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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熊育群散文的味道
很多年前，我同一位客居长沙的朋友相约去北京，他先我一站从长沙上车，我在岳阳上车后找到他，发现他正在读熊育群的《路上的祖先》。我安放好行李，从随身背包里拿出一本《奢华的乡土》，他说：“你出门也喜欢带熊育群的书？”
他不知道我同熊育群可以称得上是朋友，他更不可能知道，外出旅游或是参加什么活动、会议，我都喜欢带上一本熊育群的书。我点了点头，他又说：“我喜欢熊育群的散文，特别是那几年，一个人上路，斜躺在卧铺上，车咣当咣当响着，窗外风景不断变化，这时，你读熊育群的散文，有一种格外的味道。”后来，他把这种“格外的味道”解释为“旅伴”。他说：“旅途中读熊育群，就像是邀了一个旅伴，你再也不会觉得孤独，而且，任何陌生的风景，你都会觉得亲切，因为，你可以学着熊育群去发现这些陌生后面的熟悉，你会觉得行走与阅读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理解朋友所说的“陌生后面的熟悉”，指的是文化，或是历史文化。这让我突然想起了熊育群笔下的周伯泉（《路上的祖先》）。“避难求存”的周伯泉穷途深山，带着家人在峽谷中开荒拓地，伐木筑屋，繁衍后代，历经十九代，终于于蛮荒之野建成“中原汉人的世界观与吉祥观念刻意铺陈”的一座村寨，这座村寨的建成，证明了“周伯泉远离了故土，却决不抛弃自己的文化”（《路上的祖先》），而这种文化，是所有汉人都熟悉的。
我也常赞熊育群的散文有股“特殊的味道”。这味道恰似川人初尝辣椒，下江人初吃螃蟹，给人以惊讶：原来散文还能这样写！但我对朋友将其解释为“旅伴”，却有点不以为然。确实，熊育群的散文，大部分为行走中获得，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的创作得益于行动。”（《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甚至有人将熊育群的散文定位于“行走的散文”，且还有一定的市场。可我却认为，在这里仅仅以“行走”来定位熊育群的散文，似乎有失“公允”。行走只是一种行为，很难将其说成是一种目的。熊育群还说：“我常常是一个人上路，有时甚至连目的地也不定。人生重要的在于经历，多些经历，就多了生命的内容，等于延长了人生，我用空间来战胜时间。”（《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这才是熊育群对于自己不断行走的根本解释：“行走”在这里只是一种拓展的行为，而拓展的目的在于生命的体验，他“行走”的背后是一种人生的寻找！譬如：“我去寻找一个破旧的快被城市吞没的古村落，情形就像去寻找世界之外的东西，被谁遗漏了的东西。”这是熊育群《水上来的祖先》一文的开头。
再回到他散文“格外的味道”上来。这里的“格外的味道”无疑来源于他的“行走”与“寻找”，而这味道格外处，则应该是来自于作家个人的调味了。熊育群说：“写作中，我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灵魂。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我观察它，剖析它，通过它寻找到一个独特的世界。这是我自己的世界，既客观又主观，但它是一个人感知的真实的世界。”（《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个体的熊育群，行走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光怪陆离的世界，使行走者眼花缭乱，对同一对象，行走者各有所获。熊育群将自己的灵魂化成一个个物象，去感知、去体验、去剖析，历史成了他笔下的空间，文化成了他与读者交流的平台，而“主观化的有着我个人体温的东西”（《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则成了他沟通历史与当下，文化与延传的桥梁。
熊育群曾很直接地宣示过自己的历史散文观：“我的历史散文不会有完整的历史，它们是断续的、跳跃的，历史永远是跟随人的心灵意志的，或者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符号，我要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现场。”（《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要准确地再现“消失了的生命现场”，就不能躲在书斋里，必须要走出去，去亲临那个不可能消失的物质现场，去寻找那些留存在一草一木中的精神现场，这就让熊育群的散文更增加了可读性与在场感，也就能更强烈地张扬个体的生命意识。
201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熊育群的第二本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他在诗集的自序中说：“诗歌是神秘的。诗让世界充满了难言之境，给生命以寄托，总有一种美好又温润的情愫，让人生涌动着温馨与期待。我以诗歌的方式去感受、思考和把握世界。”我们都知道，诗歌空灵，散文写实，“诗让世界充满了难言之境”，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熊育群在其散文集《奢华的乡土》的代后记中说：“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个诗人，灵魂是诗人的。”熊育群也把他诗的“难言之境”化作散文来写。我们读熊育群的散文，在很多地方能讀出诗的意境，甚至，他的有些散文篇什，我们完全可以当成诗歌来读。如：“我想抓任一只手。我像一个侦探，我的视线在这只手掌触摸过的地方停止、摩挲，我知道体温曾在上面温润过这些砖瓦、岩石，但手一松，生命和历史都在同一刻灰飞烟灭。这只先人的手只在意念间一晃而过，碉楼就像一条钢铁的船，向着未来时间的深处沉去。”（散文《奢华的乡土》）
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意境，这样的叙述在熊育群的散文中比比皆是，随手就可抄出不少。写到这里，我忍不住问自己：是否正是这些构成了熊育群散文的“格外的味道”？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给熊育群获奖作品《路上的祖先》的颁奖辞是：“依托坚实的大地，步向历史的纵深。开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诗意的艺术笔墨，展现中国各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与过程，从中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人文关怀。路上祖先的足印和现代文明的印记，都深烙在我们的心上。”这个是权威的，怕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非虚构之探索
