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月5日，是许多深圳高三生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但不同的是，当同学们走上高考考场之时，19岁的女生周莎莎却要背起书包回家。她是华强职业技术学校的高三学生，是“非深户”的异地生，因为父亲的社保交费年限比随迁子女参加高职类高考的政策规定少了三个月，而无缘高考。
异地高考破冰之路步履维艰
3岁开始在深圳读幼儿园，周莎莎打心里认定自己是个深圳人。虽然出生在重庆，但她听不懂重庆话。父亲在深圳做建筑工人，莎莎2岁时全家就开始定居深圳。除了户口，莎莎和每一个在深圳长大的孩子没有不同。小学在绿洲小学，初中在新洲中学，莎莎的学习不是很差。可中考时，却意外没能考到如愿的高中。
选择了高职，但她却一直没有放弃高考梦。高一就听说过异地生将可以在深圳参加高考的消息，莎莎一直很乐观。去年12月，政策终于敲定，异地生可以在深圳高考了。莎莎一度觉得自己格外幸运，开始忙活着去准备报名所需要的各种材料。父母的劳动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社保、居住证，“有七八个证件要办，政策刚出来，老师和家长都不怎么懂，来回跑了无数次冤枉路。”莎莎抱怨道。因为办证，她耽误了不少上课时间。
可最后她被告知，因为父亲的社保不符合“连续交满三年”的规定而没通过材料审核。“其实父亲这几年一直在深圳交社保，只是因为工作变动中间有中断。”对此，莎莎很委屈。
按照廣东省出台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广东省参加升学考试相关政策，深圳今年开始接受符合一定条件的非广东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深圳参加高职类高考的报名和考试，共144人申报。经各相关部门联合审查，有80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考生参加全省高职类高考。
2013年，中国异地高考艰难破冰，共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12个省份启动实施了这项政策。2014年，将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新增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宁夏、新疆、内蒙古、福建、海南、山西等16个省份。
与去年异地高考遇冷不同，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5.6万名，较去年的4440名激增10多倍。纵观公布的方案，各地政策的门槛高低差别较大，报考条件、推进方式和政策时间表也不尽一致。
北京、上海和广东异地高考的准入门槛最为“苛刻”。北京今年只放开了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且需要满足在京缴纳社保满6年、子女在京连续就读高中三年等5项条件；上海则要求来沪人员持《上海市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120分）、 父母连续持居住证3年及以上，且子女在沪高中毕业；广东到2016年才放开异地高考，且要求进城务工人员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含3年）持有《广东省居住证》、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3年完整高中学籍。
为防止高考移民，不少省市在高考报名时实行“户籍+学籍”双证制度，还提出了户籍和学籍的年限要求。
有媒体分析称，异地高考政策就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割，按照现行的高考制度，考生报名按户籍，录取指标按省（市、区）划分，高考不是全国性的竞争，而是在各省（市、区）内部竞争。由于历史原因，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被分配的录取指标多一些，高考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就容易一些，这种现状显失公平。而传统“教育洼地”人口较少且录取率较高的西部省份，也面临严峻的“高考移民”挑战。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坦言，异地高考的难点就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
分析指出，在高教资源不均、户籍制度牵绊、生源利益难调的多重背景下，异地高考这项关乎数千万考生的政策，似乎注定难以一步到位。如何在限制高考移民和促进教育公平两者之间兼顾各方利益，需要政府强大的政治决心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加分“瘦身”向公平靠近了一步
2014年高考政策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各地高考加分的“瘦身”。2010年由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调整有关学科竞赛和体育特长生的加分政策，并且明确从2014年开始执行，而具体调整细则由各地制订。
从31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已出台的高招办法来看，其加分政策均有调整，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的加分对象和奖励项目进行调整；二是对各项加分都明确了“不超过20分”的最高限制；三是对科技类竞赛、体育特长高考加分项目详细列举。
具体来看，广东省力度最大，新版加分项目从过去的23项锐减到6项，除体育特长外，其余5项全部为带有补偿性质的照顾性加分；河南的新版加分政策减幅也不小，加20分投档项目由以前的10项减少到3项；北京、上海、山东等一些高考大省将高考加分项目明确分为10分档和20分档；河北、陕西、黑龙江等省份则取消了众多加分项目。
对于国家政策规定的照顾性加分，各地均予以保留，但是条件限制更为严格。例如，辽宁省将一些蒙古族和满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享受的10分加分优惠降为5分。
