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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勒兹与马克思的相遇，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拒绝到理解接受并进而推进其思想的过程。像马克思一样，德勒兹也从社会形态来思考文化生产，即原始的辖域机器——野蛮的独裁机器——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分别以纹身（烙印）、文字（法律）、公理三种方式控制欲望生产（文化生产）。德勒兹的块茎生产方式主要指的是欲望之流解码之后的状况，而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则是树状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二者在思维方式、文本意义解读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欲望生产；机器；块茎方式
在德勒兹生前接受的一篇访谈中，他谈及到自己打算写《伟大的马克思》一书，这清楚地表明了，德勒兹对马克思的正面态度。尽管在其著作中，德勒兹对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加以批判与改造，但是他从未抛弃过马克思，正如詹姆逊所言：“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兹是在自己的哲学中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的地位的惟一一位，他后期的著述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即和马克思思想的碰撞。”①这里所谓的后期著述主要指《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两卷本）。在这一著作中，德勒兹发展其早期思想中的差异、生成等元素，并重拾马克思，进一步吸收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故而国内外理论界多从政治学角度对德勒兹与马克思进行解读。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侧重产品形态的考察，德勒兹注重“生产”角度，故而，本文以“媒介”为引子，来分析德勒兹和马克思两种不同的文艺生产逻辑。
一、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
（一）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过程
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临床意义上的疾病。德勒兹从精神分裂症的角度考察社会，对开启欲望生产理论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之处。首先，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资本的每一次扩张，不管是地理的（帝国主义），还是精神上的（市场），都将现存的意义和观念消除了，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分裂症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明确指出“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产物”②。故而，他们反对精神分析从神经官能症和阉割视角来评价一切事情的方式，而采用精神分裂分析的方法，因为他们坚信，“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出散步，要比躺在精神分析医生病床上的神经患者要好得多”。①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个体和人类的成员之一，所经历的根本不是自然的特定方面，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自然。”②那么，精神分裂症作为过程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第一，“在生产自身中，记录与消费融合起来，成为同一生产过程”③。对这一层含义的理解，德勒兹先从“自然与工业”的关系入手。“在某一层次而言，自然可能与工业毫无关联，并分属于不同的事物：从一个观点来看，工业与自然对立；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工业从自然中获取其原材料；再从另一观点来看，工业将其废料返回给自然；如此种种。甚至在社会中，人类——自然、工业——自然、社会——自然的特有关系是划分为相对自治领域（即生产、分配、消费）的原因”④。对此，马克思立足资本存在与劳动分工的划分，对人类/自然、工业/自然、社会/自然等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阐释，即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探讨，便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预先假设。但是，“从形式的发展结构角度而言，这种整体的级别划分，不仅预先假设了资本的存在和劳动分工（马克思对此已作出证明），而且也预先假设了一种虚假意识，即资本主义在全部过程中，必定会获得其本身和据推测而来的固定因素。事实的真相（耀眼而清醒的真相居于谵妄中）是，不再拥有相对独立领域和流程的事物：生产直接是消费，是没有任何中介的记录过程，并且这一记录过程和消费直接决定生产，尽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记录和消费”⑤。故而，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如下结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在此基础上，德勒兹进而提出生产与消费逐渐融合的命题，并否认二者之间的界限——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所以，一切都是生产：生产的生产，行为和激情的生产，记录过程的生产，分配生产和作为参照点的配套（co-ordinate）生产；消费的生产，感官愉悦、焦虑及痛苦的生产。一切都是生产，因为记录过程直接被消费，达到完美，并且这些消费又直接再生产”⑥。
第二，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探讨过程。“我们不对自然与人类作区分：自然的人类本质和人类的自然本质以生产或工业的形式在自然中融为一体，同样，它们也在作为物种的人类生命中融为一体。人们不再从实用的外在角度考察工业，而是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工业，即自然作为人类的生产和由人所进行的生产，工业与其基本一致。人类不是创造之王，而只是存在者，他与所有深奥的生命形式和各种类型的生物密切相关，甚至掌管星体和动物的生命，他不断地将器官机器置于能量机器中，将树插入其身体中，把乳房含进嘴里，把太阳放进肛门里：永远管理着宇宙机器”⑦。
“过程”的第二层含义是，“人类和自然不是两个彼此对峙的术语——甚至不是基于因果关系、构思过程、表达关系（原因与结果、主体和客体等等）两极对立意义上的术语；相反，人类和自然是同一基本现实（essential reality）——生产者/产品。生产作为过程，超越了所有唯心论的范畴并建构了一个循环，与欲望的关系是内在性原则（immanent principle）的关系。这就是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关注欲望生产的原因，它将精神分裂症看作是自然人（homo natura）”⑧。
第三，过程的第三层含义是，“不能将过程视为其本身的目标或结果，也不能与其本身的无限永存相混淆。结束或无限制地延长这一过程——严格说来，相当于突然并提早结束——是在精神病患者制度中，造成了人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因素，蹒跚的碎步成为自闭行为，被生产为一个完全分离和独立的实体”。“如同爱情，精神分裂症没有显现出特殊的精神分裂症现象或精神分裂症实体，它是普遍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的欲望机器，是普遍性的原始生产（primary production），是‘人类和自然的基本事实’”①。 二、唯物主义立场
（一）欲望机器与技术机器
