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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个商人？
在皇权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我们都知道，商人为四民之末，是“士农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尽管他们房子豪华、服饰光鲜，终究还是矮人一头。
这个排位是怎么来的？
前面不是还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生意做的大，与国君都能“分庭抗礼”吗？后来商人是怎么成了贱民的？
变化就发生在两汉时期。
西汉的司马迁在做《史记》时，还是很重视商人的，特地开辟《货殖列传》，谈论西汉前期的经济，并记录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说，他所列举的大富豪，都不是靠着爵邑、俸禄得来的钱发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们是靠着种植、渔猎、经商，谋取利润而致富的，“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词语之间，对商人还是很赞赏的。富豪固然不能势力“倾国”，但势倾一个市县还是没问题的。
到了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写《汉书》，也有一篇《货殖传》，但他对富豪的评价就不同了。他说，地方上的“富民”，以财富在乡里取得声望，都有奢侈不轨的恶行，更严重的还盗墓、赌博，靠违法而致富。他们的行为，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想来商人在那时候，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员也有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为何特别仇视商人，一勺都给烩了！
班固老先生还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阶级”说，即对“四民”的划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农”。应该说，在他的观念里，各阶层只有分工不同，还没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后来，商人不知怎么就滑到最末一位了，变成了“士农工商”，而且这个排序也表示了阶级的高低贵贱。
看来商人地位下降，是从东汉开始的。
班固是大史学家，古代史官的言论至高无上，连皇帝也得让三分。班固对商人的这种厌恶，深刻影响了后世，商人也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重，但商人心里仍有阴影，没有一个商人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因为这么说，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良心让狗吃了的人”。
还没有谁脸皮厚到这个程度。
因此，就有许多代名词出来，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业者”、“我们搞实体经济的”、“我们搞流通的”、“我们工商界人士”，等等。
尽管现在的商人，一般抛头露面的都是儒商模样，但再怎么儒雅，也挑战不了班固老爷子的权威。
“我是一个商人”——可以预言在未来100年内，所有以赚钱为职业的人，都还没有胆量这样堂堂正正地喊一嗓子。
幸好我本人不是一个商人，所以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谈钱。、
下面，我们就来看中国商人遭遇的“黄金时代兼滑铁卢时代”——汉代，钱又有了什么新动向。
汉朝一开国谁都可以自己造钱
不知大家发觉没有？中国每过一千年，就要出一个爱折腾的皇帝，留下许多大工程，也留下万世骂名。但往往就在他们之后，历史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古代之所以有个天威赫赫的汉朝，就是秦始皇他老人家给折腾出来的。在他执政三十七年（前210年）这一年的冬天，他老人家在东巡归来的途中，身体就撑不住了。第二年好不容易挪动到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休养，最终还是一命呜呼。
他死后，就再没人能驾驭得了秦朝这辆超速快车了。经过反秦大起义和楚汉战争，秦亡汉兴，出来一个大汉朝。
天下虽然太平了，但这一场大乱，搞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汉高祖刘邦是个好皇帝，从他开始，连续采取了70年的休生养息政策。他把秦始皇的暴政都给废了，但秦始皇发明的好东西，也基本保留了。这其中，就有“秦半两”钱的使用。