舆论近乎一边倒地认为，此一轮颇受瞩目的加分政策改革有助于高考公平，其原因主要在于设置了一个大前提，即目前降低或取消的很多加分政策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而历年来曝光的各种加分丑闻以及身边许多已经发生但并未见报的消息，也都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例如，航模、奥赛常常与家庭经济状况相关，其特长的培养往往沦为“有钱人的游戏”。至于“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则在评选阶段缺乏最基本的公开透明法则，这些加分也基本沦为官员子女、富家子弟们的专利。
此外，对于更为稀松平常的“体育特长生”而言，造假行为屡见不鲜。去年爆出的清华大学四川省招生组不承认该省“二级运动员”一事，几乎折射了体育特长生制造流程的重重问题，也反映出招生主体——高校对被动接受加分政策的反感。因此，此前实施的加分政策存在大量不规范现象，所引起的舆论愤懑也每每伴随一起起丑闻的曝光而达到高峰。 加分新政在促进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亦被认可。不过，亦有教育界人士指出，高考加分和保送政策的变化，可能挡住了一些专项人才进入名牌大学的步伐。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此次“瘦身”行动使加分政策更加严格，一些审批层次较低、人为操作空间大、因人而设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被清理。“乱加分”等现象或将得到遏制，更有利于教育公平。一些学者也提出，应适当赋予高校一定自主招生权，比如对地方教育部门认定的高考加分可以不予认可。如果考生的特长不是学校或专业需求的，可以不考虑其特长。加分收益打折扣后，将有利于挤掉加分中的“水分”。
对加分政策的调整，一些学生及家长认为“还不够彻底”。济南市学生家长寇廷芳说，如果为了照顾教育资源贫乏的边远地区学生，加分无可厚非，但有些加分项目早已违背了初衷，也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应有之意。再加上一些加分项目上的腐败现象，使得加分政策成了制造不公平的政策。“这次全国统一调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预期，但整体来说属于微调，力度不够，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寇廷芳说。
改革承诺亟须“路线图”“时间表”
去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为高考改革确定了方向和主要内容，其中包括“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决定内容一针扎到现行考试体制的弊端，是打破‘分数决定命运’现状的需要，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要”，改革将高考从“指挥棒”变成“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学校和学生选择权都会扩大。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高考改革的社会关注，更多集中在考试科目、外语是否退出高考、成绩如何计算等问题上。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这样的关注过于狭隘。他说：“高考制度是由考试制度、招生录取制度和配套的服务保障政策构成。过去的教改和舆论关注的主要是考试制度，而这次改革，把后面两者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楊东平认为，应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案，使高考改革方案具有多样性：“没有一个方案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利益都很难调和，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实施，这个思路是有创造性的，提供了一个政策完善的空间。”
储朝晖表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放弃一步到位的目标设计，不要期望一个“总体方案”和若干个配套“实施意见”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次改革本身就是从单一走向多样，从一统走向多元，从原理上不存在有一个机构设计出全国各地不同学校都适用的方案，而是要让渡出各自自主开展改革试验的空间。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政府简政放权，从自己不专业的考试和招生领域退出，让学生和学校成为考试招生的主体，让专业组织生长并发挥作用，政府发挥监督作用保障公平、公正。”
当一次高考居然将决定一名学生的命运和未来时，本不该由高考独自承担的职责却非要硬性地强加于高考之上，如此“难以承受之重”当然难免令高考过度负重而变得畸形。现实中，高考已然不再是一场考试那样简单，城市交通要因高考而被管制限行，一些地方甚至连飞机都要为高考让道。至于学生及其家长当然更不敢在这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考试面前有丝毫的怠慢，高考保姆、高考套餐、高考套房的火爆，不过是“一考定终身”的系列副产品罢了。
然而，即便高考在形成着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即便“一考定终身”让学生不得不去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本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却并未因此而停止上演。应该说，现行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的确有着太多的弊端，通过高考改革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当然令人欣慰，值得期待。