在德勒兹和马克思两种生产逻辑中，推动生产运行的机制分别是欲望机器和社会技术机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欲望机器与技术社会机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也只是体制（regime）上的差异，取决于其大小关系”②。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二者运转的机制不同。“技术机器只有正常的时候才会运转；它们停止工作不是因为出现故障，而是因为磨损”③。马克思对此加以充分阐释，即技术机器在生产与产品之间有着严格区别：机器将价值附加于产品之上，但是，随着机器的磨损，其自身价值也在逐渐消失。与之相反，欲望机器运转时，经常出现故障，并且只有在其出现故障时，才会运转：产品是生产的衍生物，并将其自身嫁接在生产之上，同时，机器部分是促使其运转的原料。艺术经常利用欲望机器的这种特质，创造真正的群体幻想，在此，欲望生产被用于短周期社会生产，并通过引入机能障碍因素来干扰技术机器的再生产功能。例如，阿尔瓦烧焦的小提琴。正因为作为技术机器的小提琴烧毁，无法继续使用，“欲望机器”才在此发挥了功能，成为艺术家所表现的对象。“艺术家表现偏执狂机器、创造奇迹的机器和独身机器，使欲望机器削弱技术机器。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品本身就是欲望机器”④。
第二，二者隶属于不同范畴。“技术机器不是经济范畴，并总是重新提及与之不同的社会机器，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技术机器不是原因，而仅仅是社会生产普遍形式的指数：于是就出现了手工机器与原始社会、液压机器与亚洲式的社会、工业机器与资本主义”⑤。也就是说，技术机器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是一定社会类型借以表现其生产发展水平的形式；而“欲望机器是欲望经济的基本范畴；他们产生无器官身体，并且在代表（agent）与其部分、生产及其关系、社会秩序与技术之间没有作出区分”⑥。在德勒兹看来，没有基础，也无所谓上层建筑，而只有机器——欲望机器，“欲望机器既是技术的，也是社会的”⑦。虽然欲望机器与技术机器为两种不同的体制所统治，但是，欲望机器与社会机器指的是同一种机器，也只有一种生产，即现实的生产。
（二）社会生产是欲望生产
德勒兹同马克思一样，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马克思在对文艺生产进行考察时，主要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他关于文艺理论的论述中，较多提及的是“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意识形态”等等。马克思用“精神”这一概念来指称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诸如语言、哲学、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习俗、制度、以及观念活动、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其中，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特色是将文艺的认识与研究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中，也就是说，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层面及其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系统入手对文艺生产进行探索与研究。如柏拉威尔所言，马克思之所以“把主要用于经济学的术语也用在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上，如生产等”，是因为他认为应当“把艺术放在其他社会关系的框子里来考察，特别是应该放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生产手段的框子里”。①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体背景之下，马克思深入探讨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艺术与意识形态、艺术与消费等方面的辨证关系。
然而，德勒兹拒斥“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属于同一性逻辑的范畴，而主张多样性原则，并且其“欲望生产”理论也不是“欲望”与“生产”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因为政治经济（资本和利益的流动）和力比多经济（欲望之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而且，“德勒兹和瓜塔里假定了同一个经济——流动的经济。欲望的流动和生产，仅仅是社会生产的无意识。在时间、利益、资本投入的背后，是欲望的投入，反之亦然”②。也就是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批判了精神分析将“欲望”局限于俄狄浦斯式的家庭主义，将“欲望”引入社会领域，因为欲望“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具有生产力，并且生产现实”③。并明确指出“欲望是基础（infrastructure）的一部分”④。如此一来，德勒兹所说的“欲望生产”逻辑便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是纯粹幻想的欲望生产”⑤。纯粹幻想生产最终回归于社会生产中，事实上，“社会生产在限定条件（determinate conditions）下完全是欲望生产”⑥。也就是说，“欲望生产现实”，“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是一回事”⑦。故而，德勒兹的欲望生产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基于同一逻辑平面的。
（三）关于欲望生产三阶段的论说
德勒兹和瓜塔里从“精神分裂症”视角出发，以“精神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以此阐释“欲望生产”理论。“欲望生产”理论，将弗洛伊德（力比多）和马克思（劳动力）联系起来并加以改造，以区别于一般意义的生产（production-in-general）立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现，经济价值的本质并不是客体的一部分，而是通过主体活动以劳动力的形式而投入；资产阶级精神病学发现，性爱的本质并不属于客体，而是通过主体活动以力比多贯注的形式而投入。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劳动力和力比多实质上是同样问题的正反两面。霍兰德与伊恩·布坎南分别从德勒兹与弗洛伊德、德勒兹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解读《反俄狄浦斯》。
首先，德勒兹认为，欲望生产是由欲望机器所隐含出来的。“欲望机器不是隐喻，它按照三种模式而被中断。第一种模式与连接综合有关，促使力比多成为能量收集（withdrawal energy，法énergie de prélèvement）；第二种与析取综合（disjunctive）有关，使内在精神（Numen）成为能源支队（detachment energy，法énergie de détachement）；第三种与合言综合有关，促使乐趣（volupotas）成为剩余能量（residual energy，法énergierésiduelle），这三个方面使欲望生产分别成为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和消费的生产”⑧。 其次，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综合”（syntheses）是什么意思？霍兰德在《反俄狄浦斯导论》中，将其视为“精神功能的模式”（the modes of psychic functioning）或加工和建构经验的方式。霍兰德对欲望生产的探讨，主要侧重德勒兹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并将欲望生产的三个阶段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相对应。其中，连接综合涉及本能、冲动及赋予客体以价值或性欲任务的方式。大致说来，它解释了弗洛伊德力比多投入或贯注，并赋予爱欲和生命本能以一种功能；析取综合涉及到快感、记忆及精神符号，与弗洛伊德所称作的死亡本能或死本能大致相同；联接综合关于主观性构造。①相对于弗洛伊德将心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角结构，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欲望生产划分为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又分别与欲望生产的三个阶段相对应。
另外，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在其著作《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导读》中，主要侧重于德勒兹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吸收与批判角度而言，故而他将“欲望生产”的三种综合形式与马克思的资本公式（MCM′）一一对应。如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言：“货币资本（M）意味着流动性、灵活性，自由选择。从利益角度而言，商品资本（C）意味着投入到一种特殊的输入——输出组合中，即具体性（concreteness）、严格性和狭窄封闭的选择。M’意味着扩展的流动性、灵活性和自由选择性。”②伊恩·布坎南认为，连接综合是“自由劳动力”或“原始积累”的阶段，一切总是处于运动中；析取综合与工业投入的中间阶段相对应（输入——输出阶段）；合言综合与第三阶段相对应，重新释放货币资本。