一切都缘起于那次约稿。那是2006年的7月，熊育群与时任《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在贵州相遇，杜卫东希望熊育群写一个“新闻小说”。杜卫东解释了他认为的“新闻小说”为何物：“就是要用小说的手法来书写一个具有思想张力的新闻事件。事件基本上是真实的，但要具备小说的美学形态。”这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熊育群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说了杜卫东为何偏偏选他来做这个尝试的三点理由：一是职业，当时熊育群是《羊城晚报》的编辑、记者;二是文才;三是文德，熊育群的真诚与担当是有目共睹的。 熊育群没有辜负杜卫东，不出俩月，熊育群交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小说：《无巢》（中篇）。该小说在《十月》发表，《小说选刊》在头条予以转载，这在当时可谓影响空前。之所以新闻小说再无有影响的后续作品，我想这两个原因怕是主要的：一是没有理论跟进;二是被后来的非虚构所替代。
在写作此文时，就熊育群的新作《第76天》的文体定位，我们进行过多次微信探讨，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第76天》，包括《钟南山：苍生在上》，均应定位为非虚构作品。这也怕就是中国作协将写作《第76天》的任务，交给熊育群来完成的原因之一吧。
2019年12月27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怕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疫情，文学不可能旁观，作家不可能袖手。记录事件、发掘过程、颂赞英雄、展现灾难现场的历史使命，摆在了中国文学、中国作家面前。
熊育群注定就是这项使命的承担者之一。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了敢于面对现实发言的习惯，何况于当下！于是，继完成《钟南山：苍生在上》非虚构作品后，4月底，熊育群接受中国作家协会之重托，踏上了从北京到武汉的采访征途。这个出发，离4月8日武汉解封不久，从武汉进京者还须隔离，要接触患者，深入ICU，不能不说，还是多少带有几分勇猛成分的。
我们很难想象熊育群出发时的豪迈，但我们通过他以往的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读得出他这一次的笔锋所指：“作为非虚构作品，客观真实是根本，面对全球性灾难，只有写出真实的疫情才能对得起经历了这场疫情的人，才能对得起历史，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肆虐，人类并未做到齐心协力抗疫，有的出于政治私利和政治算计，竭力抵毁、抹黑，甚至反智反科学。这时候写出真相特别是把中国发生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是一种现实和历史的责任和担当。”“我不仅要写出事情的真相，也力图写出真实的环境，力争做到每个细节真实可靠。”这是他在《第76天》的后记中写到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他出发时的内心宣示。
是的，面对同样的疫情，不同的作家会写出不同的作品，因为，叙事者的叙事立场、切入视角、文学修为等不同，叙事的过程、深浅、主题也是会不同的。
我们说《第76天》全景式地再现了武汉和全国抗击疫情并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的艰辛历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76天里，举国动员支援武汉，全国有多少物资支援武汉？！有多少支救援队逆行武汉？！76天里，仅仅用十天时间，就建成了雷神山、火神山两座传染病医院，这是什么速度？！76天里，有多少位医疗顶级专家、普通医务工作者，为了抢救病人，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76天里，仅仅是贺立军团队就募集到了22批紧急医疗物资支援武汉，要知道，这些物资，当时在国内是用钱都难以买到的！76天里，以满彩美为代表的2400余位环卫工人加入了突击队，有36000多个环卫工人坚守岗位，每天清运垃圾6000多吨……这些人这些事出现在熊育群的忠实记录里，他们既是灾难的承受者，亦是抗击疫情的英雄！他们一个个生动鲜活地出现在作品中，伟大而平凡！
我记得熊育群在写《钟南山：苍生在上》时说过：“我不想把钟南山神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造神！”是的，熊育群用他的文德保证了他的书写：真诚而具有担当！
当然，熊育群也没有忽视疫情给武汉人民带来的灾难。那是刻骨铭心的痛：“短短30分钟，她被宣布死亡！隔着帘子，沈延春看到她帘子后面露出的一只脚，天哪！这只脚像烧焦了，脚趾脚板如同涂上了厚厚一层暗红色的油漆。脚指甲发出贝壳一样的白光。”那是无边无际的恐惧与绝望：“除夕之夜，没有人有心情看春晚，轻歌曼舞，小品相声，特别是欢聚与团圆的话题，更加让人伤感。那都是别人的事，他们只有惶恐、焦灼与夜不能寐。”“这一夜，沈延春恍惚中看到了狰狞的死神，它就站在她的身后，近得伸手可及。死神后面就是黑暗的深渊。”“六个病人像6只待宰的羔羊，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死神不会暗示，它随心所欲，无章可循。每个人都提心吊胆。”但武汉没有屈服！武汉人民直面灾难，挺直了腰板！
我们可以从熊育群的字里行间看到痛苦，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反思与追问：“人类住进了高楼大厦，人们常常是大规模聚集;人们躲进密闭的空间，使用空调;飞机、高铁的速度……这些都是朝着最有利于病毒传播的方式在改变。”“地球也不喜欢垄断，垄断对地球生命多样性同样致命。病毒在任何生态系统里都扮演了反垄断的角色，它确保任何一种细菌物种不会独家坐大，永远保持着物种的多样化。”熊育群断定：“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但他也在诚恳地提醒世界：“人类也必须开始反思。”这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发出的呼吁，这怕也是熊育群写作此书的主旨所在。
三、熊育群的小说世界