汉初货币还是沿袭秦制，黄金和铜钱并用，10000枚铜钱值1斤黄金。
可是那时候国家太穷，皇帝的车驾连找四匹颜色一样的白马都困难，将相甚至有乘牛车去上班的，估计金子也不够用，铜钱也不够用。
国家无力统一铸钱，怎么办，汉高祖就允许民间自由铸钱。
——这意味着什么？要是放在现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自由印钱。
那不眨眼就都成千万富翁了！
可是别忘了，那是金属货币时期，造钱是要很高成本的。你得有一座含量丰富的铜矿、有一套冶炼设备、养一套技术班子，这不是谁都能干的。
能造钱的，也就两大集团，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狂欢时代——不干白不干！
造钱既然成了民间的一种产业，又没有监督，当然就有人偷工减料。大款们不会白给社会做贡献，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就造不足值的“小钱”。这种小钱，不是面额小，而是分量严重不足，小到像“榆树钱儿”，也是那样薄，用绳子串上，一不小心就碎了！
因为它太像“榆荚”，所以老百姓都叫它“荚钱”。看来班固老先生鄙视商人也有一定道理，能把钱造成这个样，可见贪心到什么程度！
钱一小，就不值钱。那时候买一石米（即汉代的120斤米、现在的60斤米），需钱5000枚甚至10000.枚。假如钱是足值的话，就等于1斤黄金只能买两箩筐米。
随着经济复苏，钱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大家造钱都造疯了，什么铜亭子铜像，都给砸了铸钱。谷价最贵的时候据说达到十万钱一石！
为了治理这种疯狂的通货膨胀，汉高祖以后的几个皇帝，在铸钱政策上几经反复，先后九次改革币制。
汉朝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下令停止自由铸币，把民间铸币定罪为“铸伪钱”。吕后执政时期，由政府统一铸钱。可是到了汉文帝，又放开了口子，再次允许自由铸钱。
汉文帝还赐给宠臣邓通一座铜矿山（在今四川荥经），让他铸钱牟利。
地方上铸的这种钱，叫“郡国钱”。当时的吴王刘濞和邓通最能造钱，通过铸钱发了大财，并列富豪排行榜第一名，一个“富埒天子”，一个“财过王者”。两家的钱遍布天下，把中央银行都挤到一边去了。
汉武帝一怒判了“自由铸币”死刑
等到了汉武帝时代，休生养息政策见到了效果，商人也迎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民间丰衣足食，国家就更富了，“京师之钱累巨万”，因为久久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装不下的粮食就露在外面，任其腐烂。
汉武帝财大气粗，就忙着开疆拓土。待到几场大仗打完，把这些家底也就给花得差不多了，财政上开始有点吃紧。
他看地方贵族和富豪在铸钱上捞得太多，实在不像话，就决定搞货币改革，中央要铸新钱与民间竞争。先是发行了一种“三铢钱”，后改为“五铢钱”，铜钱的边缘上有一道凸起的边，一是能够防止钱上的文字被磨损，二是能防止不法分子把钱磨小了使用（磨下来的铜渣子用来铸新钱）。
后来他干脆实行货币贬值，发行一种“赤仄钱”，面值以一当五，规定纳税和官府经费都只能用赤仄钱。
这一下就把“郡国钱”贬值了五分之四。可是，这个办法也没能把私铸的浪潮压下去。汉武帝终于明白：市场是不讲仁义的，靠公平竞争，国家也竞争不过奸商，该垄断就得垄断。
于是，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下令，铸钱权完全收归中央，地方权贵和富商谁也不得私铸。
中央新发行的钱还是“五铢钱”，这次是由“上林三官”，也就是上林苑的三个机构统一铸造的，非常标准。在工艺上采用了铜质母范（浇铸模具），比过去用泥模先进了不少，铸出的钱币大小、式样完全一样。
这个“上林三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国家造币厂，比欧洲的最早的英国皇家造币厂（公元887年）早了整整一千年！它的遗址，据考古发现，就在陕西省澄城县坡头村。
汉武帝明令，“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也就是说，其他的钱一概禁用。从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把铸币权归于中央，大家随便造钱的历史就此结束。
汉武帝这一次铸的五铢钱，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钱币之一，成色足，币值稳定，市场很认可，一直使用到了西汉末年。而且五铢钱的模式，后来更一直延续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共通行了739年，堪称长寿货币。
这钱现在在古玩市场还买得到，大概也就两、三块钱一枚。
中国最早出现的私人银行家
西汉的货币成熟了以后，金融业的另一方面——政府的赈贷功能也完善了，成为了一项经常性的制度。