综合二人的看法，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与马克思的劳动力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如图所示：
（四）德勒兹否认了“欲望”即缺失的传统看法。
从柏拉图、弗洛伊德到拉康，他们都将欲望看作是一种缺失与需要，只是关注欲望如何使用，而并没有真正地考虑欲望的意义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于欲望的本质问题都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所有理论家。正如我们所知，叔本华、萨特即是如此，佛教及《奥义书》思想的众多版本也都将欲望看做是一种‘匮乏’或是一种亟待满足的需求……而德勒兹另辟蹊径，将欲望视为生产性的概念，并认为欲望是一种充沛的力量，需要不断地延展，因为它总是‘想要更多’”③。德勒兹深入分析了传统的欲望逻辑将其视为缺失的根源，“传统的欲望逻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从第一步，柏拉图式的欲望逻辑就迫使我们在生产与习得（acquisition）之间做出选择”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欲望置于习得层面，将其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辩证的、虚无主义的）概念。从而引导我们将欲望当作一种缺失：一种客体的缺失，一种真正客体的缺失”⑤。也就是说，传统的欲望逻辑仅仅只是将“欲望”置入唯心主义体系中进行考察，仅仅停留于观念、信仰、幻觉层面中，而忽视了欲望的“生产”性。
欲望生产的概念使“欲望”不再理解为一种缺乏：“欲望生产通过精神能量（力比多）的投入而产生现实（例如律师可以生产证据），就像社会生产通过有形能量（劳动力）的投入生产现实。故而，欲望不是一种幻象，而是一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生产和有形生产。”①
三、树状模式与块茎模式
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虽然遵循不同的思维路径，但是都基于同一平面而进行探讨。德勒兹建构的“欲望生产”理论，不仅破除了传统理论将无意识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严格对立的态势，而且将“无意识”、“欲望”都归结为一种有形生产。
（一）文化生产的谱系
詹姆逊在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从社会发展理论的维度对德勒兹与马克思及其摩尔根加以比较，列表如下：
马克思：（生产方式）
原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摩尔根：（《古代社会》）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
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
“德勒兹的理论基本上是将前两种说法转译成了一种信息理论，和语言学有联系的信息理论。”②其实，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对社会历史形态也有着明确的表达，分别是原始的辖域机器、野蛮的独裁机器和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但是，德勒兹并不是从历史角度来阐释社会生产模式，而是立足于俄狄浦斯的谱系进行考察。“谱系”这一术语，是福柯借自于尼采，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历史结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平缓、连续并逐渐沿着时间而发展，而是非连续性的，故而，应当从差异的角度，而非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③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在既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将一件事恢复为生命的事件并不是与起初产生事情的事件相同。”④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社会生产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type），是一种复杂的生产模式。欲望生产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个编码——再编码——解码的过程，控制欲望生产的方式也经历了纹身、烙印——文字系统（法律系统）——公理的演变，欲望生产从外部控制转向了内化逻辑。
1.原始的辖域机器
尽管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已经有了基本的文化生产。语言、巫术、图腾崇拜、仪式、神话、传说以及各种禁忌便是原始社会主要的文化生产形式。在原始社会体中，生产通过亲属关系而运作，社会中的所有关系多基于亲属关系而形成。亲属体制是网络制的，通过血缘关系的组织合作（血统）和婚姻关系（联盟）对商品、人、特权和声誉的流变加以沟通、限制和编码，其中“血缘关系具有管理性和等级性特征，而姻亲关系则具有政治性和经济性特征”。⑤
严格说来，原始机器是唯一的辖域化机器。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中所有人的身体上都打印着稀奇古怪的文身，也存在着穿鼻、刺耳等充满痛苦体验的残酷形式，这种标记主要充当两个职能：一方面是对个体身体加以编码，给身体打上了亲属系统的标记；另一方面则明确了个人在经济或政治体系中的债务关系。当欠债者未按时归还债务，那么，债权人便有权在债务人身上进行文身等残酷标记活动，以此从中获取快乐，进而确立债权人自身在社会群体中的特殊地位。对德勒兹与瓜塔里来说，这种行为是原始的编码形式，是欲望生产在调节和控制中所产生的符码，而并不是现代的语言符号体系。德勒兹和瓜塔里同意德里达的看法，认为原始部落的书写方式意味着“大地上的舞蹈，墙壁上的勾画，身体上的标记都是一种书写符号，一种地理文字学，一种地理学。”但是，这种书写系统并不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是独立于口头语言：声音与图画是两个独立的体系。 2.野蛮的独裁机器
野蛮的独裁机器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专制社会”的隐喻，这一社会体通过借助新的血缘关系和新的姻亲关系而建立。这里的姻亲关系既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意义的姻亲关系，也不同于原始社会采用文身、烙印和图腾等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法律体系而转化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血缘关系，而是转成化为一种隐喻功能。独裁统治者强力建构一种新的联盟体制，并赋予自身“神”的血统，高高在上，其行为、信仰和意义等不同符码被人为地纳入了独裁者的政治权力服务的策略中，于是专制主义成了国家机器。
在德勒兹看来，国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野蛮的独裁机器。国家是剩余产品的真正拥有者，是控制着国家的独裁者，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功能金字塔的话，那么公民是金字塔的基础部分，而独裁者则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官僚机构成为向金字塔传递能量的齿轮。①国家机器通过抽象的符号对欲望机器进行调节和控制，而不再使用原始社会机器中的烙印、文身和图腾的方式。其中，这种抽象的符号就是货币和法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货币的发明是资本流通的需要，德勒兹则将货币视为国家控制商业之流的手段：市场所需的金属流通数量由国家调控，国家对富人征税，将所得税款发放给穷人，而穷人通过购物等消费方式，使金钱又回笼到富人那里，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马泰效应。