异地高考破冰之路步履维艰
3岁开始在深圳读幼儿园，周莎莎打心里认定自己是个深圳人。虽然出生在重庆，但她听不懂重庆话。父亲在深圳做建筑工人，莎莎2岁时全家就开始定居深圳。除了户口，莎莎和每一个在深圳长大的孩子没有不同。小学在绿洲小学，初中在新洲中学，莎莎的学习不是很差。可中考时，却意外没能考到如愿的高中。
选择了高职，但她却一直没有放弃高考梦。高一就听说过异地生将可以在深圳参加高考的消息，莎莎一直很乐观。去年12月，政策终于敲定，异地生可以在深圳高考了。莎莎一度觉得自己格外幸运，开始忙活着去准备报名所需要的各种材料。父母的劳动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社保、居住证，“有七八个证件要办，政策刚出来，老师和家长都不怎么懂，来回跑了无数次冤枉路。”莎莎抱怨道。因为办证，她耽误了不少上课时间。
可最后她被告知，因为父亲的社保不符合“连续交满三年”的规定而没通过材料审核。“其实父亲这几年一直在深圳交社保，只是因为工作变动中间有中断。”对此，莎莎很委屈。
按照廣东省出台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广东省参加升学考试相关政策，深圳今年开始接受符合一定条件的非广东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深圳参加高职类高考的报名和考试，共144人申报。经各相关部门联合审查，有80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考生参加全省高职类高考。
2013年，中国异地高考艰难破冰，共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12个省份启动实施了这项政策。2014年，将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新增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宁夏、新疆、内蒙古、福建、海南、山西等16个省份。
与去年异地高考遇冷不同，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5.6万名，较去年的4440名激增10多倍。纵观公布的方案，各地政策的门槛高低差别较大，报考条件、推进方式和政策时间表也不尽一致。
北京、上海和广东异地高考的准入门槛最为“苛刻”。北京今年只放开了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且需要满足在京缴纳社保满6年、子女在京连续就读高中三年等5项条件；上海则要求来沪人员持《上海市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120分）、 父母连续持居住证3年及以上，且子女在沪高中毕业；广东到2016年才放开异地高考，且要求进城务工人员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含3年）持有《广东省居住证》、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3年完整高中学籍。
为防止高考移民，不少省市在高考报名时实行“户籍+学籍”双证制度，还提出了户籍和学籍的年限要求。
有媒体分析称，异地高考政策就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割，按照现行的高考制度，考生报名按户籍，录取指标按省（市、区）划分，高考不是全国性的竞争，而是在各省（市、区）内部竞争。由于历史原因，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被分配的录取指标多一些，高考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就容易一些，这种现状显失公平。而传统“教育洼地”人口较少且录取率较高的西部省份，也面临严峻的“高考移民”挑战。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坦言，异地高考的难点就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
分析指出，在高教资源不均、户籍制度牵绊、生源利益难调的多重背景下，异地高考这项关乎数千万考生的政策，似乎注定难以一步到位。如何在限制高考移民和促进教育公平两者之间兼顾各方利益，需要政府强大的政治决心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加分“瘦身”向公平靠近了一步
2014年高考政策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各地高考加分的“瘦身”。2010年由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调整有关学科竞赛和体育特长生的加分政策，并且明确从2014年开始执行，而具体调整细则由各地制订。
从31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已出台的高招办法来看，其加分政策均有调整，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的加分对象和奖励项目进行调整；二是对各项加分都明确了“不超过20分”的最高限制；三是对科技类竞赛、体育特长高考加分项目详细列举。
具体来看，广东省力度最大，新版加分项目从过去的23项锐减到6项，除体育特长外，其余5项全部为带有补偿性质的照顾性加分；河南的新版加分政策减幅也不小，加20分投档项目由以前的10项减少到3项；北京、上海、山东等一些高考大省将高考加分项目明确分为10分档和20分档；河北、陕西、黑龙江等省份则取消了众多加分项目。
对于国家政策规定的照顾性加分，各地均予以保留，但是条件限制更为严格。例如，辽宁省将一些蒙古族和满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享受的10分加分优惠降为5分。