读熊育群的小说，总让人感觉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中转换。物质的世界由那些至今仍在行政区划地图上找得到的地名组成，官方给予这个区域的定名是——岳阳市屈原行政管理区，民间来得比较简单——屈原！人名即地名。屈原，世界级的顶尖文化名人;屈原，丰腴而阔大的一方冲积平原;人是楚大夫，地是楚国境，民从楚国风。这个世界，真实而具体：古代，从巴陵古城出发，水陆均可到达;当代，从岳阳市区出发，水陆亦是直达便捷。精神的世界由那些苇尖上的风、荒洲上的鸟雀、河流中的鱼虾，和那些看似实在却无从寻觅的人物以及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说是有细究却无的故事构成。物质的世界是个空间，精神的世界是段时间。物质的世界找得到，精神的世界回不去。
《连尔居》无疑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村庄，“一九六○年，农场大垸围成一年，他们去三洲的荒滩建村。那是青春岁月，是连尔居诞生的日子。”连尔居位于那条著名的汨罗江边，村庄的江边有一棵“树干要两三人合抱”的大樟树，还有供人居住的几排房子和一座简易的小学校，这座村庄里住的人大多姓祝和姓孙，这座村庄属于当时的国营汨罗江农场（后称为屈原农场）。这些是熊育群用写史的笔法告诉我们的。如果熊育群就用这样的笔法去写连尔居，我们读到的将是一部《三国志》。可熊育群是个作家，他所关注的绝对不只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他所关注的是这个村庄所蕴含的文化、象征、隐喻、寓言以及其他可供作家艺术地展示人性内涵的“精神的世界”。于是，楚地巫风成了整部小说的文化背景，连尔居里生活的民众成了整部小说的情节推动主因，而小说所叙说的时代则成了人物活动的舞台。 是的，连尔居是一座崭新的村庄，可是开垦出这村庄的人是“来自上游小祝洲，大洲孙”的人，建这座村庄的材料是“这些砖来自上游的小祝洲，大洲孙。他们把自己祖屋的祠堂拆了！这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的老祖宗盖的房屋”。正是这些人用这些材料建造了这座村庄，“崭新”成了外表，骨子里的还是旧制。于是忘魂草出现了，“忘魂草无从辨认，你踩到了它，记忆便从此改变了。很长时间里你都不晓得这样的变化。”于是大樟树成了“樟树能迷神，从树下走过的人被它迷住，七天之内不晓得自己是谁”。而“大洲孙与小祝洲人从大火中的毋家棚搬出來，奔这棵奇怪的樟树而来”。于是异乡人躺在大樟树上开始做梦，他梦中的那个变过鱼、变过鸟的放鹤人的呼喊是“异乡人”（在一座崭新的村庄里，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异乡人）的渴盼还是放鹤人“飞了两千多年”寻找的“精神归宿”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连尔居毕竟是一座新村，在这座新村里，“祖宗的规矩没有了，辈分没有了，家族的概念就淡薄了。”新村庄是连尔居人用镰刀和锄头在荒地上开垦出来的，当时，用这种方式在汨罗江两岸人们开垦出了不少的“连尔居”，并且在洞庭湖边围出了不少的垸子。人们在向水要地，人们在向自然宣战，连尔居人甚至同一条大鱼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在小说里，大鱼无疑是一个象征，人与大鱼的战争在这里无疑是人与自然战争的象征，这注定是一场杀戮，大鱼无疑是杀戮的对象，可熊育群却在含泪告诉他的乡亲们，大鱼同人其实是好朋友。2000多年前的那条汨罗江上的神鱼，就曾帮助人们把屈原的棺椁送回了屈大夫的故乡，“缘山老倌口里念叨着‘秭归，秭归’，眼里出现了2000多年前的那条神鱼。传说开始变得迷离恍惚，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秭归’就是兄弟姐妹的团聚啊！”
连尔居毕竟不是一座孤立的村庄，它与现代文明也就只有出一趟远门的距离。可当惜天二爹带回那台收音机后，人们并没有对收音机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产生兴趣，他们“研究”的是那些男女是如何跑进这个匣子里的;面对一拉就亮的电灯，他们没有丝毫的兴奋（兴奋的是孩子们），他们试验的是电灯能不能点燃手中的烟。当他们的试验告诉他们，电灯连这种实用价值都没有后，他们的态度有些不屑与嘲讽;面对商品经济，炳篁的恐惧绝对不仅仅是做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他更恐惧的是“人不能像机器一样活呀”;小说开头的挖洞，虽说熊育群极尽文学之能事，可明眼人还是能一眼看出，悲剧的产生完全在于文化的缺失与模仿;可也就是这么一些人，当他们面对“时间”时，他们却迸发出了空前的热情，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对时间的掌握还是那种掌握了时间的“权威感”？“从按时辰出工到按时间出工”，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对人的反动？
“时间是在倒退的，我回到了曾经走神的那个时刻。曾经的恍惚不是预感，而是我早就来过了！我进入了那个神秘的瞬间。这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我似乎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生活似在重复，让人看到命运偶尔露出的一鳞半爪。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够看到未来了。”熊育群能够在倒退的时间里看到未来，连尔居的人也同样能看到未来，这是对时间的敬重，更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无奈！既然无奈，那就让未来来好了，地震来了，来了就来了吧;时代要变，那就变好了;异乡人的预言灵验了，连尔居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了;这是一种宿命还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两者均是？连尔居人才不去管这些，他们似乎永远都活得很自在……
连尔居就是这么一座新村，一座用旧的材料建造的，住了一群表面上看新式了的人……
