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诱奸门”的新闻，让穆林又想起了那个幽暗的走廊。走廊尽头，便是那个老师的办公室。
　　那一天，老师通知她到办公室整理试卷，并说还叫了其他几个班的班长。可敲门进去后，穆林发现只有自己一人，此后也无其他同学进来。男老师坐在穆林旁边，炫耀自己的财富，诉说妻子的不孕史。接着，又开始询问她的家事，甚至问她“有没有和男朋友‘做’过”。
　　大四女生曾云的记忆中也有一个令人不快的走廊。某天下课，她和一名30出头的老师并排走着，不断有其他学生从身旁走过。突然，老师的手从斜侧面伸过来，摸到了她的腰。曾云避了一下，手又顺势搭上了她的肩膀。曾云用余光瞄了眼老师，他依然面不改色径直走着。
　　林雨泽大一那年，被她所仰慕的老师请到办公室帮忙搬东西。结果，没有一件东西被搬走，她却被老师不容推脱按在沙发上，这个声称要给她按摩的老师，开始在她的身上乱摸。
　　与厦门大学发生的事情相比，这些遭遇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女孩们表现出来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很多人觉得当事人小题大做。但性骚扰就是性骚扰，它与程度无关。
　　这几个学生曾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却没有任何结果。只有伤害，没人负责。对她们来说，更难以接受的不是骚扰本身，而是骚扰之后的境况。
　　沉默的大多数
　　“我之前对他没有戒备，他表现得一直很有风度和才华，全班女生都喜欢他。”林雨泽回忆道，有一天，这位老师请她帮忙去办公室搬东西，她答应了。
　　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学生。老师先是说自己头痛，请她帮忙按按头部，“因为是有好感的老师，我给他按了”。接着，老师又提出帮她按，林雨泽觉得不对劲，又不懂怎么推脱，站在面前的毕竟是自己的老师。还没等她想好措辞，已经被老师按在沙发上，“先是在按摩太阳穴，后来手就在我脖子附近乱动，还伸到我领口里面，头越凑越近”。林雨泽挣扎起来，夺门而逃。
　　这无疑是性骚扰了。“（区分性骚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乐意还是不乐意，”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蒋梅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他发一条短信给你，你觉得这个短信挺好笑的，没有什么影响，无所谓。他要摸你几下，你觉得也没问题，这也不属于性骚扰。”反之，就是了。
　　林雨泽是非常不乐意的，但没人教过她遇到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做。在离开父母监护前，虽说曾被嘱咐要保护好自己，但如何保护，语焉不详。到了学校，也没有相关课程。她只好靠着自己幼稚的经验，将来兵挡。
　　穆林也非常反感老师说的那些话，但她并不能确定老师的问题里含有恶意，碍于情面，还是回答了那个尴尬的问题。没想到老师还纠缠不放，“我说没有，因为观念不同。他说可以做的，男生这个年龄肯定有生理需求。”穆林颇为愤怒地说道，“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变态在对我进行精神上的强奸。”
　　有此遭遇的女大学生并不在少数。2014年6月，广州市妇联公布的《广州女大学生调研报告》中，近90%女大学生表示身边的女性同学朋友有受过性骚扰的经历。性骚扰发生的场所集中在公共交通（公交车、地铁和火车等）（86.9%），其次是洗手间（29.9%）和办公室里（23.4%）。
　　2006年蒋梅也曾做过相关调查，参与调查的1200名湖南高校学生中，44.25%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
　　这个比例，令调查者感到吃惊。蒋梅虽然做调查前曾接触过一些案例，但没想到竟如此普遍。外界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也意味着，大多数受害者最后选择了沉默。调查结果也是如此——选择默不作声或者逃避的学生占到50%，考虑到回答问卷与处理现实问题的差距，这个比例可能会更大。
　　施害者的强势
　　林雨泽很快就发现，自己不是唯一被这个老师骚扰过的学生。有一天，其他女同学拿着联名信找到她，信中说这个老师经常约学生去酒店谈课题，希望学校能够调查处理。
　　那个老师最终只是被停课了一段时间，不久后，林雨泽就又在学校里看到他的身影。“感觉比起学生，学校更保护老师。学校觉得能把事情压下去就行。”
　　“特别是有话语权的男性，他们对这个事情觉得无所谓，掐一下摸一下算什么啊。”厦大“诱奸门”受害者“青春大篷车”的代理律师李莹说。
　　李莹和同伴们曾经想推动学校建立防止性骚扰的机制，有投诉、受理、教育、培训等渠道。在国外，这是很普遍的做法，但在国内，却没有应者。李莹说，“有学校就和我们讲，不好搞这种东西，人家都觉得是笑话。”
　　于是，对那些被骚扰的学生而言，即便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找不到渠道。“我们陆续接到过一些投诉，但是形成案件的不是特别多。”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律师吕孝权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当事人把这个提交到司法途径是比较少的，这有很多因素，比如关于性骚扰立法缺失的问题，性骚扰定义缺失的问题，举证、起诉难，赔偿少，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等等。”