从西汉的古籍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有“振贷”这个词。由此可知，赈贷一词的“赈”字，最早是写作“振”字的，振，就是“使之重振”、“让人挺起腰板来”之意。
当时的政府还鼓励富豪以私人身份赈贷，借钱给贫民发展生产。《汉书》上记载，汉武帝为了表彰私人赈贷的典型，曾要求地方上把有关名单报给他。
那时的赈贷，主要是口粮和种子，有时政府也贷给贫民耕牛和农具。农业大国的君主，多少还知道一点农民的疾苦，有的会适当免除穷人的债务，规定凡是贷了种子但没有收获的，“皆赦之”；凡是因灾害收成不好的，“勿收责（债）”。
看来那时候的穷苦农民，偶尔也有贤明的皇帝给罩着。
民间的高利贷专业户，在西汉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首都长安附近就有一个金融市场，专门供人做放贷生意。放贷专业户被称作“子钱家”，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私人银行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兼职放贷不同，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子钱家”里面的佼佼者，也有名扬后世的。
汉景帝三年（前154），国内爆发“七国之乱”，也就是皇帝的亲戚闹着造反。那位铸钱发了大财的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首先反叛，紧接着楚、赵、胶西、胶东、菑州、济南等六国诸侯王相继造反。
中央政府在出兵征讨他们时，也征召了一批住在长安的王公贵族从军。王公贵族们要自备军需，钱不够，就向“子钱家”借。
但是当时的形势不明朗，谁胜谁负还不一定。许多“子钱家”犹豫观望，怕政府军万一败了，借出去的钱可就打了水漂了。
只有一位银行家无盐氏有政治头脑，他看出诸侯王“以下犯上”成不了大气候，果断借出一千金。
形势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告平定。无盐氏开始收回本金和利息，一年中竟然收息10倍，也就是1000%的利，一下子成了关中巨富。
可惜这位成功的私人银行家，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复姓“无盐”。
除了银行家放高利贷之外，有的商人也兼放高利贷。在鲁这个地方，有位冶铁商人叫曹邴氏，在当地到处放贷或赊销，大获成功，甚至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择业观念，家家都以经商为荣。
在利益驱动下，有的王侯贵族也参与放高利贷。《汉书》记载，一个“旁光侯”（这个爵位太难听），就曾因“取息过律”被免了侯爵；另一个陵乡侯，也因“贷谷息过律”而被免去爵位。“过律”，就是超过法律规定，看来那时候法律对利率还是有限定的。
有的贵族自己不放贷，但利用权势帮高利贷者讨债，然后参与分利，就跟现在有的“大盖帽两头翘”一样。
在高利贷的逼迫下，贫苦农民几乎是没有活路。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报告说，农民为了缴纳沉重的国家赋税，有家产的，半价卖掉用以缴税；没有家产的就只好借高利贷。借贷的利息是一倍，也就是100%的利！还不上，估计就要家破人亡。
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据司马迁估计，汉代各行各业都有20%的利润，放债也不例外，大致就是这个利率。
古代的商业发达以后，当然也会出现商业信用，也就是赊销赊购。这方面最早的记载见于秦代。
刘邦还没拉队伍起义时，是秦朝的一个乡镇干部——泗上亭长。他那时经济状况不大好，就经常向小店老板赊酒喝，还留下了债券。传说店家看到他醉卧时身上有龙纹，知道绝非凡人，于是纷纷“弃责”，不敢向他要钱了。
在出土的“汉简”（汉代文书）中，关于赊购的记录很多，而且有的还是债券，上面写有赊购人姓名、住址，赊购的物品名称和价款，此外还有证明人的姓名，非常正规。
到了此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在西汉已经初具规模，除了没有储蓄银行，什么都有了。
对公务员来说，汉朝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汉朝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工资制度。秦朝以前，干部是怎么发工资的，大概都稀里糊涂，汉朝才明确了各个级别的“薪俸”标准。但那时候不是发月薪而是发年薪，不是发钱而是发粮食，干满一年才给。
到了东汉，除了发粮食以外，也发给一点钱。唐以后，官俸大部分发钱；到了明朝中期改为完全发钱，跟现在一样了。
至于我国现代一般实行的“月薪”制度，则是起于南朝的宋。在年薪时代，官员的俸禄是在农历节气“芒种”这一天发放，如果没等做到芒种就辞官了的，年薪归接任者所得。
这样的规定，大概有保护农民利益的考虑在内，让想走的官员起码布置好了春耕工作再走。
由此可知，年薪是比月薪更古老的工资制度。但是风水流转，如今拿“年薪”又成了时髦事。比较牛的白领谈到自己的收入，一般都讲年薪是多少。