熊育群另一部产生了极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战争小说。己卯年（1939年）9月，日军对湘北地区展开强大攻势，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双方投入兵力40多万。9月23日，日军偷袭湘北重镇营田，营田守军奋起反抗，战况惨烈，战后，仅营田一座墓地就葬有400多具尸体……《己卯年雨雪》便是以此为背景展开。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甚至日本侵华老兵都来到营田祭祀、忏悔。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称：“这部书有它非常特殊的意义，熊育群是在回应和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上特别重大、又特别复杂的一段伤痛经验。”并赞扬：“《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成熟。”（《新青年》第66期，旁评，李敬泽：呈现民族精神的成长）熊育群自言耗时14年，几易其稿，始成此书，并坦言：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就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写（见《己卯年雨雪》后记）。
确定了写作目的，熊育群再次迈开他的双脚，开始了他的“田野调查”。营田现在是屈原行政区政府所在地，也是熊育群青少年时代的生长之地，他对这片土地再熟悉不过了。他要调查的是六十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他“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就必须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就得赶在那些亲历者还没有全部离世之前完成他的调查。他做到了！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走访了一百多个幸存者，亲耳聆听了老人们含血洒泪的回忆。他觉得还不够，又前后两次远赴日本，找寻资料，探访亲历者。他终于找到了书写此书的叙事视角：“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除非他们就是有意要否认这一场侵略战争。我想，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缘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熊育群把他的这本书既称之为小说，又称之为非虚构，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己卯年雨雪》己不仅仅是一本小说，而且是一部面对世界书写的史诗性著作了。
从阅档与采访中，熊育群虚构出两对敌对国的青年男女，加以艺术雕琢后，承担起了《己卯年雨雪》的主要叙事承载者。 武田修宏原本是日本日出町某校棒球队的一个队员，自响应天皇号召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北到南逐渐演变成了战争机器的零部件，杀人成了他的职业;祝奕典原本是洞庭湖上跑船行商的一个水手，为保全性命，他提起响刀抵抗欺辱，逐步成长为一名抗日英雄。敌对国的两个男青年，他们本来都应该有自己平静的生活，却被战争拖入了你死我活的杀戮之中。祝奕典的那一枪没要了武田修宏的命，可侵略者却不能逃脱一死。“战争扭曲人性，摧毁生命，它一经发动，就像一部机器，谁都无法控制了。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荒诞的现实，却是战争的逻辑。从国家到民族到个人，悲剧开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发生，无人可以幸免。营田发生的惨剧由一个个被残害的生命呈现，地狱般的景象于是成为现实……”
祝奕典是个民族英雄，侠肝义胆是洞庭湖赋予他的天性，当初他救千鹤子，真的就只是因为她长得酷似王旻如吗？非也！骨子里的善良才是他不杀千鹤子的真正内因。至于后来，他不把千鹤子交出去，则是他的道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结果。
左坤苇代表的是熊育群在那场血与火的战争中打扫出来的一方净土：她虽然生逢战乱，却在洞庭湖的荒洲野地里偷生，枪炮在她的四周炸响，她却在苇丛中与鸟雀们嬉戏。她是熊育群拨开血腥，留给后来者的希望。
千鹤子是熊育群剖析战争与人性的利器。熊育群在《己卯年雨雪》的后记中甚至说：如果不是营田惨案，他差点就原谅了千鹤子的原型。千鹤子不是以日本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她是费尽心机跨海来寻夫的——她其实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她寻找到了朝思暮想的丈夫，可相聚才兩天，丈夫就死在了她的怀里——被她后来的恩人打死了！当她被当作俘虏出现在中国百姓面前时，人们把对侵略者的愤怒全都倾泻在她的身上，她原本美好的一切，均被敌对所替代。可当她脱下日本军服，住进左坤苇的茅棚，她得到的是友善与亲情，这时的千鹤子已不仅仅是千鹤子，至少在祝奕典的眼睛里，她还承担着王旻如的角色。
千鹤子在仇恨与生和死间徘徊，“她生活的目的第一是寻找武田修宏，第二是复仇。杀不杀祝奕典是她最纠结的事情，不杀他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杀夫之仇她不能不报，身为日本人，复仇是她的命。逃跑事件发生后，复仇变得更加困难了，她要在报恩与复仇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愿，它们相互纠结，互相冲撞、撕裂，使她变得无比痛苦。”“随着日子流逝，她的仇恨越来越淡了，她不恨这个人了，甚至对他不无好感，脑子里时常会莫名冒出一些理由替他辩解，譬如说这是战争，祝奕典和武田修宏没有私仇。武田修宏不一定是他亲手所杀。杀祝奕典是不对的。后来，就连想象杀祝奕典的情景，想象他在她砍杀后痛苦挣扎，血流不止，她也感到惨不忍睹了。”“她恨战争。可是恨战争有用吗？战争怎样去恨？战争不都是人为的吗？总得有人可恨，有人承担责任。她想到，只有发动战争的人最可恨，他们是这个杀人怪圈的制造者。”
熊育群通过小说人物追问战争的本质，走得很深很远了，让我们看到了战争机器的獠牙即便当下也近在咫尺，残酷的战争真相让每个人深切体会了战争的恐怖并由此陷入深思——这正是和平力量的汇集，是小说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战争的普遍与和平的宝贵是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己卯年雨雪》因此走出国门，获得了世界性的共鸣。目前已有俄文、德文、英文，接着将有日文、意大利文等语种纷纷推出。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连续三届为该书举办国际论坛活动，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战争小说的一次重要的突破。