　　取证难的情况时有发生，李莹就曾遇到过一个，“其中一个案子，因为性骚扰没有得逞，女生被导师报复了。老师举报该学生抄袭，致使她没有能够毕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难去办。这些案子里面取证都是很难的”。
　　围观者的冷漠
　　做完湖南高校女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现状的调查后，蒋梅和同事们还曾就这个话题，为湖南省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们做过培训，她发现，许多老师根本不知道如何界定性骚扰，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性骚扰”的话题走进人们视野，也是很近的事情。直到2001年，中国才出现首例性骚扰案件——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驳回了。在当时中国的司法体系中，还不存在“性骚扰”这个词语。直到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这个词才首次被写进中国的法律条文。
　　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的一个结果是，社会上对性骚扰缺乏正确认知，对“性”话题讳莫如深的学校，更是如此。“社会上现在有一种观念，大家都认为有时候开开黄色玩笑没问题，一些学生也认为没有太大关系。”蒋梅说，一开始，骚扰都是比较轻的，受害者不懂得拒绝，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等到别人加重的时候你又特别顾及面子”，担心传出去之后，自己“没有脸在同学中呆”。 　　一旦发生性骚扰，受害者常常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律师李莹说，“认为女学生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人说怎么不骚扰别人就骚扰你，肯定是你的问题。站出来对她们有很大的风险，家人朋友远离，男朋友分手这种情况都很多。而且站出来能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这个也是未知数。很多时候性骚扰不是特别严重的状态，就是‘吃豆腐’、‘咸猪手’，忍一下就过去了。”
　　曾在大学里遭“咸猪手”偷摸大腿根部的王丹，决定将遭遇说出来，结果反而更糟。她跟身边的女生讲，她们觉得是小事，忍忍就过去了。跟男朋友说了，他也很淡定，说这没有什么啊，又没有实质性行为。“我跟我爸妈讲，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欺负别人，欺负你呢。”她到网上曝光此事，“好多人在下面留言说，你这是炒作吧，你也没有长得很漂亮啊，干吗这样炒作啊，长得丑的人还来炒作。”
　　制度建设：看上去很难
　　厦门大学性骚扰事件发生后，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的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律师李莹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那是9月9日的事情。
　　10月9日，教育部就对外公布了一份《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高校教师不得有“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
　　“我印象中这应该是教育部第一次提到‘性骚扰’，”吕孝权接受采访时说，“至少从宏观层面有这么一个表态，是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宏观的、纲领性的东西落实到我们的法律法规，这个看上去就比较难了。”
　　而在教育部原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看来，这个规定的最大问题是太笼统了，具体操作性差。“比如美国就明确提出，师生间不允许发生恋爱关系，这就很具体。我们提出来是师生间不允许发生不正当关系。什么是‘不正当关系’？恋爱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王旭明说，因为师生间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师生间不许谈恋爱应该有一个明确规定，这样操作性更强”。
　　这只是具体操作中的一个细节——它并非没有争议，性社会学博士方刚就认为，“师生恋也是很多学生愿意的，你非要说不行了？”——对穆林、林雨泽们来说，这个细节几乎无关紧要，她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机制。“我就想知道，别人再遇到我这类事时，该怎么做？该向谁求助？”穆林在采访的最后，抛出了她的问题。
　　（文中穆林、曾云、林雨泽、王丹皆为化名。）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