——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在创新，其实不过在复古。人的脑袋就那么大，撑死了能创多少新出来？
古人早就找到了解决“三农”的办法
到了西汉，古代货币就算进入了成熟期，货币的形状、铸造、发行和信用都稳定了下来，人们开始感觉到了“钱”的可靠——爹亲娘亲，不如自己的钱亲。
我们在小时候，大概都用过存钱罐，攒点零花钱。这东西的学名叫“扑满”，就是在西汉时期发明的。一般都做成小动物状，钱装满后，要砸碎了才能拿出来。
古代有一本专门记载西汉风俗的书籍《西京杂记》（相传为东晋葛洪著），说扑满是用陶器做的，有入口、没出口，把钱塞进去，“满则扑之”。扑，就是摔碎。
中国在光绪皇帝之前，没有银行，老百姓想储蓄，大概都用的是这个扑满。
是啊，把钱存起来，比什么都牢靠。这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有效。那些不相信储蓄、老想着玩花活一夜暴富的，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吧。
钱这个东西，不好玩，不能马虎对待。古代的人，早在战国时期就明白这个道理。战国时有人伪托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之名，写了一本《管子》，里面所说的货币理论，就相当成熟，说的几乎就是秦汉时代的货币现象，所以也有人认为这《管子》里，起码有一部分是汉朝人写的。
研究《管子》，会有惊人发现，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基本解决了令当今官员头痛欲裂的“三农”问题。
《管子》里提到了一个“环乘之币”的金融政策，当是秦汉时期曾经实行过的农村信贷措施。
所谓“环乘之币”，说白了就是农业基金。这个政策，要求各郡县官府摸清上、中、下三类土地的亩数，摸清各农户人口数，然后设立一个贷款基金。到春耕时，按照不同等级、数额给所有农户发放种子贷款。
到秋收时，农户留足了口粮后，要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向官仓出售剩余粮食。
如果贫户歉收，连口粮都不够，官府还要发给口粮贷款，总之让你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至于饿死。欠款就先欠着，总有一年你能缓过劲来，成为余粮户。
这个“环乘之币”所期的作用，一是能保证生产，二是能控制粮价，三是能救济贫户，四是能控制住一个地区的货币流通规模。
古代的农村可能比较好管理，就这么一点“环乘之币”，便解决了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
——没有逃荒的，没有种不起地的，没有粮价的非正常波动，没有农村地区的通货膨胀，没有奸商插进来上下其手。
这种以货币基金来刺激生产、控制市场价格与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是我们老祖宗的独创。欧洲还是在一战以后，才开始采取这种办法的。
还要说一下，“环乘”一词的“乘”，是“利用”之意。环乘，就是循环利用。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有一点震惊——
古人与今人，究竟谁更聪明？
秦与汉，都是统一的农业大帝国，能管住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绝非无能之辈。
农业，是一门精巧的行业。管理农业，一不能蛮干，二不能愚蠢。
《管子》的“环乘之币”讲得多么好啊！可惜，古时的货币基金是用来惠民的，而今天的货币基金是砸老百姓的钱不心疼的。
“基民”朋友们对这个，大概体会最深。
总之《管子》这部奇书，闪光之点不止一处。它还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货币量数说”。这是一个现代金融学的概念，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如果国币有九成在国库，一成在流通中，币重而万物（商品）轻。如果全部国币都放出来，则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投放量，来调节商品价格、平衡供需关系。在流通领域里投放的货币少，商品就不活跃，且价格偏低；投放的货币多，商品就增多，物价也会上涨。
这个理论，在当今就叫做“货币量数说”。欧洲人在16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比我们老祖宗晚了起码1600年。
现在不是老愁着不知怎么办才能拉动“内需”吗？
——你不放钱出来，怎么拉动“内需”？银行捂着钱袋子不敢撒手，生怕搞乱经济，那经济怎么能保持高速增长？企业怎么能有生产热情？老百姓怎么能有购买的欲望？
这道理，用不着老祖宗教吧？
《管子》里多处提到了“币上谷下，币下谷上”，也是同理。钱不放出来，物价就上不去。钱放出来了，东西也就值钱了。只因为房地产一个行业疯狂抬价，就收紧了所有的钱袋子，是为不智。而且，房价的疯长，也是你对这个行业放款太多所致，岂有他哉？