很多年前，我同一位客居长沙的朋友相约去北京，他先我一站从长沙上车，我在岳阳上车后找到他，发现他正在读熊育群的《路上的祖先》。我安放好行李，从随身背包里拿出一本《奢华的乡土》，他说：“你出门也喜欢带熊育群的书？”
他不知道我同熊育群可以称得上是朋友，他更不可能知道，外出旅游或是参加什么活动、会议，我都喜欢带上一本熊育群的书。我点了点头，他又说：“我喜欢熊育群的散文，特别是那几年，一个人上路，斜躺在卧铺上，车咣当咣当响着，窗外风景不断变化，这时，你读熊育群的散文，有一种格外的味道。”后来，他把这种“格外的味道”解释为“旅伴”。他说：“旅途中读熊育群，就像是邀了一个旅伴，你再也不会觉得孤独，而且，任何陌生的风景，你都会觉得亲切，因为，你可以学着熊育群去发现这些陌生后面的熟悉，你会觉得行走与阅读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理解朋友所说的“陌生后面的熟悉”，指的是文化，或是历史文化。这让我突然想起了熊育群笔下的周伯泉（《路上的祖先》）。“避难求存”的周伯泉穷途深山，带着家人在峽谷中开荒拓地，伐木筑屋，繁衍后代，历经十九代，终于于蛮荒之野建成“中原汉人的世界观与吉祥观念刻意铺陈”的一座村寨，这座村寨的建成，证明了“周伯泉远离了故土，却决不抛弃自己的文化”（《路上的祖先》），而这种文化，是所有汉人都熟悉的。
我也常赞熊育群的散文有股“特殊的味道”。这味道恰似川人初尝辣椒，下江人初吃螃蟹，给人以惊讶：原来散文还能这样写！但我对朋友将其解释为“旅伴”，却有点不以为然。确实，熊育群的散文，大部分为行走中获得，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的创作得益于行动。”（《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甚至有人将熊育群的散文定位于“行走的散文”，且还有一定的市场。可我却认为，在这里仅仅以“行走”来定位熊育群的散文，似乎有失“公允”。行走只是一种行为，很难将其说成是一种目的。熊育群还说：“我常常是一个人上路，有时甚至连目的地也不定。人生重要的在于经历，多些经历，就多了生命的内容，等于延长了人生，我用空间来战胜时间。”（《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这才是熊育群对于自己不断行走的根本解释：“行走”在这里只是一种拓展的行为，而拓展的目的在于生命的体验，他“行走”的背后是一种人生的寻找！譬如：“我去寻找一个破旧的快被城市吞没的古村落，情形就像去寻找世界之外的东西，被谁遗漏了的东西。”这是熊育群《水上来的祖先》一文的开头。
再回到他散文“格外的味道”上来。这里的“格外的味道”无疑来源于他的“行走”与“寻找”，而这味道格外处，则应该是来自于作家个人的调味了。熊育群说：“写作中，我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灵魂。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我观察它，剖析它，通过它寻找到一个独特的世界。这是我自己的世界，既客观又主观，但它是一个人感知的真实的世界。”（《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个体的熊育群，行走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光怪陆离的世界，使行走者眼花缭乱，对同一对象，行走者各有所获。熊育群将自己的灵魂化成一个个物象，去感知、去体验、去剖析，历史成了他笔下的空间，文化成了他与读者交流的平台，而“主观化的有着我个人体温的东西”（《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则成了他沟通历史与当下，文化与延传的桥梁。
熊育群曾很直接地宣示过自己的历史散文观：“我的历史散文不会有完整的历史，它们是断续的、跳跃的，历史永远是跟随人的心灵意志的，或者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符号，我要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现场。”（《新青年》第66期，熊育群：写作能对现实发言如人在大地上发力）要准确地再现“消失了的生命现场”，就不能躲在书斋里，必须要走出去，去亲临那个不可能消失的物质现场，去寻找那些留存在一草一木中的精神现场，这就让熊育群的散文更增加了可读性与在场感，也就能更强烈地张扬个体的生命意识。
201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熊育群的第二本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他在诗集的自序中说：“诗歌是神秘的。诗让世界充满了难言之境，给生命以寄托，总有一种美好又温润的情愫，让人生涌动着温馨与期待。我以诗歌的方式去感受、思考和把握世界。”我们都知道，诗歌空灵，散文写实，“诗让世界充满了难言之境”，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熊育群在其散文集《奢华的乡土》的代后记中说：“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个诗人，灵魂是诗人的。”熊育群也把他诗的“难言之境”化作散文来写。我们读熊育群的散文，在很多地方能讀出诗的意境，甚至，他的有些散文篇什，我们完全可以当成诗歌来读。如：“我想抓任一只手。我像一个侦探，我的视线在这只手掌触摸过的地方停止、摩挲，我知道体温曾在上面温润过这些砖瓦、岩石，但手一松，生命和历史都在同一刻灰飞烟灭。这只先人的手只在意念间一晃而过，碉楼就像一条钢铁的船，向着未来时间的深处沉去。”（散文《奢华的乡土》）
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意境，这样的叙述在熊育群的散文中比比皆是，随手就可抄出不少。写到这里，我忍不住问自己：是否正是这些构成了熊育群散文的“格外的味道”？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给熊育群获奖作品《路上的祖先》的颁奖辞是：“依托坚实的大地，步向历史的纵深。开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诗意的艺术笔墨，展现中国各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与过程，从中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人文关怀。路上祖先的足印和现代文明的印记，都深烙在我们的心上。”这个是权威的，怕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非虚构之探索
