我这一条？”
　　青年工长只得又去找有关方面。
　　在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十分关注南方各报，但再也没发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我被邀请在某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时，曾动声动色地谈到过这一事件。
　　我知道在那一双双目光迟钝而又冷漠的眼里，我当时显得多么滑稽可笑。
　　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内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当众“自言自语”。
　　有人给我递字条。上面写的是——“梁晓声，讲点儿别的。莫再扯这些离题万里、毫无意思的。讲点儿能逗大家开心的、有意思的……”
　　我读了上面的话。
　　于是一片掌声。
　　于是我明白，他们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原载《特别关注》】
　　插图 / “跪” / 马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