（未完待续）
在皇权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我们都知道，商人为四民之末，是“士农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尽管他们房子豪华、服饰光鲜，终究还是矮人一头。
这个排位是怎么来的？
前面不是还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生意做的大，与国君都能“分庭抗礼”吗？后来商人是怎么成了贱民的？
变化就发生在两汉时期。
西汉的司马迁在做《史记》时，还是很重视商人的，特地开辟《货殖列传》，谈论西汉前期的经济，并记录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说，他所列举的大富豪，都不是靠着爵邑、俸禄得来的钱发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们是靠着种植、渔猎、经商，谋取利润而致富的，“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词语之间，对商人还是很赞赏的。富豪固然不能势力“倾国”，但势倾一个市县还是没问题的。
到了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写《汉书》，也有一篇《货殖传》，但他对富豪的评价就不同了。他说，地方上的“富民”，以财富在乡里取得声望，都有奢侈不轨的恶行，更严重的还盗墓、赌博，靠违法而致富。他们的行为，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想来商人在那时候，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员也有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为何特别仇视商人，一勺都给烩了！
班固老先生还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阶级”说，即对“四民”的划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农”。应该说，在他的观念里，各阶层只有分工不同，还没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后来，商人不知怎么就滑到最末一位了，变成了“士农工商”，而且这个排序也表示了阶级的高低贵贱。
看来商人地位下降，是从东汉开始的。
班固是大史学家，古代史官的言论至高无上，连皇帝也得让三分。班固对商人的这种厌恶，深刻影响了后世，商人也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重，但商人心里仍有阴影，没有一个商人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因为这么说，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良心让狗吃了的人”。
还没有谁脸皮厚到这个程度。
因此，就有许多代名词出来，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业者”、“我们搞实体经济的”、“我们搞流通的”、“我们工商界人士”，等等。
尽管现在的商人，一般抛头露面的都是儒商模样，但再怎么儒雅，也挑战不了班固老爷子的权威。
“我是一个商人”——可以预言在未来100年内，所有以赚钱为职业的人，都还没有胆量这样堂堂正正地喊一嗓子。
幸好我本人不是一个商人，所以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谈钱。、
下面，我们就来看中国商人遭遇的“黄金时代兼滑铁卢时代”——汉代，钱又有了什么新动向。
汉朝一开国谁都可以自己造钱
不知大家发觉没有？中国每过一千年，就要出一个爱折腾的皇帝，留下许多大工程，也留下万世骂名。但往往就在他们之后，历史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古代之所以有个天威赫赫的汉朝，就是秦始皇他老人家给折腾出来的。在他执政三十七年（前210年）这一年的冬天，他老人家在东巡归来的途中，身体就撑不住了。第二年好不容易挪动到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休养，最终还是一命呜呼。
他死后，就再没人能驾驭得了秦朝这辆超速快车了。经过反秦大起义和楚汉战争，秦亡汉兴，出来一个大汉朝。
天下虽然太平了，但这一场大乱，搞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汉高祖刘邦是个好皇帝，从他开始，连续采取了70年的休生养息政策。他把秦始皇的暴政都给废了，但秦始皇发明的好东西，也基本保留了。这其中，就有“秦半两”钱的使用。
汉初货币还是沿袭秦制，黄金和铜钱并用，10000枚铜钱值1斤黄金。
