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注贫困”全球摄影大赛截至7月中旬已收到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多国的投稿2000多幅，其中不乏佳作。有意以摄影关注贫困的摄影师们，应该了解哪些历史，避免走进哪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误区，还有没有拓宽题材表现范围的可能？本刊特约著名摄影评论家、策展人胡武功和顾铮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思考。
　　
　　“拍摄贫穷”当下很热，也终于成为主流传媒的话题，虽然晚了一些，毕竟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普世价值。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志于中国摄影改革的摄影人就从为政治服务的所谓正面宣传中叛离出来，把镜头对准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些胆量更大者，则把焦点调至“弱势群体”包括贫穷问题上。印象较深的有吕楠的《精神病院》，袁冬平的《穷人》以及关注农民问题的《麦客》等等。
　　二三十年前，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社会主流语境氛围下，拍摄这些题材是不合潮流的，是需要超前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因此，当时被主管部门视为“带倾向问题”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于诸如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大饥荒，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等有关中国人命运的事件，都留下了影像的空白！今天，语境变了，价值观变了，《精神病院》、《穷人》、《麦客》等影像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的备忘录。
　　有意思的是，当整个社会处在贫穷状态时，我们的影像充满“幸福”感。当整个社会处于矛盾动荡状态时，我们照片反映的是一片“歌舞升平”、“和谐安祥”。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追求影像与现实的统一了！
　　“拍摄贫穷”作为一种摄影现象，可以理解，但不能作为一个口号。更准确地理解，应叫“关注问题”，其中包括“关注贫穷”。摄影的目的在于关注和引起关注，而不是展示贫穷，更不是消费贫穷。关于此，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中有过尖锐的评说。
　　在我看来，关注问题的摄影就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虽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它能揭示问题。它的前提是摄影者必须有人文情怀和担当精神，而不是把问题和贫穷当作自我成名牟利的敲门砖。当下，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扛着“长枪短炮”，驾着四轮驱动，掠村扫巷，拍摄贫穷，是需要警惕的！我想，尤金·史密斯、约瑟夫·寇德卡以及我国的贺延光、解海龙等等，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