货币是国家控制欲望生产的重要手段，但对于文艺生产而言，书写更为重要。在专制社会中，原始社会机器的文身和烙印并未消除，而是被重新转化为一种编码。在这种编码中，书写符号因消除了原始编码的模糊性，并获得了声音的形式，从而具有法律效力。独裁者不再对人的躯体进行文身等实践活动，也不再通过仪式而对被独裁者发号施令（话语），而是借助于声音与书写为一体的文字系统或语言系统（如宗教体系）来对欲望生产进行调节与控制。当我们一谈及中国古代文化时，多数学者便会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侃侃而谈；一谈及西方中世纪文化，首先想到的是僧侣文学及圣经的阐释。透过这一社会现实，福柯认识到了权力话语的存在，德勒兹则从文字系统与书写系统在专制社会的不同地位谈起。原始表达是一种内蕴的秩序（order of connotation），即词语是一种多声符号，所指涉的事物同样也是多元符号，声音与绘画有内在联系；然而，独裁的表达式则以一种屈从的秩序（order of subordination）取而代之，即将原始的图形符号加以解辖域化，由多元内蕴变为单维声音的副本，声音被一种超验的权威赋予意义，从而强化了语言规律。原始刻录体系的声音与书写的两个独立范畴转变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文字图形系统屈从于声音系统，从声音中萃取出一种解辖域化的抽象之流，即索绪尔所谓的能指，这一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并主宰着所指。在符号理论中，这明显具有与法律、权力同等地位的专制独裁作用。也就是说，专制社会的文化生产是通过独裁者的“声音”所控制，从而实现欲望生产的调节。
3.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
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产物。德勒兹指出，除了劳动流动和资本流动，还有土地、货币、劳动力、移民、生产等方面的流动，这些也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通过各种编码来实现欲望生产的控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则将这些欲望之流从编码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具体说来，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促使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流动，而且使科学、技术、信息等内容全面解辖域化，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对欲望生产的控制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特征。
原始社会通过文身、烙印等编码形式控制欲望生产；专制社会通过法律制度对原始社会的纹身、烙印等编码形式重新编码（recoding），从而控制欲望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则将土地、劳动、资本、科学、技术、信息等从编码体制中全面解放出来，促使其自由流动而实现欲望生产，原来那种约束生产之流的各种机体也内化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从而演变为欲望生产的一部分。比如，警察、军队等作为国家机器，主要充当反生产职能，但是，它们并非主要控制欲望生产和资本的流动，同时也为生产之流的需要提供条件，促进生产。“反生产机构不再与生产相对抗，甚至也不再限制和控制生产。相反，它们作为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在生产机器中自由出入，并调节生产机器的生产力，以此获取剩余价值。由此说明，独裁的官僚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使各种流动趋向解码，而其他社会形式却对其进行编码和再编码。由此看来，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即它只是相对地破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编码的界限，以严格的公理取代了编码”②，从而使这一社会体更为严硬和冰冷。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文身、烙印以及书写的文字体系、国家权力机构等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但是，不同于传统社会从外部进行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已经侵入到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欲望生产呈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的自由流动加速欲望生产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欲望生产的手段（即公理）已然内化到了欲望本身中，因而社会成为“无器官身体”，成为规训社会，进而蔓延为控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以解编码/再编码取代了原始社会的编码和专制社会的重编码，其表达式不再是脉络清晰的稳定系统，也不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等级制的符码结构，而是一种非意义的符号（non-signfying signs），一种点符号（point-signs），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从一种流（flow）到另外一种流，没有方向，随意驰骋，四面播散开来，组成一个匍匐延伸的网络。比如电流、视频流（形象流）、音乐流、数码流等等。
（二）树状方式与块茎方式
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中，马克·波斯特将信息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口头媒介阶段；印刷的书写媒介阶段；电子媒介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特征分别是：口头传播阶段的符号互应；印刷传播阶段的意符再现；电子传播阶段的信息模拟。当然，马克·波斯特并不是单纯从历时角度考察信息方式的，而是认为这一概念的“逻辑状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先验的”③与具体语境相结合，我们发现：马克思生活于工业革命早期，电视、电影等媒介还未到来，生产书籍、报纸、传单等文字形式的场所，只能是工厂等特定领域，而复制技术仍然有限，受众群体多在书店、图书馆等特定地点获得知识。总之，整个文艺生产的流程严格遵循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逻辑。 而德勒兹生活于后工业时代，电脑及其网络出现，并开始逐渐普及，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德勒兹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这一术语，甚至，他仍然将电影等新媒介视为一门艺术，同时，对网络的使用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一社会不再通过禁锢运行，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行”，④他也对“为市场而生产”的文学畅销书予以批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块茎”概念对于我们认识新型的文艺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千高原》中，他总结了“块茎”文艺生产方式的六大原则：连接和混合生产的原则；繁殖原则；无意指断裂原则；绘图和贴花原则。⑤一个图像联系着另一个图像，一台电脑连接着另一台电脑，图像不断衍生出其他图像，新闻联播此时播放着伊拉克人民生灵涂炭的生存状况，可能下一幕便是刘德华演唱会的完美落幕，甚至上一幕还是国家领导人国事访问，下一幕就转到了《阿凡达》票房大卖等等，这些毫无逻辑、毫无因果联系可言的影像叙事成为文化精神分裂症的主导形态，从音乐的图像化到奥运会的视觉狂欢，从广告图像到网络游戏中的虚拟影像……五颜六色的图像成为欲望生产解码后的时代象征，文字与图像以光速穿梭，同时，受众阅读文艺作品，也不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也不再局限于图书馆、书店等传统获取知识的地方，而手里的电子书、Mp3、短信等等都成为受众感受文艺的新途径，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计算机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子广告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重新分解和物质化。”①除此之外，网络课程教学、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摆脱了时空的界限，人们可以随意从网络上下载音乐文件，甚至采用空白带，自给自足享用，甚至可以依据个人喜好设计产品的外部包装，俨然摆脱了传统生产商的生产局限，消费者直接是生产者。传统的树状生产方式逐渐为块茎式生产模式所取代，文化产品可以在任何一个非中心地点繁殖，不断制造连接，不断衍生生产，最终形成一个网络。