可是那时候国家太穷，皇帝的车驾连找四匹颜色一样的白马都困难，将相甚至有乘牛车去上班的，估计金子也不够用，铜钱也不够用。
国家无力统一铸钱，怎么办，汉高祖就允许民间自由铸钱。
——这意味着什么？要是放在现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自由印钱。
那不眨眼就都成千万富翁了！
可是别忘了，那是金属货币时期，造钱是要很高成本的。你得有一座含量丰富的铜矿、有一套冶炼设备、养一套技术班子，这不是谁都能干的。
能造钱的，也就两大集团，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狂欢时代——不干白不干！
造钱既然成了民间的一种产业，又没有监督，当然就有人偷工减料。大款们不会白给社会做贡献，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就造不足值的“小钱”。这种小钱，不是面额小，而是分量严重不足，小到像“榆树钱儿”，也是那样薄，用绳子串上，一不小心就碎了！
因为它太像“榆荚”，所以老百姓都叫它“荚钱”。看来班固老先生鄙视商人也有一定道理，能把钱造成这个样，可见贪心到什么程度！
钱一小，就不值钱。那时候买一石米（即汉代的120斤米、现在的60斤米），需钱5000枚甚至10000.枚。假如钱是足值的话，就等于1斤黄金只能买两箩筐米。
随着经济复苏，钱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大家造钱都造疯了，什么铜亭子铜像，都给砸了铸钱。谷价最贵的时候据说达到十万钱一石！
为了治理这种疯狂的通货膨胀，汉高祖以后的几个皇帝，在铸钱政策上几经反复，先后九次改革币制。
汉朝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下令停止自由铸币，把民间铸币定罪为“铸伪钱”。吕后执政时期，由政府统一铸钱。可是到了汉文帝，又放开了口子，再次允许自由铸钱。
汉文帝还赐给宠臣邓通一座铜矿山（在今四川荥经），让他铸钱牟利。
地方上铸的这种钱，叫“郡国钱”。当时的吴王刘濞和邓通最能造钱，通过铸钱发了大财，并列富豪排行榜第一名，一个“富埒天子”，一个“财过王者”。两家的钱遍布天下，把中央银行都挤到一边去了。
汉武帝一怒判了“自由铸币”死刑
等到了汉武帝时代，休生养息政策见到了效果，商人也迎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民间丰衣足食，国家就更富了，“京师之钱累巨万”，因为久久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装不下的粮食就露在外面，任其腐烂。
汉武帝财大气粗，就忙着开疆拓土。待到几场大仗打完，把这些家底也就给花得差不多了，财政上开始有点吃紧。
他看地方贵族和富豪在铸钱上捞得太多，实在不像话，就决定搞货币改革，中央要铸新钱与民间竞争。先是发行了一种“三铢钱”，后改为“五铢钱”，铜钱的边缘上有一道凸起的边，一是能够防止钱上的文字被磨损，二是能防止不法分子把钱磨小了使用（磨下来的铜渣子用来铸新钱）。
后来他干脆实行货币贬值，发行一种“赤仄钱”，面值以一当五，规定纳税和官府经费都只能用赤仄钱。
这一下就把“郡国钱”贬值了五分之四。可是，这个办法也没能把私铸的浪潮压下去。汉武帝终于明白：市场是不讲仁义的，靠公平竞争，国家也竞争不过奸商，该垄断就得垄断。
于是，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下令，铸钱权完全收归中央，地方权贵和富商谁也不得私铸。
中央新发行的钱还是“五铢钱”，这次是由“上林三官”，也就是上林苑的三个机构统一铸造的，非常标准。在工艺上采用了铜质母范（浇铸模具），比过去用泥模先进了不少，铸出的钱币大小、式样完全一样。
这个“上林三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国家造币厂，比欧洲的最早的英国皇家造币厂（公元887年）早了整整一千年！它的遗址，据考古发现，就在陕西省澄城县坡头村。
汉武帝明令，“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也就是说，其他的钱一概禁用。从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把铸币权归于中央，大家随便造钱的历史就此结束。
汉武帝这一次铸的五铢钱，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钱币之一，成色足，币值稳定，市场很认可，一直使用到了西汉末年。而且五铢钱的模式，后来更一直延续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共通行了739年，堪称长寿货币。
这钱现在在古玩市场还买得到，大概也就两、三块钱一枚。
中国最早出现的私人银行家
西汉的货币成熟了以后，金融业的另一方面——政府的赈贷功能也完善了，成为了一项经常性的制度。
从西汉的古籍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有“振贷”这个词。由此可知，赈贷一词的“赈”字，最早是写作“振”字的，振，就是“使之重振”、“让人挺起腰板来”之意。
