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誓要扳倒首相取而代之的党鞭长弗朗西斯·厄克特终于如愿以偿，入主唐宁街成为新一任首相。他过河拆桥，踢掉昔日的同谋，买通新的媒体，并将民意测验专家萨利奎因收为己用，令她帮助自己操控媒体的风向和民意的走向，甚至对高高在上的国王和君主立宪制度宣战。他在首相宝座上树起了新的敌人，开启了一场新的权力游戏，以及又一段隐而不宣的秘情。
　　与此同时，被弗朗西斯抛弃的昔日帮凶不堪屈辱，意欲抓住他的把柄试图报复;而国王也不愿坐以待毙，精心布局展开反击。
　　眼前的景象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围观的人群比过去那些年要少得多。王宫大门口只稀稀拉拉站了二十来个人，撑着伞，穿着塑料雨衣，跟缩头乌龟似的蜷曲着。事实上，这根本就称不上是“人群”。也许大不列颠的公众们根本就不在乎谁来做首相。
　　尊敬的议员弗朗西斯·厄克特阁下乘坐专门给部长级人员配备的“捷豹”汽车，缓缓经过白金汉宫的大门，进入前院。他在后座上朝路边寥寥无几、挤成一团的旁观者草草挥了挥手，甚为敷衍。妻子莫蒂玛本想摇下车窗，好让来自各家媒体的摄影师好好给两人拍拍照的。结果她发现，官用汽车车窗的厚度竟然超过了一英寸 ，而且是牢牢封死的，根本摇不下来。司机拍胸脯保证说，除非是拿迫击炮发射穿甲弹直接来轰，不然什么东西都打不开这窗户。
　　刚刚过去的几小时显得特别滑稽。昨天傍晚六点钟，首相的选举结果公布以后，他就匆匆忙忙赶回家，和妻子一起等待着。等待什么呢？两人都不是很清楚。他现在要做什么？没人告诉他只言片语。他一直在电话旁边焦急地等着，但铃声特别固执，就是不响。他期待能接到个祝贺的电话，可能来自议会的同僚，可能来自美国总统，或者至少来自自己的姨妈。但对于同僚们来说，过去的平辈突然间变成了上司，他们一下子变得拘束和谨慎，生怕行差踏错半步。美国总统只会等到他被王室正式任命为首相后才会来电祝贺。而他年迈的姨妈显然认为他的电话绝对已经成了水泄不通的热线，打算过几天再打。他和莫蒂玛是多么希望和谁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啊，结果他们打开大门走了出去，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们拍照，还跟他们友好地交谈起来。
　　弗朗西斯·厄克特，常被人们称为“FU”，本身并不是个合群的“社交能手”。他的童年颇为孤独，唯一的玩伴只是一条狗和满背包的书本。他们家曾在苏格兰富甲一方，拥有广袤的地产。幼小的厄克特和自己的“伙伴”在这片布满石楠花的土地上游荡，早已习惯这茕茕孑立的孤独。但他的内心从来没有满足过。他需要接触社会，接触别人，并非仅仅要寻找一份认同，而是要在与人比较的过程中享受“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这种渴求，驱使他毅然南下。当然，让少年厄克特背井离乡的，还有在苏格兰高地遭遇的家庭“财政危机”。祖父撒手人寰，去世前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安排，贪婪的财政部趁机攫取了家族大部分财产;父亲又多愁善感，没有担当，刻板地遵守传统，丝毫没有开源节流的头脑。于是乎，家道中落成了必然的趋势。少年厄克特亲眼见证了父母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如风雪中开花的苹果树般迅速凋敝，房产被一处处抵押，沉重的债务开始成为这个家庭挥之不去的阴影。趁着家里还有些东西可捞，厄克特带着有限的身家退步抽身。父亲为了家族名誉，时而苦苦哀求，时而流着眼泪严厉地谴责，但厄克特仍然毫不在意地狠心离去。他来到牛津，情况也并没多少改善。诚然，年少时大量的阅读让他在学术上如鱼得水，甚至在《经济学刊》上开专栏，还有一群忠实的读者，但这种生活他始终不能适应。学校那皱巴巴的灯芯绒制服让他厌恶;大多数同事总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不知所云，这也让他嗤之以鼻。这些人仿佛要在这样虚伪平淡的生活中过一辈子了。查韦尔区 的河面上每日迷雾茫茫，导师在晚餐桌上尽显缩手缩脚的小家子气和趋炎附势的伪君子嘴脸，厄克特对这一切越来越厌倦。一天晚上，高级教工的休息室里人声鼎沸，人人都激动不已，大家在围攻一个财政部的小官员，把他批驳得体无完肤。对在场的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只不过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显得威斯敏斯特那帮政客无能;但对厄克特来说，却是无限的机遇。于是，他几乎一言不发，在唇枪舌剑和口诛笔伐中保持了缄默。这让他获得了官员的好感，开始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与此同时，他殚精竭虑，维持着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名声。周围的同僚们感到自愧不如，在政治圈里，这意味着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到晚上八点半左右，他只接了两个电话。不过在这之后，电话铃就重新恢复了生机。先是宫里打来的，说话的人是女王的私人秘书，问他明天早上九点方不方便去一趟。他欣然回答说“没问题，谢谢”。接着铃声就响个不停了，电话像潮水一样涌来。议会的旧同僚终于按捺不住了，都想从他这儿探探口风，看明天自己是官居原职、新官上任还是轰然落马。报纸的编辑们也纷纷来电，有的溜须拍马，小心翼翼;有的则口气颇大，一副舍我其谁的神气。但目的都是想抢到第一个独家专访。行政机构热心的普通官员，要从他这儿提前知道政策走向，好尽早安排，确保滴水不漏，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