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人的贡嘎山域科学研究和如今的各种登山报告中，读者总会被困扰在令人头疼的山名地名问题之中，从而对其行文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种名称的复杂在贡嘎山主峰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山名之惑

　　最早测绘贡嘎山域的瑞士地图学家英霍夫（Eduard Imhof）曾总结：“汉藏语名间巴别塔式混乱的一例，如拉丁字母转写中所揭示出的那样，由‘木雅贡嘎’一名体现了出来。”在各份游记与地图间，他发现这座汉地最高峰之名以如下的形式出现过（括号内为该名称来源）：Bo-gungga（Tafel）、Bo-kunka（Kreitner）、G?ngga-Shan（汉语拼音形式）、Minya Gongkar（A.Heim）、Minya Gonka（Stevens）、Minya Konka（Rock，Imhof，Burdsall）、Gang-ka（Edgar）、MountKoungka（当时的印度地图）……
　　英霍夫所举的14种贡嘎山名，还只是擅长表音的西文中所出现的各种变体。要是再加上汉语名的各种变体与讹传，其复杂与多样还要再翻一倍。在贡嘎山的考察史中，不同的名字而使研究者以为是两座不同的山，这样荒谬的情况经常出现。我国著名的藏学家、史地专家任乃强是将贡嘎各山峰名作汉译处理的先驱，对于这种名词上的混淆，他的总结尤其准确：“其（康藏山岳）名称或依番音，或从汉语，大都征信古人，未有定译。后之来者，过其地而不辨为何山，阅其书而不识为何地。于是记游者侈为异称，纂述者兼收并列，骈拇枝指，叠床架屋，阅者厌烦，游者迷惘。自《四川通志》以下，悉犯此病。”
　　对于山峰，尤其是贡嘎山这样探险史悠久、关注度高的名山来说，“正名”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事实上，正是“名不正”助长着国内外户外文章中不少有意无意的滥竽充数、人云亦云。由于指代不明，国内外登山爱好者、山峰标注爱好者、游客时常不得不陷入迷惑，其后果正使人“过其地而不辨为何山，阅其书而不识为何地”。所以，如果说本文背负着一些责任感的话，那就是揭示贡嘎山域主要山峰现今名称、海拔来源的复杂性，以此尽可能地为这些山峰“正名”。
　　我将首先为一座山峰找到某个名字最初的命名者，随后尽可能寻找全所有山峰的命名来源。最终，为我们提供一个在它们之中挑选最科学、或最合理、抑或最权威名称的可能。