然而，需要注明的是，树状生产方式与块茎生产方式并不是严格对立的。当今社会既存在马克思所代表的严格遵循“生产——分配——消费”的树状生产方式，也有德勒兹所代表的“生产直接是消费”的新型的块茎生产方式。比如说，报纸、书籍的生产与网络音乐文件的下载等等共时态地存在于当代社会中。
【责任编辑 付国锋】
关键词：欲望生产；机器；块茎方式
在德勒兹生前接受的一篇访谈中，他谈及到自己打算写《伟大的马克思》一书，这清楚地表明了，德勒兹对马克思的正面态度。尽管在其著作中，德勒兹对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加以批判与改造，但是他从未抛弃过马克思，正如詹姆逊所言：“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兹是在自己的哲学中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的地位的惟一一位，他后期的著述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即和马克思思想的碰撞。”①这里所谓的后期著述主要指《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两卷本）。在这一著作中，德勒兹发展其早期思想中的差异、生成等元素，并重拾马克思，进一步吸收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故而国内外理论界多从政治学角度对德勒兹与马克思进行解读。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侧重产品形态的考察，德勒兹注重“生产”角度，故而，本文以“媒介”为引子，来分析德勒兹和马克思两种不同的文艺生产逻辑。
一、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
（一）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过程
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临床意义上的疾病。德勒兹从精神分裂症的角度考察社会，对开启欲望生产理论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之处。首先，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资本的每一次扩张，不管是地理的（帝国主义），还是精神上的（市场），都将现存的意义和观念消除了，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分裂症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明确指出“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产物”②。故而，他们反对精神分析从神经官能症和阉割视角来评价一切事情的方式，而采用精神分裂分析的方法，因为他们坚信，“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出散步，要比躺在精神分析医生病床上的神经患者要好得多”。①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个体和人类的成员之一，所经历的根本不是自然的特定方面，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自然。”②那么，精神分裂症作为过程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第一，“在生产自身中，记录与消费融合起来，成为同一生产过程”③。对这一层含义的理解，德勒兹先从“自然与工业”的关系入手。“在某一层次而言，自然可能与工业毫无关联，并分属于不同的事物：从一个观点来看，工业与自然对立；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工业从自然中获取其原材料；再从另一观点来看，工业将其废料返回给自然；如此种种。甚至在社会中，人类——自然、工业——自然、社会——自然的特有关系是划分为相对自治领域（即生产、分配、消费）的原因”④。对此，马克思立足资本存在与劳动分工的划分，对人类/自然、工业/自然、社会/自然等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阐释，即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探讨，便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预先假设。但是，“从形式的发展结构角度而言，这种整体的级别划分，不仅预先假设了资本的存在和劳动分工（马克思对此已作出证明），而且也预先假设了一种虚假意识，即资本主义在全部过程中，必定会获得其本身和据推测而来的固定因素。事实的真相（耀眼而清醒的真相居于谵妄中）是，不再拥有相对独立领域和流程的事物：生产直接是消费，是没有任何中介的记录过程，并且这一记录过程和消费直接决定生产，尽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记录和消费”⑤。故而，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如下结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在此基础上，德勒兹进而提出生产与消费逐渐融合的命题，并否认二者之间的界限——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所以，一切都是生产：生产的生产，行为和激情的生产，记录过程的生产，分配生产和作为参照点的配套（co-ordinate）生产；消费的生产，感官愉悦、焦虑及痛苦的生产。一切都是生产，因为记录过程直接被消费，达到完美，并且这些消费又直接再生产”⑥。
第二，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探讨过程。“我们不对自然与人类作区分：自然的人类本质和人类的自然本质以生产或工业的形式在自然中融为一体，同样，它们也在作为物种的人类生命中融为一体。人们不再从实用的外在角度考察工业，而是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工业，即自然作为人类的生产和由人所进行的生产，工业与其基本一致。人类不是创造之王，而只是存在者，他与所有深奥的生命形式和各种类型的生物密切相关，甚至掌管星体和动物的生命，他不断地将器官机器置于能量机器中，将树插入其身体中，把乳房含进嘴里，把太阳放进肛门里：永远管理着宇宙机器”⑦。
“过程”的第二层含义是，“人类和自然不是两个彼此对峙的术语——甚至不是基于因果关系、构思过程、表达关系（原因与结果、主体和客体等等）两极对立意义上的术语；相反，人类和自然是同一基本现实（essential reality）——生产者/产品。生产作为过程，超越了所有唯心论的范畴并建构了一个循环，与欲望的关系是内在性原则（immanent principle）的关系。这就是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关注欲望生产的原因，它将精神分裂症看作是自然人（homo natura）”⑧。
第三，过程的第三层含义是，“不能将过程视为其本身的目标或结果，也不能与其本身的无限永存相混淆。结束或无限制地延长这一过程——严格说来，相当于突然并提早结束——是在精神病患者制度中，造成了人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因素，蹒跚的碎步成为自闭行为，被生产为一个完全分离和独立的实体”。“如同爱情，精神分裂症没有显现出特殊的精神分裂症现象或精神分裂症实体，它是普遍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的欲望机器，是普遍性的原始生产（primary production），是‘人类和自然的基本事实’”①。 二、唯物主义立场
（一）欲望机器与技术机器
在德勒兹和马克思两种生产逻辑中，推动生产运行的机制分别是欲望机器和社会技术机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欲望机器与技术社会机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也只是体制（regime）上的差异，取决于其大小关系”②。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二者运转的机制不同。“技术机器只有正常的时候才会运转；它们停止工作不是因为出现故障，而是因为磨损”③。马克思对此加以充分阐释，即技术机器在生产与产品之间有着严格区别：机器将价值附加于产品之上，但是，随着机器的磨损，其自身价值也在逐渐消失。与之相反，欲望机器运转时，经常出现故障，并且只有在其出现故障时，才会运转：产品是生产的衍生物，并将其自身嫁接在生产之上，同时，机器部分是促使其运转的原料。艺术经常利用欲望机器的这种特质，创造真正的群体幻想，在此，欲望生产被用于短周期社会生产，并通过引入机能障碍因素来干扰技术机器的再生产功能。例如，阿尔瓦烧焦的小提琴。正因为作为技术机器的小提琴烧毁，无法继续使用，“欲望机器”才在此发挥了功能，成为艺术家所表现的对象。“艺术家表现偏执狂机器、创造奇迹的机器和独身机器，使欲望机器削弱技术机器。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品本身就是欲望机器”④。