一切都缘起于那次约稿。那是2006年的7月，熊育群与时任《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在贵州相遇，杜卫东希望熊育群写一个“新闻小说”。杜卫东解释了他认为的“新闻小说”为何物：“就是要用小说的手法来书写一个具有思想张力的新闻事件。事件基本上是真实的，但要具备小说的美学形态。”这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熊育群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说了杜卫东为何偏偏选他来做这个尝试的三点理由：一是职业，当时熊育群是《羊城晚报》的编辑、记者;二是文才;三是文德，熊育群的真诚与担当是有目共睹的。 熊育群没有辜负杜卫东，不出俩月，熊育群交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小说：《无巢》（中篇）。该小说在《十月》发表，《小说选刊》在头条予以转载，这在当时可谓影响空前。之所以新闻小说再无有影响的后续作品，我想这两个原因怕是主要的：一是没有理论跟进;二是被后来的非虚构所替代。
在写作此文时，就熊育群的新作《第76天》的文体定位，我们进行过多次微信探讨，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第76天》，包括《钟南山：苍生在上》，均应定位为非虚构作品。这也怕就是中国作协将写作《第76天》的任务，交给熊育群来完成的原因之一吧。
2019年12月27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怕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疫情，文学不可能旁观，作家不可能袖手。记录事件、发掘过程、颂赞英雄、展现灾难现场的历史使命，摆在了中国文学、中国作家面前。
熊育群注定就是这项使命的承担者之一。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了敢于面对现实发言的习惯，何况于当下！于是，继完成《钟南山：苍生在上》非虚构作品后，4月底，熊育群接受中国作家协会之重托，踏上了从北京到武汉的采访征途。这个出发，离4月8日武汉解封不久，从武汉进京者还须隔离，要接触患者，深入ICU，不能不说，还是多少带有几分勇猛成分的。
我们很难想象熊育群出发时的豪迈，但我们通过他以往的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读得出他这一次的笔锋所指：“作为非虚构作品，客观真实是根本，面对全球性灾难，只有写出真实的疫情才能对得起经历了这场疫情的人，才能对得起历史，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肆虐，人类并未做到齐心协力抗疫，有的出于政治私利和政治算计，竭力抵毁、抹黑，甚至反智反科学。这时候写出真相特别是把中国发生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是一种现实和历史的责任和担当。”“我不仅要写出事情的真相，也力图写出真实的环境，力争做到每个细节真实可靠。”这是他在《第76天》的后记中写到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他出发时的内心宣示。
是的，面对同样的疫情，不同的作家会写出不同的作品，因为，叙事者的叙事立场、切入视角、文学修为等不同，叙事的过程、深浅、主题也是会不同的。
我们说《第76天》全景式地再现了武汉和全国抗击疫情并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的艰辛历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76天里，举国动员支援武汉，全国有多少物资支援武汉？！有多少支救援队逆行武汉？！76天里，仅仅用十天时间，就建成了雷神山、火神山两座传染病医院，这是什么速度？！76天里，有多少位医疗顶级专家、普通医务工作者，为了抢救病人，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76天里，仅仅是贺立军团队就募集到了22批紧急医疗物资支援武汉，要知道，这些物资，当时在国内是用钱都难以买到的！76天里，以满彩美为代表的2400余位环卫工人加入了突击队，有36000多个环卫工人坚守岗位，每天清运垃圾6000多吨……这些人这些事出现在熊育群的忠实记录里，他们既是灾难的承受者，亦是抗击疫情的英雄！他们一个个生动鲜活地出现在作品中，伟大而平凡！
我记得熊育群在写《钟南山：苍生在上》时说过：“我不想把钟南山神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造神！”是的，熊育群用他的文德保证了他的书写：真诚而具有担当！
当然，熊育群也没有忽视疫情给武汉人民带来的灾难。那是刻骨铭心的痛：“短短30分钟，她被宣布死亡！隔着帘子，沈延春看到她帘子后面露出的一只脚，天哪！这只脚像烧焦了，脚趾脚板如同涂上了厚厚一层暗红色的油漆。脚指甲发出贝壳一样的白光。”那是无边无际的恐惧与绝望：“除夕之夜，没有人有心情看春晚，轻歌曼舞，小品相声，特别是欢聚与团圆的话题，更加让人伤感。那都是别人的事，他们只有惶恐、焦灼与夜不能寐。”“这一夜，沈延春恍惚中看到了狰狞的死神，它就站在她的身后，近得伸手可及。死神后面就是黑暗的深渊。”“六个病人像6只待宰的羔羊，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死神不会暗示，它随心所欲，无章可循。每个人都提心吊胆。”但武汉没有屈服！武汉人民直面灾难，挺直了腰板！
我们可以从熊育群的字里行间看到痛苦，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反思与追问：“人类住进了高楼大厦，人们常常是大规模聚集;人们躲进密闭的空间，使用空调;飞机、高铁的速度……这些都是朝着最有利于病毒传播的方式在改变。”“地球也不喜欢垄断，垄断对地球生命多样性同样致命。病毒在任何生态系统里都扮演了反垄断的角色，它确保任何一种细菌物种不会独家坐大，永远保持着物种的多样化。”熊育群断定：“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但他也在诚恳地提醒世界：“人类也必须开始反思。”这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发出的呼吁，这怕也是熊育群写作此书的主旨所在。
三、熊育群的小说世界