演变史

　　本文所关注的“贡嘎山域”或“贡嘎山块”，是依据探险史和自然地理上所形成的界线，以及中国科学院贡嘎山科学考察各份报告书上所界定的范围，综合划分出来的。它的广义界线是，西自康定县城沿康定河、折多河、榆林河向南，以日乌且垭口连接莫溪沟（旧称布曲河谷）、田湾河谷至田湾河口;东以大渡河为界。
　　而这个小区域内部另有划分，为自康定榆林经雅家埂垭口，而后沿雅家埂河（一说磨西河、泸河）至河口处，北侧划出五色海子小山块，主峰田海子山（旧称拉莫蛇山），南侧为本文所指的、狭义的贡嘎山块。由于精力和资料所限，本文暂时搁置北侧的五色海子小山系，仅仅关注南部狭义上的贡嘎山域，也就是大雪山山脉的核心区域。
　　贡嘎山东坡的沟谷比西坡发育得更为完全。对于一般游客来说，在贡嘎东坡为人熟知的沟谷只有两条：海螺沟、燕子沟。但实际上，东坡有更多较大的沟：自北向南有南门关沟、燕子沟、磨子沟、海螺沟、大沟（又名湾东沟）等，其间还夹杂和分支了许多规模较小的沟，如小南门关沟、小沟等。
　　此外，贡嘎山的西南坡还有贡嘎沟、巴王沟、子干沟、喇嘛溝等。而在贡嘎山的西北坡沟谷则并不发达，即使有也并不如东坡那般深长。这使得贡嘎山的整体结构表现为一条坐落在山块西侧、向西弯曲而南北延伸的山脉，同时向东伸出若干条支脉。
　　要着手为贡嘎山域的山峰正名，最严密的方法是从每座峰名最初的起源追溯下来。只需列举贡嘎山块的主要山峰，进行简单归类，就不难发现，如今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少见到有哪道山脉像贡嘎山域，山峰拥有如此风格多样、来源复杂的名称。
　　贡嘎山域中各峰之名按其基本特征可以归为三组，其中，有中西文名对应良好的，也有中西名差异很大的。有明显来自藏区当地语言的，也有明显具有其他出处的。
　　贡嘎诸峰名称之间的这种混乱，充分反映了在这些山峰逐渐得到定名的时期，曾有过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贯穿最初的考察测量阶段的工作，到后来山名逐渐为人接受的历史（接受史）。
　　贡嘎山的定名过程，在历史时期经历过很多曲折。这一区域的山峰资料整理，目前做得比较全面的已有几篇文章。但对于山名和海拔的考证，则一直缺乏阐释。
　　在具体梳理每个山名的历史前，我们可先以1932年美国登山队对贡嘎山的首登为界，将所有山峰名称的变化分为1932年之前的变化和之后的变化。当我们结合探险史来研究这块区域时就会发现，对于外界而言，1932年这个节点无疑是贡嘎山登场的过程。这些山名终于从当地百姓的口口相传、从石头上的铭文走出来，形诸笔端、为外界的人们所认知。而在1932年之后，名称变化主要是一些细节上的。
　　在传统上贡嘎山域有多少座为人所识别的山峰，说法不一。康藏史地学家任乃强、摄影家庄学本等的著作分别认为在8座、9座左右。而加上较早被西方人命名的孙中山峰、爱德嘉峰、朱山和戴山，就差不多组成了最早被西方人认知的13座山峰，它们也成为了其后贡嘎诸峰中最著名的几座。以今天最常用的称谓而言，由北向南分别是：小贡嘎、嘉子峰、日乌且峰、爱德嘉峰、勒多漫因峰、达多漫因峰、郎格漫因峰、那玛峰、贡嘎山、中山峰、娘波贡嘎峰、朱山、戴山，共有13座。 　　接下来就以这13座主要山峰为核心，探讨它们名称的演变史。

木雅贡嘎

　　由于视觉高度、实际高度都拔群出众，贡嘎山域主峰木雅贡嘎（即今称贡嘎山）显然最早为人熟知。数百年前，它的名字就由古人以藏文刻在了贡嘎寺前的玛尼石上，转写成方便表音的拉丁字母记录下来，即Minyag Kangsd’Kar。这应是现存贡嘎山主峰名字的最早记录。
　　19世纪末，匈牙利地质学家塞切尼的探险队来到西康地区，他们远眺到贡嘎，询问藏人，又用西文首先记载了它在新都桥附近的藏音名——Bokunka。其后在1929年，著名的探险者约瑟夫·洛克行至贡嘎寺，问得藏名后拼作Minya Konka。1930年瑞士测绘学家海姆又以德文写作Minya Gongkar。美国西康探险队再次审校了藏音的拉丁拼法，复以洛克的Minya Konka拼写。也是在1930年，任乃强于《西康图经》中率先使用藏音汉拼名“木雅贡嘎”指称主峰。其时又见称主峰为贡噶山、子梅山（MountTzemei）、米耶公干尔。
　　在“木雅贡嘎”中，“贡嘎”是雪山通称，“木雅”则是对山峰的特指。一般认为木雅是指居住在贡嘎山麓的木雅藏族。而据任乃强进一步解释，藏语“木雅”其实有三种本来含义：一，敬爱之地;二，指辽金鲜卑等部分古代东胡民族，他们可能曾迁居于此;三，指木雅地区，它的本意为“不崎岖”。
　　新中国建立后，原山名木雅贡嘎被弃用，统一作贡嘎山，标准英译后来一度被地方政府定为Kang gar Ri。由于国家层面的地名标准后来渐有修订，其中原则上要求地名英译统一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故后来实际常以GonggaShan为英文山名。在国外则主要以洛克的MinyaKonka相称。
　　木雅贡嘎主峰现今国内通用高程为7556米，这一数字也经历了漫长的修订。
　　1877年，奥匈帝国探险家塞切尼远距离使用气压计与三角测量，首次测得贡嘎山高7600米。20世纪初，传教士爱德嘉目测该山高约25000英尺（约7620米）。1929年，约瑟夫·洛克目测贡嘎山高约3万英尺（约9144米），引起了西方轰动。而后洛克使用气压计与三角测量，测得贡嘎山高25600英尺（约7802米）。
　　贡嘎山是世界第一高峰的传说早已有之，但至洛克时最为众说纷纭。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洛克发回的海拔数据是否准确可采纳。一年后，瑞士测绘学家海姆（Heim）与英霍夫（lmhof）应国民政府教育部门邀请，对贡嘎山进行了精确测量，测定贡嘎山高度7590米。1932年，首登贡嘎主峰的美国西康探险队再次开展精确的三角测量，测定贡嘎主峰高24891±85英尺（约7587米，模糊处理标定为7590米），7590米自此成为西方登山界至今广泛接受的贡嘎山高程。
　　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登顶贡嘎，崔之久等开始了对贡嘎山冰川地貌的研究，但这次攀登中并未见包括高程测量内容。在同一时期，苏联反而曾以遥感等方式测绘世界范围的军用地图，一度测得贡嘎山高7570米，但因属军用，直至苏联解体、资料解密，方为世人所见。
　　因此，新中国初期国内材料继续采用7590米的高度值。此数字亦持续较久、影响较广，直至我国地质工作者开始制作国家基本地形图，才有所变化。1966年，我国派飞机飞越贡嘎山域，并拍摄了测量用的照片。6年后，以这次航空所摄为基础，包含了贡嘎山区域的中国国家基本地形图修订完成。这一次，贡嘎主峰测高7556米，各卫峰的高度也再次修订完毕。