第二，二者隶属于不同范畴。“技术机器不是经济范畴，并总是重新提及与之不同的社会机器，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技术机器不是原因，而仅仅是社会生产普遍形式的指数：于是就出现了手工机器与原始社会、液压机器与亚洲式的社会、工业机器与资本主义”⑤。也就是说，技术机器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是一定社会类型借以表现其生产发展水平的形式；而“欲望机器是欲望经济的基本范畴；他们产生无器官身体，并且在代表（agent）与其部分、生产及其关系、社会秩序与技术之间没有作出区分”⑥。在德勒兹看来，没有基础，也无所谓上层建筑，而只有机器——欲望机器，“欲望机器既是技术的，也是社会的”⑦。虽然欲望机器与技术机器为两种不同的体制所统治，但是，欲望机器与社会机器指的是同一种机器，也只有一种生产，即现实的生产。
（二）社会生产是欲望生产
德勒兹同马克思一样，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马克思在对文艺生产进行考察时，主要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他关于文艺理论的论述中，较多提及的是“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意识形态”等等。马克思用“精神”这一概念来指称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诸如语言、哲学、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习俗、制度、以及观念活动、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其中，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特色是将文艺的认识与研究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中，也就是说，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层面及其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系统入手对文艺生产进行探索与研究。如柏拉威尔所言，马克思之所以“把主要用于经济学的术语也用在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上，如生产等”，是因为他认为应当“把艺术放在其他社会关系的框子里来考察，特别是应该放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生产手段的框子里”。①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体背景之下，马克思深入探讨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艺术与意识形态、艺术与消费等方面的辨证关系。
然而，德勒兹拒斥“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属于同一性逻辑的范畴，而主张多样性原则，并且其“欲望生产”理论也不是“欲望”与“生产”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因为政治经济（资本和利益的流动）和力比多经济（欲望之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而且，“德勒兹和瓜塔里假定了同一个经济——流动的经济。欲望的流动和生产，仅仅是社会生产的无意识。在时间、利益、资本投入的背后，是欲望的投入，反之亦然”②。也就是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批判了精神分析将“欲望”局限于俄狄浦斯式的家庭主义，将“欲望”引入社会领域，因为欲望“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具有生产力，并且生产现实”③。并明确指出“欲望是基础（infrastructure）的一部分”④。如此一来，德勒兹所说的“欲望生产”逻辑便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是纯粹幻想的欲望生产”⑤。纯粹幻想生产最终回归于社会生产中，事实上，“社会生产在限定条件（determinate conditions）下完全是欲望生产”⑥。也就是说，“欲望生产现实”，“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是一回事”⑦。故而，德勒兹的欲望生产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基于同一逻辑平面的。
（三）关于欲望生产三阶段的论说
德勒兹和瓜塔里从“精神分裂症”视角出发，以“精神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以此阐释“欲望生产”理论。“欲望生产”理论，将弗洛伊德（力比多）和马克思（劳动力）联系起来并加以改造，以区别于一般意义的生产（production-in-general）立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现，经济价值的本质并不是客体的一部分，而是通过主体活动以劳动力的形式而投入；资产阶级精神病学发现，性爱的本质并不属于客体，而是通过主体活动以力比多贯注的形式而投入。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劳动力和力比多实质上是同样问题的正反两面。霍兰德与伊恩·布坎南分别从德勒兹与弗洛伊德、德勒兹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解读《反俄狄浦斯》。
首先，德勒兹认为，欲望生产是由欲望机器所隐含出来的。“欲望机器不是隐喻，它按照三种模式而被中断。第一种模式与连接综合有关，促使力比多成为能量收集（withdrawal energy，法énergie de prélèvement）；第二种与析取综合（disjunctive）有关，使内在精神（Numen）成为能源支队（detachment energy，法énergie de détachement）；第三种与合言综合有关，促使乐趣（volupotas）成为剩余能量（residual energy，法énergierésiduelle），这三个方面使欲望生产分别成为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和消费的生产”⑧。 其次，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综合”（syntheses）是什么意思？霍兰德在《反俄狄浦斯导论》中，将其视为“精神功能的模式”（the modes of psychic functioning）或加工和建构经验的方式。霍兰德对欲望生产的探讨，主要侧重德勒兹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并将欲望生产的三个阶段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相对应。其中，连接综合涉及本能、冲动及赋予客体以价值或性欲任务的方式。大致说来，它解释了弗洛伊德力比多投入或贯注，并赋予爱欲和生命本能以一种功能；析取综合涉及到快感、记忆及精神符号，与弗洛伊德所称作的死亡本能或死本能大致相同；联接综合关于主观性构造。①相对于弗洛伊德将心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角结构，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欲望生产划分为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又分别与欲望生产的三个阶段相对应。
另外，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在其著作《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导读》中，主要侧重于德勒兹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吸收与批判角度而言，故而他将“欲望生产”的三种综合形式与马克思的资本公式（MCM′）一一对应。如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言：“货币资本（M）意味着流动性、灵活性，自由选择。从利益角度而言，商品资本（C）意味着投入到一种特殊的输入——输出组合中，即具体性（concreteness）、严格性和狭窄封闭的选择。M’意味着扩展的流动性、灵活性和自由选择性。”②伊恩·布坎南认为，连接综合是“自由劳动力”或“原始积累”的阶段，一切总是处于运动中；析取综合与工业投入的中间阶段相对应（输入——输出阶段）；合言综合与第三阶段相对应，重新释放货币资本。