当时的政府还鼓励富豪以私人身份赈贷，借钱给贫民发展生产。《汉书》上记载，汉武帝为了表彰私人赈贷的典型，曾要求地方上把有关名单报给他。
那时的赈贷，主要是口粮和种子，有时政府也贷给贫民耕牛和农具。农业大国的君主，多少还知道一点农民的疾苦，有的会适当免除穷人的债务，规定凡是贷了种子但没有收获的，“皆赦之”；凡是因灾害收成不好的，“勿收责（债）”。
看来那时候的穷苦农民，偶尔也有贤明的皇帝给罩着。
民间的高利贷专业户，在西汉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首都长安附近就有一个金融市场，专门供人做放贷生意。放贷专业户被称作“子钱家”，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私人银行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兼职放贷不同，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子钱家”里面的佼佼者，也有名扬后世的。
汉景帝三年（前154），国内爆发“七国之乱”，也就是皇帝的亲戚闹着造反。那位铸钱发了大财的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首先反叛，紧接着楚、赵、胶西、胶东、菑州、济南等六国诸侯王相继造反。
中央政府在出兵征讨他们时，也征召了一批住在长安的王公贵族从军。王公贵族们要自备军需，钱不够，就向“子钱家”借。
但是当时的形势不明朗，谁胜谁负还不一定。许多“子钱家”犹豫观望，怕政府军万一败了，借出去的钱可就打了水漂了。
只有一位银行家无盐氏有政治头脑，他看出诸侯王“以下犯上”成不了大气候，果断借出一千金。
形势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告平定。无盐氏开始收回本金和利息，一年中竟然收息10倍，也就是1000%的利，一下子成了关中巨富。
可惜这位成功的私人银行家，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复姓“无盐”。
除了银行家放高利贷之外，有的商人也兼放高利贷。在鲁这个地方，有位冶铁商人叫曹邴氏，在当地到处放贷或赊销，大获成功，甚至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择业观念，家家都以经商为荣。
在利益驱动下，有的王侯贵族也参与放高利贷。《汉书》记载，一个“旁光侯”（这个爵位太难听），就曾因“取息过律”被免了侯爵；另一个陵乡侯，也因“贷谷息过律”而被免去爵位。“过律”，就是超过法律规定，看来那时候法律对利率还是有限定的。
有的贵族自己不放贷，但利用权势帮高利贷者讨债，然后参与分利，就跟现在有的“大盖帽两头翘”一样。
在高利贷的逼迫下，贫苦农民几乎是没有活路。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报告说，农民为了缴纳沉重的国家赋税，有家产的，半价卖掉用以缴税；没有家产的就只好借高利贷。借贷的利息是一倍，也就是100%的利！还不上，估计就要家破人亡。
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据司马迁估计，汉代各行各业都有20%的利润，放债也不例外，大致就是这个利率。
古代的商业发达以后，当然也会出现商业信用，也就是赊销赊购。这方面最早的记载见于秦代。
刘邦还没拉队伍起义时，是秦朝的一个乡镇干部——泗上亭长。他那时经济状况不大好，就经常向小店老板赊酒喝，还留下了债券。传说店家看到他醉卧时身上有龙纹，知道绝非凡人，于是纷纷“弃责”，不敢向他要钱了。
在出土的“汉简”（汉代文书）中，关于赊购的记录很多，而且有的还是债券，上面写有赊购人姓名、住址，赊购的物品名称和价款，此外还有证明人的姓名，非常正规。
到了此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在西汉已经初具规模，除了没有储蓄银行，什么都有了。
对公务员来说，汉朝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汉朝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工资制度。秦朝以前，干部是怎么发工资的，大概都稀里糊涂，汉朝才明确了各个级别的“薪俸”标准。但那时候不是发月薪而是发年薪，不是发钱而是发粮食，干满一年才给。
到了东汉，除了发粮食以外，也发给一点钱。唐以后，官俸大部分发钱；到了明朝中期改为完全发钱，跟现在一样了。
至于我国现代一般实行的“月薪”制度，则是起于南朝的宋。在年薪时代，官员的俸禄是在农历节气“芒种”这一天发放，如果没等做到芒种就辞官了的，年薪归接任者所得。
这样的规定，大概有保护农民利益的考虑在内，让想走的官员起码布置好了春耕工作再走。
由此可知，年薪是比月薪更古老的工资制度。但是风水流转，如今拿“年薪”又成了时髦事。比较牛的白领谈到自己的收入，一般都讲年薪是多少。
——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在创新，其实不过在复古。人的脑袋就那么大，撑死了能创多少新出来？