　　后者被标定在了这次考察所产生的航测图上，并被各国内外制图机构采用为标准数据，制成各类冰川目录、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图并公开发行。自此，才传播开了贡嘎山当下在国内被一般认为的7556米高度值。虽然在实际上，7514米才是经过地面修正，学者们认为具有更高精度的数字。
　　紧随其后，中国科学院于1973年成立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并于1981年起开始关注横断山区。在这次考察中，中科院于1982年开始了对于贡嘎山地区的测绘，最终使用地面与航片联合测量的方法，测绘了主峰周围440平方公里地区1：25000比例尺的地形图。测量工作者不辞辛劳，在山峰与河谷间实地安营扎寨、寻找基准点，最终在地面使用交会法测得主峰高度7514米。
　　貢嘎山域其他山峰的高度测量，基本与木雅贡嘎的测量历史一致。
　　贡嘎十三峰的中文名称来源，相关文献并不多。1945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上发表《关于木雅贡嘎》一文。1957年，冰川学家崔之久的报告《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观察》。二者对贡嘎山的地形认知，较大程度上依据了瑞士地质学家海姆1930年的研究成果，而海姆又参考了洛克1929年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所刊出的译名。1986年，代表官方地名工作成果的《泸定县地名录》和《康定县地名录》中，出现过若干种汉译名。
　　直到1986年，正式文献中的山峰名也没有几个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并且，正式文献中记载的山峰名反而越来越少了。
　　许多山峰名称的混杂，还需要再仔细进行解释和考证。接下来，本文将把这13座山峰拆分为几组，再详细探究各组山峰名称流传中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北部嘉子峰附近几座山名的流变过程，以及主峰南侧朱山、戴山所指及名称的讹误。

五座贡嘎

　　小贡嘎，原名“奇布龙吉贡嘎”，从任乃强到所有西人的记录中记录的都是这个名字。据山友“小毛驴”的转引，作家张央在《康巴旧闻》中曾收录藏族人的歌谣，其中提到有五座“贡嘎”。这五座“贡嘎”的说法，也曾不止一次地被任乃强等学者提及过：“东南四座银白的雪山中有一座三角形高出一筹的山是木雅贡嘎山，那环在周围的是奇布龙吉贡嘎山、泸溪贡嘎山、折西贡嘎山、娘波贡嘎山。”
　　前已提到，“某某贡嘎”在藏语中的本义只是一个形容词加名词，它并非这一地区唯一的称谓，而是一种通称。在康定西南150公里的稻城县以南，就是经常被与贡嘎山混淆的贡嘎岭（贡噶岭，Konkaling），这片山域有着与贡嘎山同样的名字——“白色大雪山（Konka）”。那么，这5座其名各异的贡嘎，指的是哪几座山呢？
　　如果不需要再证明，那么其中奇布龙吉贡嘎看起来就是今天的小贡嘎。因为无论根据洛克还是海姆的记录，它名字的藏音（Chiburongi与Tsiburongi）音译成汉语都是奇布龙或奇布龙吉。此山又曾被在此旅行或居住的汉人称为石笋山、玉笋山。