读熊育群的小说，总让人感觉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中转换。物质的世界由那些至今仍在行政区划地图上找得到的地名组成，官方给予这个区域的定名是——岳阳市屈原行政管理区，民间来得比较简单——屈原！人名即地名。屈原，世界级的顶尖文化名人;屈原，丰腴而阔大的一方冲积平原;人是楚大夫，地是楚国境，民从楚国风。这个世界，真实而具体：古代，从巴陵古城出发，水陆均可到达;当代，从岳阳市区出发，水陆亦是直达便捷。精神的世界由那些苇尖上的风、荒洲上的鸟雀、河流中的鱼虾，和那些看似实在却无从寻觅的人物以及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说是有细究却无的故事构成。物质的世界是个空间，精神的世界是段时间。物质的世界找得到，精神的世界回不去。
《连尔居》无疑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村庄，“一九六○年，农场大垸围成一年，他们去三洲的荒滩建村。那是青春岁月，是连尔居诞生的日子。”连尔居位于那条著名的汨罗江边，村庄的江边有一棵“树干要两三人合抱”的大樟树，还有供人居住的几排房子和一座简易的小学校，这座村庄里住的人大多姓祝和姓孙，这座村庄属于当时的国营汨罗江农场（后称为屈原农场）。这些是熊育群用写史的笔法告诉我们的。如果熊育群就用这样的笔法去写连尔居，我们读到的将是一部《三国志》。可熊育群是个作家，他所关注的绝对不只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他所关注的是这个村庄所蕴含的文化、象征、隐喻、寓言以及其他可供作家艺术地展示人性内涵的“精神的世界”。于是，楚地巫风成了整部小说的文化背景，连尔居里生活的民众成了整部小说的情节推动主因，而小说所叙说的时代则成了人物活动的舞台。 是的，连尔居是一座崭新的村庄，可是开垦出这村庄的人是“来自上游小祝洲，大洲孙”的人，建这座村庄的材料是“这些砖来自上游的小祝洲，大洲孙。他们把自己祖屋的祠堂拆了！这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的老祖宗盖的房屋”。正是这些人用这些材料建造了这座村庄，“崭新”成了外表，骨子里的还是旧制。于是忘魂草出现了，“忘魂草无从辨认，你踩到了它，记忆便从此改变了。很长时间里你都不晓得这样的变化。”于是大樟树成了“樟树能迷神，从树下走过的人被它迷住，七天之内不晓得自己是谁”。而“大洲孙与小祝洲人从大火中的毋家棚搬出來，奔这棵奇怪的樟树而来”。于是异乡人躺在大樟树上开始做梦，他梦中的那个变过鱼、变过鸟的放鹤人的呼喊是“异乡人”（在一座崭新的村庄里，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异乡人）的渴盼还是放鹤人“飞了两千多年”寻找的“精神归宿”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连尔居毕竟是一座新村，在这座新村里，“祖宗的规矩没有了，辈分没有了，家族的概念就淡薄了。”新村庄是连尔居人用镰刀和锄头在荒地上开垦出来的，当时，用这种方式在汨罗江两岸人们开垦出了不少的“连尔居”，并且在洞庭湖边围出了不少的垸子。人们在向水要地，人们在向自然宣战，连尔居人甚至同一条大鱼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在小说里，大鱼无疑是一个象征，人与大鱼的战争在这里无疑是人与自然战争的象征，这注定是一场杀戮，大鱼无疑是杀戮的对象，可熊育群却在含泪告诉他的乡亲们，大鱼同人其实是好朋友。2000多年前的那条汨罗江上的神鱼，就曾帮助人们把屈原的棺椁送回了屈大夫的故乡，“缘山老倌口里念叨着‘秭归，秭归’，眼里出现了2000多年前的那条神鱼。传说开始变得迷离恍惚，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秭归’就是兄弟姐妹的团聚啊！”
连尔居毕竟不是一座孤立的村庄，它与现代文明也就只有出一趟远门的距离。可当惜天二爹带回那台收音机后，人们并没有对收音机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产生兴趣，他们“研究”的是那些男女是如何跑进这个匣子里的;面对一拉就亮的电灯，他们没有丝毫的兴奋（兴奋的是孩子们），他们试验的是电灯能不能点燃手中的烟。当他们的试验告诉他们，电灯连这种实用价值都没有后，他们的态度有些不屑与嘲讽;面对商品经济，炳篁的恐惧绝对不仅仅是做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他更恐惧的是“人不能像机器一样活呀”;小说开头的挖洞，虽说熊育群极尽文学之能事，可明眼人还是能一眼看出，悲剧的产生完全在于文化的缺失与模仿;可也就是这么一些人，当他们面对“时间”时，他们却迸发出了空前的热情，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对时间的掌握还是那种掌握了时间的“权威感”？“从按时辰出工到按时间出工”，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对人的反动？
“时间是在倒退的，我回到了曾经走神的那个时刻。曾经的恍惚不是预感，而是我早就来过了！我进入了那个神秘的瞬间。这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我似乎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生活似在重复，让人看到命运偶尔露出的一鳞半爪。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够看到未来了。”熊育群能够在倒退的时间里看到未来，连尔居的人也同样能看到未来，这是对时间的敬重，更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无奈！既然无奈，那就让未来来好了，地震来了，来了就来了吧;时代要变，那就变好了;异乡人的预言灵验了，连尔居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了;这是一种宿命还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两者均是？连尔居人才不去管这些，他们似乎永远都活得很自在……
连尔居就是这么一座新村，一座用旧的材料建造的，住了一群表面上看新式了的人……
