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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00多万名官员中,有将近一万名曾经在新加坡受过职业培训。而新加坡总人口不到500万,土地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但近年来,这里已成了中国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官员们学到了什么?
参考的模式
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为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
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
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一年课程的学费是2万元新币,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
“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追求的。”
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
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
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的原因,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
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用功好学生
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国官员在南大的课堂上,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
“如果是早上9点上课,他们8点50分就会到。”给市长班讲课有5年经验的何启良称:“他们态度很认真,活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对教授的要求也相应地高。给他们讲课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
市长班成员是每年由中国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今年的学生名单上,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范锐平,范同时担任了这届市长班班长。
当年何启良博士第一次给市长班讲课时,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其实多有积累。“很多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们在中国早就听说过,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
但来自中国的学员们对国际管理理论的理解,跟何启良想传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问题是,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概念和技术,并不理解它们更深层、更复杂的真正含义。”
何启良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取决于中西文化和历史上的区别。“他们熟悉的中国体制里,国家、政府和党都是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出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讲到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概念时,我也没法找出中国的例子,来给他们解释。”
一位参加此项目的新加坡本地学生也有类似体会,她说:“中国官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们不同。比如,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是,一个不是政府直属,但仍有政府官员在内的机构。我问他们:有政府官员在内,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称‘非政府组织’吗?但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他们认为组织里还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启发与思考
项目副主任张志斌也知道这种授课困难的存在,但他更认为,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课堂上的培训。“我们在课程上,的确比较单一注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政府派官员来,是希望他们能学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来解决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
“但是技术的背后,总是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动党执政。但在宪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备的民主构架。张志斌认为,这必然会启发中国官员们去思考。
“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的一年当中,潜移默化地学到的东西,会督促他们突破技术层面,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如: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民主架构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层面上、在体制层面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样一来,我们既达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时也超越了它,激发官员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这或许是生长于中国内地的张志斌对市长班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
给未来打基础
张志斌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市长班对之的贡献,比较乐观。“培训的效果不是一两天内就能看出来的。它是为10年,甚至是20年后的未来打好的基础。”张志斌认为,“每一个在新加坡住过一年的官员,都会有所改变。”
“有些毕业官员跟我说,他们回国之后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打开了双眼,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东西跟理想有一定距离。但以个人的能力,他们无法改变这些东西。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
对于官员们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为,张博士更是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很讲究同窗。好几届市长班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互帮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当上省长或部长,能够支持‘南大团’里的其他同学。当然我说的不是希望他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接近,能彼此认同,或许能把他们在新加坡潜移默化地学到的,体现到政策中去。”张志斌笑称。
摘自《时代周报》2010.5.5
参考的模式
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为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
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
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一年课程的学费是2万元新币,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
“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追求的。”
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
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
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的原因,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
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用功好学生
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国官员在南大的课堂上,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
“如果是早上9点上课,他们8点50分就会到。”给市长班讲课有5年经验的何启良称:“他们态度很认真,活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对教授的要求也相应地高。给他们讲课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
市长班成员是每年由中国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今年的学生名单上,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范锐平,范同时担任了这届市长班班长。
当年何启良博士第一次给市长班讲课时,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其实多有积累。“很多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们在中国早就听说过,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
但来自中国的学员们对国际管理理论的理解,跟何启良想传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问题是,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概念和技术,并不理解它们更深层、更复杂的真正含义。”
何启良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取决于中西文化和历史上的区别。“他们熟悉的中国体制里,国家、政府和党都是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出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讲到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概念时,我也没法找出中国的例子,来给他们解释。”
一位参加此项目的新加坡本地学生也有类似体会,她说:“中国官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们不同。比如,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是,一个不是政府直属,但仍有政府官员在内的机构。我问他们:有政府官员在内,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称‘非政府组织’吗?但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他们认为组织里还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启发与思考
项目副主任张志斌也知道这种授课困难的存在,但他更认为,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课堂上的培训。“我们在课程上,的确比较单一注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政府派官员来,是希望他们能学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来解决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
“但是技术的背后,总是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动党执政。但在宪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备的民主构架。张志斌认为,这必然会启发中国官员们去思考。
“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的一年当中,潜移默化地学到的东西,会督促他们突破技术层面,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如: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民主架构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层面上、在体制层面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样一来,我们既达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时也超越了它,激发官员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这或许是生长于中国内地的张志斌对市长班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
给未来打基础
张志斌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市长班对之的贡献,比较乐观。“培训的效果不是一两天内就能看出来的。它是为10年,甚至是20年后的未来打好的基础。”张志斌认为,“每一个在新加坡住过一年的官员,都会有所改变。”
“有些毕业官员跟我说,他们回国之后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打开了双眼,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东西跟理想有一定距离。但以个人的能力,他们无法改变这些东西。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
对于官员们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为,张博士更是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很讲究同窗。好几届市长班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互帮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当上省长或部长,能够支持‘南大团’里的其他同学。当然我说的不是希望他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接近,能彼此认同,或许能把他们在新加坡潜移默化地学到的,体现到政策中去。”张志斌笑称。
摘自《时代周报》20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