　　而在“折西贡嘎”和“泸溪贡嘎”之间则出现了麻烦：在西人笔下的地图和文章里，嘉子峰曾出现过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Djaze Konka和Riuche Konka。这个日乌且（Riuche，或德文拼法Rudshe）自然就应当是泸溪，因为任乃强也把洛克的Riuchi转写成了泸溪或鲁溪，这一名称是可以完全衔接的。那么看来，今日的嘉子峰就是所谓泸溪贡嘎或者说日乌且贡嘎。
　　但另一个名字折西贡嘎呢？在附近的地名中，不难发现Djesi一称，这个被探险者记录下的藏音指的是日乌且沟的分支——加折拉沟，或者也可以指加折拉山口（DjesiPass，或者Djezi La），也就是今天的盘盘山垭口。所谓“折西贡嘎”，会是“嘉子贡嘎”吗？
　　这是很有可能的。在Djezi La这个藏音中，La就是“拉”，是指山。而Djezi才是山口的本名，而海姆称呼嘉子峰用的就是Djaze Gongkar（嘉子贡嘎）。任乃强更是直接将折西拼写为Djazi，这也可良好衔接。所以我认为，折西贡嘎就是嘉子贡嘎。
　　那么，后来被洛克当场命名为格洛斯温勒峰（Mt.Grosvenor）的日烏且峰呢？为何它在西文中没使用藏音名？任乃强译自洛克的“格洛斯温勒峰”这一山名也没有得到汉语称谓的跟随，而且如今“日乌且峰”这个名字看起来像是对藏族居民传统称谓的沿袭。如果说是后来定名的国人不愿跟随西文名字，用“日乌且”补的名，那这又置文献上嘉子峰的“Riuche/Rudshe Konka（泸溪/日乌且贡嘎）”一名于何地？并且另一个怪现象是，洛克文章中只提及嘉子峰叫“Riuchi Konka”，根本没提它还有别的名字，而海姆起初打听到的嘉子峰名字却叫“DjazeGongkar”！
　　这两种怪现象的出现一定是有原因的。在英霍夫1974年出版的贡嘎山著作中，提到他和海姆沿袭了洛克的“Mt.Grosvenor”，所指的当然就是今天的日乌且峰（6376米）。可见，此山之名的流传也是众人简单的相互引用，很容易也很可能是以讹传讹、一错全错。
　　回到起点，洛克最初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这座山他没打听到名字，就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会长格罗夫纳（Gilbert Hovey Grosvenor）来命名了。我认为，洛克很有可能是搞错了。日乌且峰才是洛克打听到的Riuchi Konka，而他阴差阳错地把RiuchiKonka一名安到了嘉子峰上。这样看来，应当采纳的正式中英名为：嘉子峰（Djaze Konka，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后也常作Jiazi）、日乌且峰（Riuchi Konka），而废除Mt.Grosvenor的英文名不用。因为日乌且峰从来就未曾无名，这或许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洛克犯下的一个不小的错误。经向起名者询问，“日乌且峰”是山友小毛驴2004年在撰写《伟大的贡嘎》一文前向老榆林村向导询问并定名的，可以采纳，而“嘉子峰”一名得于来此攀登的日本队之口。日乌且为藏语，其意为“大山”。
　　“娘波贡嘎（Nyambo Konka）”则毋需多言，其名称完整延续下来，指的就是主峰西南侧的娘波贡嘎（Nyambo-Konka）峰。任乃强在整理地理资料时就提到过这个名字，并指出它是贡嘎山块最南侧的一座雪山。
　　至此，诗文中提到的“五座贡嘎”就能对勘了。需要注意，在后期国外登山报告书上出现的许多错误和问题，其实来自于1981年英国陆军登山队首登小贡嘎时的报告书，他们认错了山峰，这也导致了后来者的一系列误认和误译。