综合二人的看法，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与马克思的劳动力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如图所示：
（四）德勒兹否认了“欲望”即缺失的传统看法。
从柏拉图、弗洛伊德到拉康，他们都将欲望看作是一种缺失与需要，只是关注欲望如何使用，而并没有真正地考虑欲望的意义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于欲望的本质问题都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所有理论家。正如我们所知，叔本华、萨特即是如此，佛教及《奥义书》思想的众多版本也都将欲望看做是一种‘匮乏’或是一种亟待满足的需求……而德勒兹另辟蹊径，将欲望视为生产性的概念，并认为欲望是一种充沛的力量，需要不断地延展，因为它总是‘想要更多’”③。德勒兹深入分析了传统的欲望逻辑将其视为缺失的根源，“传统的欲望逻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从第一步，柏拉图式的欲望逻辑就迫使我们在生产与习得（acquisition）之间做出选择”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欲望置于习得层面，将其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辩证的、虚无主义的）概念。从而引导我们将欲望当作一种缺失：一种客体的缺失，一种真正客体的缺失”⑤。也就是说，传统的欲望逻辑仅仅只是将“欲望”置入唯心主义体系中进行考察，仅仅停留于观念、信仰、幻觉层面中，而忽视了欲望的“生产”性。
欲望生产的概念使“欲望”不再理解为一种缺乏：“欲望生产通过精神能量（力比多）的投入而产生现实（例如律师可以生产证据），就像社会生产通过有形能量（劳动力）的投入生产现实。故而，欲望不是一种幻象，而是一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生产和有形生产。”①
三、树状模式与块茎模式
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虽然遵循不同的思维路径，但是都基于同一平面而进行探讨。德勒兹建构的“欲望生产”理论，不仅破除了传统理论将无意识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严格对立的态势，而且将“无意识”、“欲望”都归结为一种有形生产。
（一）文化生产的谱系
詹姆逊在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从社会发展理论的维度对德勒兹与马克思及其摩尔根加以比较，列表如下：
马克思：（生产方式）
原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摩尔根：（《古代社会》）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
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
“德勒兹的理论基本上是将前两种说法转译成了一种信息理论，和语言学有联系的信息理论。”②其实，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对社会历史形态也有着明确的表达，分别是原始的辖域机器、野蛮的独裁机器和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但是，德勒兹并不是从历史角度来阐释社会生产模式，而是立足于俄狄浦斯的谱系进行考察。“谱系”这一术语，是福柯借自于尼采，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历史结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平缓、连续并逐渐沿着时间而发展，而是非连续性的，故而，应当从差异的角度，而非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③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在既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将一件事恢复为生命的事件并不是与起初产生事情的事件相同。”④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社会生产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type），是一种复杂的生产模式。欲望生产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个编码——再编码——解码的过程，控制欲望生产的方式也经历了纹身、烙印——文字系统（法律系统）——公理的演变，欲望生产从外部控制转向了内化逻辑。
1.原始的辖域机器
尽管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已经有了基本的文化生产。语言、巫术、图腾崇拜、仪式、神话、传说以及各种禁忌便是原始社会主要的文化生产形式。在原始社会体中，生产通过亲属关系而运作，社会中的所有关系多基于亲属关系而形成。亲属体制是网络制的，通过血缘关系的组织合作（血统）和婚姻关系（联盟）对商品、人、特权和声誉的流变加以沟通、限制和编码，其中“血缘关系具有管理性和等级性特征，而姻亲关系则具有政治性和经济性特征”。⑤
严格说来，原始机器是唯一的辖域化机器。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中所有人的身体上都打印着稀奇古怪的文身，也存在着穿鼻、刺耳等充满痛苦体验的残酷形式，这种标记主要充当两个职能：一方面是对个体身体加以编码，给身体打上了亲属系统的标记；另一方面则明确了个人在经济或政治体系中的债务关系。当欠债者未按时归还债务，那么，债权人便有权在债务人身上进行文身等残酷标记活动，以此从中获取快乐，进而确立债权人自身在社会群体中的特殊地位。对德勒兹与瓜塔里来说，这种行为是原始的编码形式，是欲望生产在调节和控制中所产生的符码，而并不是现代的语言符号体系。德勒兹和瓜塔里同意德里达的看法，认为原始部落的书写方式意味着“大地上的舞蹈，墙壁上的勾画，身体上的标记都是一种书写符号，一种地理文字学，一种地理学。”但是，这种书写系统并不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是独立于口头语言：声音与图画是两个独立的体系。 2.野蛮的独裁机器
野蛮的独裁机器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专制社会”的隐喻，这一社会体通过借助新的血缘关系和新的姻亲关系而建立。这里的姻亲关系既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意义的姻亲关系，也不同于原始社会采用文身、烙印和图腾等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法律体系而转化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血缘关系，而是转成化为一种隐喻功能。独裁统治者强力建构一种新的联盟体制，并赋予自身“神”的血统，高高在上，其行为、信仰和意义等不同符码被人为地纳入了独裁者的政治权力服务的策略中，于是专制主义成了国家机器。
在德勒兹看来，国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野蛮的独裁机器。国家是剩余产品的真正拥有者，是控制着国家的独裁者，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功能金字塔的话，那么公民是金字塔的基础部分，而独裁者则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官僚机构成为向金字塔传递能量的齿轮。①国家机器通过抽象的符号对欲望机器进行调节和控制，而不再使用原始社会机器中的烙印、文身和图腾的方式。其中，这种抽象的符号就是货币和法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货币的发明是资本流通的需要，德勒兹则将货币视为国家控制商业之流的手段：市场所需的金属流通数量由国家调控，国家对富人征税，将所得税款发放给穷人，而穷人通过购物等消费方式，使金钱又回笼到富人那里，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马泰效应。
货币是国家控制欲望生产的重要手段，但对于文艺生产而言，书写更为重要。在专制社会中，原始社会机器的文身和烙印并未消除，而是被重新转化为一种编码。在这种编码中，书写符号因消除了原始编码的模糊性，并获得了声音的形式，从而具有法律效力。独裁者不再对人的躯体进行文身等实践活动，也不再通过仪式而对被独裁者发号施令（话语），而是借助于声音与书写为一体的文字系统或语言系统（如宗教体系）来对欲望生产进行调节与控制。当我们一谈及中国古代文化时，多数学者便会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侃侃而谈；一谈及西方中世纪文化，首先想到的是僧侣文学及圣经的阐释。透过这一社会现实，福柯认识到了权力话语的存在，德勒兹则从文字系统与书写系统在专制社会的不同地位谈起。原始表达是一种内蕴的秩序（order of connotation），即词语是一种多声符号，所指涉的事物同样也是多元符号，声音与绘画有内在联系；然而，独裁的表达式则以一种屈从的秩序（order of subordination）取而代之，即将原始的图形符号加以解辖域化，由多元内蕴变为单维声音的副本，声音被一种超验的权威赋予意义，从而强化了语言规律。原始刻录体系的声音与书写的两个独立范畴转变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文字图形系统屈从于声音系统，从声音中萃取出一种解辖域化的抽象之流，即索绪尔所谓的能指，这一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并主宰着所指。在符号理论中，这明显具有与法律、权力同等地位的专制独裁作用。也就是说，专制社会的文化生产是通过独裁者的“声音”所控制，从而实现欲望生产的调节。