舆论近乎一边倒地认为，此一轮颇受瞩目的加分政策改革有助于高考公平，其原因主要在于设置了一个大前提，即目前降低或取消的很多加分政策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而历年来曝光的各种加分丑闻以及身边许多已经发生但并未见报的消息，也都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例如，航模、奥赛常常与家庭经济状况相关，其特长的培养往往沦为“有钱人的游戏”。至于“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则在评选阶段缺乏最基本的公开透明法则，这些加分也基本沦为官员子女、富家子弟们的专利。
此外，对于更为稀松平常的“体育特长生”而言，造假行为屡见不鲜。去年爆出的清华大学四川省招生组不承认该省“二级运动员”一事，几乎折射了体育特长生制造流程的重重问题，也反映出招生主体——高校对被动接受加分政策的反感。因此，此前实施的加分政策存在大量不规范现象，所引起的舆论愤懑也每每伴随一起起丑闻的曝光而达到高峰。 加分新政在促进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亦被认可。不过，亦有教育界人士指出，高考加分和保送政策的变化，可能挡住了一些专项人才进入名牌大学的步伐。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此次“瘦身”行动使加分政策更加严格，一些审批层次较低、人为操作空间大、因人而设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被清理。“乱加分”等现象或将得到遏制，更有利于教育公平。一些学者也提出，应适当赋予高校一定自主招生权，比如对地方教育部门认定的高考加分可以不予认可。如果考生的特长不是学校或专业需求的，可以不考虑其特长。加分收益打折扣后，将有利于挤掉加分中的“水分”。
对加分政策的调整，一些学生及家长认为“还不够彻底”。济南市学生家长寇廷芳说，如果为了照顾教育资源贫乏的边远地区学生，加分无可厚非，但有些加分项目早已违背了初衷，也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应有之意。再加上一些加分项目上的腐败现象，使得加分政策成了制造不公平的政策。“这次全国统一调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预期，但整体来说属于微调，力度不够，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寇廷芳说。
改革承诺亟须“路线图”“时间表”
去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为高考改革确定了方向和主要内容，其中包括“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决定内容一针扎到现行考试体制的弊端，是打破‘分数决定命运’现状的需要，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要”，改革将高考从“指挥棒”变成“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学校和学生选择权都会扩大。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高考改革的社会关注，更多集中在考试科目、外语是否退出高考、成绩如何计算等问题上。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这样的关注过于狭隘。他说：“高考制度是由考试制度、招生录取制度和配套的服务保障政策构成。过去的教改和舆论关注的主要是考试制度，而这次改革，把后面两者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楊东平认为，应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案，使高考改革方案具有多样性：“没有一个方案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利益都很难调和，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实施，这个思路是有创造性的，提供了一个政策完善的空间。”
储朝晖表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放弃一步到位的目标设计，不要期望一个“总体方案”和若干个配套“实施意见”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次改革本身就是从单一走向多样，从一统走向多元，从原理上不存在有一个机构设计出全国各地不同学校都适用的方案，而是要让渡出各自自主开展改革试验的空间。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政府简政放权，从自己不专业的考试和招生领域退出，让学生和学校成为考试招生的主体，让专业组织生长并发挥作用，政府发挥监督作用保障公平、公正。”
当一次高考居然将决定一名学生的命运和未来时，本不该由高考独自承担的职责却非要硬性地强加于高考之上，如此“难以承受之重”当然难免令高考过度负重而变得畸形。现实中，高考已然不再是一场考试那样简单，城市交通要因高考而被管制限行，一些地方甚至连飞机都要为高考让道。至于学生及其家长当然更不敢在这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考试面前有丝毫的怠慢，高考保姆、高考套餐、高考套房的火爆，不过是“一考定终身”的系列副产品罢了。
然而，即便高考在形成着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即便“一考定终身”让学生不得不去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本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却并未因此而停止上演。应该说，现行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的确有着太多的弊端，通过高考改革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当然令人欣慰，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