爱德嘉峰

　　东部的爱德嘉峰被西方人在1930年占去了名字，这个名字“爱德嘉峰（西人称Mt.Edgar，E-Konka，E-Gongga，E代指Edgar）”来自对英音的汉译，而英文名则来源于生于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牧师詹姆斯·哈斯顿·爱德嘉（James Huston Edgar，1872～1936），中文名叶长青。叶长青牧师富有探险精神和对考古学、民族学的兴趣，他驻扎康藏34年至1936年去世，其间亦颇有一些著述，他关于贡嘎山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纠正西人报告中的山峰所指、译音舛误。 　　命名爱德嘉峰的是海姆和英霍夫。1930年，他们在贡嘎东坡测绘这座山峰，以Mount Edgar为它命名。其后英霍夫的地图上将它简称为E-Konka，相应的还有C-Konka（朱山）、S-Konka（加折拉山）、G-Konka（日乌且峰）等，这来源于英霍夫的个人习惯。而在中国没有公开的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情况下，英霍夫的1：200000贡嘎山地形图在西方登山者中很具权威性，因此E-Konka也常出现在西方登山者的报告中。同时因为汉语拼音方案在汉英译名工作中渐具权威性，这个名称有时又变成了E-Gongga，所指的其实都是爱德嘉峰。

达多漫因、勒多漫因与郎格漫因

　　达多漫因峰在名称来源和海拔数据上似乎并不复杂。据说，“漫因”为玉龙西一带藏语方言中的“雪山”，而按照上文嘉子峰、日乌且和下文勒多漫因、郎格漫因的山名来源，“达多”应为附近山口名，在玉龙西附近似乎应当有一个垭口“达多玛”作为它名字的来源。
　　在山峰结构上，达多漫因峰有两点需要注明：其一，西侧有一相对分离、略低于主峰的西峰（Ⅴ峰，海姆测高6360米，1982年测高6287.5米）;其二，主峰山体根据照片识别为4座山尖，按照国家基本图，其中最西侧的山峰（Ⅳ峰）是据以测绘的6380米主峰。2005年，美国-新西兰队自西山脊绕过西峰，所登即为这座峰。但2011年，日本队第二次攀登达多漫因，试图开辟东壁新路线时，最终登顶的似乎并非此峰，而是最东侧的Ⅰ峰。
　　勒多漫因与郎格漫因的名称，几乎可以肯定来源于玉龙西（藏语含义“玉河之外”，所谓玉河/玉龙，就是康定的榆林宫）附近的山口。据任乃强记载，康区的居民常以山口来命名山峰——正如嘉子峰、日乌且峰那样，在勒多漫因峰（Reddomain）的对面，有玉龙西的日达曼山口（Radema，据国家地名信息库，含义为“山脚下”）。而在郎格漫因峰的对面，则有玉龙西的郎吉玛（Londjima）山口。这三座“漫因”的名字，最早均为1929年来此的洛克记下，后期的变化已如前述。至于中文名应为漫因或是曼因，我想并不重要，二者皆可。
　　有一种说法是，那玛峰（任译诺奇马）的命名也同几座漫因相似，但目前尚无证据。那玛峰一名最早也为洛克所载，但含义尚不清楚。

戴山、太山与朱山

　　在贡嘎主峰的东南山脊上，山峰的分布格外密布，名称也最为混乱。
　　在贡嘎山域的这一部分，长期以来都有一个叫作“太山”的峰名。然而这里必须说明，在贡嘎山的早期考察史中，只出现过“戴山（Mount Tai）”，而从没有出现“太山”。“戴（德语拼法为Tai）”有明确的所指，它是为了纪念当时国民政府的官员、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所以我想，今天流传的“太山”这个名字，其出现可能是因为海姆使用德语拼法将戴山拼为了Mount Tai，导致不明含义者误用汉语拼音译为了太山，而错误地传承到了今天。甚至较权威的《中国登山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