古人早就找到了解决“三农”的办法
到了西汉，古代货币就算进入了成熟期，货币的形状、铸造、发行和信用都稳定了下来，人们开始感觉到了“钱”的可靠——爹亲娘亲，不如自己的钱亲。
我们在小时候，大概都用过存钱罐，攒点零花钱。这东西的学名叫“扑满”，就是在西汉时期发明的。一般都做成小动物状，钱装满后，要砸碎了才能拿出来。
古代有一本专门记载西汉风俗的书籍《西京杂记》（相传为东晋葛洪著），说扑满是用陶器做的，有入口、没出口，把钱塞进去，“满则扑之”。扑，就是摔碎。
中国在光绪皇帝之前，没有银行，老百姓想储蓄，大概都用的是这个扑满。
是啊，把钱存起来，比什么都牢靠。这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有效。那些不相信储蓄、老想着玩花活一夜暴富的，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吧。
钱这个东西，不好玩，不能马虎对待。古代的人，早在战国时期就明白这个道理。战国时有人伪托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之名，写了一本《管子》，里面所说的货币理论，就相当成熟，说的几乎就是秦汉时代的货币现象，所以也有人认为这《管子》里，起码有一部分是汉朝人写的。
研究《管子》，会有惊人发现，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基本解决了令当今官员头痛欲裂的“三农”问题。
《管子》里提到了一个“环乘之币”的金融政策，当是秦汉时期曾经实行过的农村信贷措施。
所谓“环乘之币”，说白了就是农业基金。这个政策，要求各郡县官府摸清上、中、下三类土地的亩数，摸清各农户人口数，然后设立一个贷款基金。到春耕时，按照不同等级、数额给所有农户发放种子贷款。
到秋收时，农户留足了口粮后，要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向官仓出售剩余粮食。
如果贫户歉收，连口粮都不够，官府还要发给口粮贷款，总之让你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至于饿死。欠款就先欠着，总有一年你能缓过劲来，成为余粮户。
这个“环乘之币”所期的作用，一是能保证生产，二是能控制粮价，三是能救济贫户，四是能控制住一个地区的货币流通规模。
古代的农村可能比较好管理，就这么一点“环乘之币”，便解决了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
——没有逃荒的，没有种不起地的，没有粮价的非正常波动，没有农村地区的通货膨胀，没有奸商插进来上下其手。
这种以货币基金来刺激生产、控制市场价格与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是我们老祖宗的独创。欧洲还是在一战以后，才开始采取这种办法的。
还要说一下，“环乘”一词的“乘”，是“利用”之意。环乘，就是循环利用。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有一点震惊——
古人与今人，究竟谁更聪明？
秦与汉，都是统一的农业大帝国，能管住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绝非无能之辈。
农业，是一门精巧的行业。管理农业，一不能蛮干，二不能愚蠢。
《管子》的“环乘之币”讲得多么好啊！可惜，古时的货币基金是用来惠民的，而今天的货币基金是砸老百姓的钱不心疼的。
“基民”朋友们对这个，大概体会最深。
总之《管子》这部奇书，闪光之点不止一处。它还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货币量数说”。这是一个现代金融学的概念，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如果国币有九成在国库，一成在流通中，币重而万物（商品）轻。如果全部国币都放出来，则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投放量，来调节商品价格、平衡供需关系。在流通领域里投放的货币少，商品就不活跃，且价格偏低；投放的货币多，商品就增多，物价也会上涨。
这个理论，在当今就叫做“货币量数说”。欧洲人在16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比我们老祖宗晚了起码1600年。
现在不是老愁着不知怎么办才能拉动“内需”吗？
——你不放钱出来，怎么拉动“内需”？银行捂着钱袋子不敢撒手，生怕搞乱经济，那经济怎么能保持高速增长？企业怎么能有生产热情？老百姓怎么能有购买的欲望？
这道理，用不着老祖宗教吧？
《管子》里多处提到了“币上谷下，币下谷上”，也是同理。钱不放出来，物价就上不去。钱放出来了，东西也就值钱了。只因为房地产一个行业疯狂抬价，就收紧了所有的钱袋子，是为不智。而且，房价的疯长，也是你对这个行业放款太多所致，岂有他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