3.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
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产物。德勒兹指出，除了劳动流动和资本流动，还有土地、货币、劳动力、移民、生产等方面的流动，这些也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通过各种编码来实现欲望生产的控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则将这些欲望之流从编码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具体说来，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促使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流动，而且使科学、技术、信息等内容全面解辖域化，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对欲望生产的控制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特征。
原始社会通过文身、烙印等编码形式控制欲望生产；专制社会通过法律制度对原始社会的纹身、烙印等编码形式重新编码（recoding），从而控制欲望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则将土地、劳动、资本、科学、技术、信息等从编码体制中全面解放出来，促使其自由流动而实现欲望生产，原来那种约束生产之流的各种机体也内化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从而演变为欲望生产的一部分。比如，警察、军队等作为国家机器，主要充当反生产职能，但是，它们并非主要控制欲望生产和资本的流动，同时也为生产之流的需要提供条件，促进生产。“反生产机构不再与生产相对抗，甚至也不再限制和控制生产。相反，它们作为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在生产机器中自由出入，并调节生产机器的生产力，以此获取剩余价值。由此说明，独裁的官僚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使各种流动趋向解码，而其他社会形式却对其进行编码和再编码。由此看来，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即它只是相对地破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编码的界限，以严格的公理取代了编码”②，从而使这一社会体更为严硬和冰冷。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文身、烙印以及书写的文字体系、国家权力机构等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但是，不同于传统社会从外部进行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已经侵入到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欲望生产呈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的自由流动加速欲望生产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欲望生产的手段（即公理）已然内化到了欲望本身中，因而社会成为“无器官身体”，成为规训社会，进而蔓延为控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以解编码/再编码取代了原始社会的编码和专制社会的重编码，其表达式不再是脉络清晰的稳定系统，也不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等级制的符码结构，而是一种非意义的符号（non-signfying signs），一种点符号（point-signs），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从一种流（flow）到另外一种流，没有方向，随意驰骋，四面播散开来，组成一个匍匐延伸的网络。比如电流、视频流（形象流）、音乐流、数码流等等。
（二）树状方式与块茎方式
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中，马克·波斯特将信息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口头媒介阶段；印刷的书写媒介阶段；电子媒介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特征分别是：口头传播阶段的符号互应；印刷传播阶段的意符再现；电子传播阶段的信息模拟。当然，马克·波斯特并不是单纯从历时角度考察信息方式的，而是认为这一概念的“逻辑状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先验的”③与具体语境相结合，我们发现：马克思生活于工业革命早期，电视、电影等媒介还未到来，生产书籍、报纸、传单等文字形式的场所，只能是工厂等特定领域，而复制技术仍然有限，受众群体多在书店、图书馆等特定地点获得知识。总之，整个文艺生产的流程严格遵循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逻辑。 而德勒兹生活于后工业时代，电脑及其网络出现，并开始逐渐普及，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德勒兹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这一术语，甚至，他仍然将电影等新媒介视为一门艺术，同时，对网络的使用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一社会不再通过禁锢运行，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行”，④他也对“为市场而生产”的文学畅销书予以批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块茎”概念对于我们认识新型的文艺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千高原》中，他总结了“块茎”文艺生产方式的六大原则：连接和混合生产的原则；繁殖原则；无意指断裂原则；绘图和贴花原则。⑤一个图像联系着另一个图像，一台电脑连接着另一台电脑，图像不断衍生出其他图像，新闻联播此时播放着伊拉克人民生灵涂炭的生存状况，可能下一幕便是刘德华演唱会的完美落幕，甚至上一幕还是国家领导人国事访问，下一幕就转到了《阿凡达》票房大卖等等，这些毫无逻辑、毫无因果联系可言的影像叙事成为文化精神分裂症的主导形态，从音乐的图像化到奥运会的视觉狂欢，从广告图像到网络游戏中的虚拟影像……五颜六色的图像成为欲望生产解码后的时代象征，文字与图像以光速穿梭，同时，受众阅读文艺作品，也不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也不再局限于图书馆、书店等传统获取知识的地方，而手里的电子书、Mp3、短信等等都成为受众感受文艺的新途径，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计算机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子广告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重新分解和物质化。”①除此之外，网络课程教学、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摆脱了时空的界限，人们可以随意从网络上下载音乐文件，甚至采用空白带，自给自足享用，甚至可以依据个人喜好设计产品的外部包装，俨然摆脱了传统生产商的生产局限，消费者直接是生产者。传统的树状生产方式逐渐为块茎式生产模式所取代，文化产品可以在任何一个非中心地点繁殖，不断制造连接，不断衍生生产，最终形成一个网络。
然而，需要注明的是，树状生产方式与块茎生产方式并不是严格对立的。当今社会既存在马克思所代表的严格遵循“生产——分配——消费”的树状生产方式，也有德勒兹所代表的“生产直接是消费”的新型的块茎生产方式。比如说，报纸、书籍的生产与网络音乐文件的下载等等共时态地存在于当代社会中。
【责任编辑 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