熊育群另一部产生了极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战争小说。己卯年（1939年）9月，日军对湘北地区展开强大攻势，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双方投入兵力40多万。9月23日，日军偷袭湘北重镇营田，营田守军奋起反抗，战况惨烈，战后，仅营田一座墓地就葬有400多具尸体……《己卯年雨雪》便是以此为背景展开。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甚至日本侵华老兵都来到营田祭祀、忏悔。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称：“这部书有它非常特殊的意义，熊育群是在回应和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上特别重大、又特别复杂的一段伤痛经验。”并赞扬：“《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成熟。”（《新青年》第66期，旁评，李敬泽：呈现民族精神的成长）熊育群自言耗时14年，几易其稿，始成此书，并坦言：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就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写（见《己卯年雨雪》后记）。
确定了写作目的，熊育群再次迈开他的双脚，开始了他的“田野调查”。营田现在是屈原行政区政府所在地，也是熊育群青少年时代的生长之地，他对这片土地再熟悉不过了。他要调查的是六十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他“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就必须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就得赶在那些亲历者还没有全部离世之前完成他的调查。他做到了！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走访了一百多个幸存者，亲耳聆听了老人们含血洒泪的回忆。他觉得还不够，又前后两次远赴日本，找寻资料，探访亲历者。他终于找到了书写此书的叙事视角：“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除非他们就是有意要否认这一场侵略战争。我想，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缘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熊育群把他的这本书既称之为小说，又称之为非虚构，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己卯年雨雪》己不仅仅是一本小说，而且是一部面对世界书写的史诗性著作了。
从阅档与采访中，熊育群虚构出两对敌对国的青年男女，加以艺术雕琢后，承担起了《己卯年雨雪》的主要叙事承载者。 武田修宏原本是日本日出町某校棒球队的一个队员，自响应天皇号召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北到南逐渐演变成了战争机器的零部件，杀人成了他的职业;祝奕典原本是洞庭湖上跑船行商的一个水手，为保全性命，他提起响刀抵抗欺辱，逐步成长为一名抗日英雄。敌对国的两个男青年，他们本来都应该有自己平静的生活，却被战争拖入了你死我活的杀戮之中。祝奕典的那一枪没要了武田修宏的命，可侵略者却不能逃脱一死。“战争扭曲人性，摧毁生命，它一经发动，就像一部机器，谁都无法控制了。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荒诞的现实，却是战争的逻辑。从国家到民族到个人，悲剧开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发生，无人可以幸免。营田发生的惨剧由一个个被残害的生命呈现，地狱般的景象于是成为现实……”
祝奕典是个民族英雄，侠肝义胆是洞庭湖赋予他的天性，当初他救千鹤子，真的就只是因为她长得酷似王旻如吗？非也！骨子里的善良才是他不杀千鹤子的真正内因。至于后来，他不把千鹤子交出去，则是他的道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结果。
左坤苇代表的是熊育群在那场血与火的战争中打扫出来的一方净土：她虽然生逢战乱，却在洞庭湖的荒洲野地里偷生，枪炮在她的四周炸响，她却在苇丛中与鸟雀们嬉戏。她是熊育群拨开血腥，留给后来者的希望。
千鹤子是熊育群剖析战争与人性的利器。熊育群在《己卯年雨雪》的后记中甚至说：如果不是营田惨案，他差点就原谅了千鹤子的原型。千鹤子不是以日本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她是费尽心机跨海来寻夫的——她其实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她寻找到了朝思暮想的丈夫，可相聚才兩天，丈夫就死在了她的怀里——被她后来的恩人打死了！当她被当作俘虏出现在中国百姓面前时，人们把对侵略者的愤怒全都倾泻在她的身上，她原本美好的一切，均被敌对所替代。可当她脱下日本军服，住进左坤苇的茅棚，她得到的是友善与亲情，这时的千鹤子已不仅仅是千鹤子，至少在祝奕典的眼睛里，她还承担着王旻如的角色。
千鹤子在仇恨与生和死间徘徊，“她生活的目的第一是寻找武田修宏，第二是复仇。杀不杀祝奕典是她最纠结的事情，不杀他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杀夫之仇她不能不报，身为日本人，复仇是她的命。逃跑事件发生后，复仇变得更加困难了，她要在报恩与复仇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愿，它们相互纠结，互相冲撞、撕裂，使她变得无比痛苦。”“随着日子流逝，她的仇恨越来越淡了，她不恨这个人了，甚至对他不无好感，脑子里时常会莫名冒出一些理由替他辩解，譬如说这是战争，祝奕典和武田修宏没有私仇。武田修宏不一定是他亲手所杀。杀祝奕典是不对的。后来，就连想象杀祝奕典的情景，想象他在她砍杀后痛苦挣扎，血流不止，她也感到惨不忍睹了。”“她恨战争。可是恨战争有用吗？战争怎样去恨？战争不都是人为的吗？总得有人可恨，有人承担责任。她想到，只有发动战争的人最可恨，他们是这个杀人怪圈的制造者。”
熊育群通过小说人物追问战争的本质，走得很深很远了，让我们看到了战争机器的獠牙即便当下也近在咫尺，残酷的战争真相让每个人深切体会了战争的恐怖并由此陷入深思——这正是和平力量的汇集，是小说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战争的普遍与和平的宝贵是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己卯年雨雪》因此走出国门，获得了世界性的共鸣。目前已有俄文、德文、英文，接着将有日文、意大利文等语种纷纷推出。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连续三届为该书举办国际论坛活动，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战争小说的一次重要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