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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的着重与倾斜，将会使国企的制度缺陷更为彰显。
1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的企稳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然而，经济刺激方案向国有企业严重倾斜的取向却使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与此同时，在企业领域亏损国企并购盈利民企的“国进民退”现象的时有发生，更给刚刚复苏的经济增添了新的隐忧。
历史教训
在20世纪我国曾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第一次是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总体看，两次“国进民退”均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正式列入国策。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第一次“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大批民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胀失控，最后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政务院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原私营工业户的99％公私合营；商业户中40万户公私合营，144万户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资方有职无权。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国家掌控了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风险与危机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产业已经发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国企凶猛的进取姿态令人印象深刻。“国进民退”其实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
首先，这是体制上的倒退，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否定。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有可能使我们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葬送改革的成果。
其次，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和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提供了大举扩张的资金支持。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龙头企业，受到政策扶持，反过来，又过多地限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使之面临着被重组和关闭的命运。
再次，“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侵夺人民利益，造成普遍的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将会进一步发展，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现象将会重蹈覆辙。
国企定位
上世纪90年代末，1998年、1999年之后提出来国有企业要改革，提出了“有进有退”。而这些年来又倒回来了，过去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要改革，现在改革以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不是用新的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而是用旧体制计划的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可以说，目前“国进民退”是1998年以来国企改革的一种倒退。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包括三个行业和两大产业，第一，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自然垄断行业，第三就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两个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型产业。从一些主要的经济体来看，国有企业应该只存在于少数的领域，比如公共交通、铁路或者军工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特殊性，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而我国国企所集中的领域，包括石油、电信、石化、电力这些领域，其实完全可以由产权明晰的私人企业提供服务。不仅如此，这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从事的领域还在不断扩大。
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第一个问题，要划清国有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就是给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定位。国有体制改革从1998年开始改，到2003年之后基本没落实，突出表现为边界的扩张，本来国有资产涉及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但企业不去投资公路建设，而是去做房地产，现在中央国有企业当中2／3的国有企业涉及房地产，国有企业的利润l／3以上来自于房地产，各地的“地王”基本都是国有企业，这几年国有企业出现恶炒地皮歪风和与民争利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把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现在我们的预算不包括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不向全国人大报告预算和结算，地方国有企业也不向地方政府报告预算和结算，怎么赚的钱老百姓不知道，亏损也说不清楚。
因此，对于国企到底是什么，需要一种清楚的机制来判定，普通的民众可以什么样的方式享受到国企的利益?事实上，国家作为资产出资人，也享受不到国企的多少收益，国企上缴给财政的比例都非常低，大约不到10％。国企应该有一种清晰的明确的机制，尤其重要的是，要让公众可以参与监督的机制，让公众可以分享国企的收益，这样的国企是有存在价值的。
进退之虞
山西煤矿的整合运动，尽管种种说法冠冕堂皇，但是如果违反了市场公平和正义原则的话，最终的效果肯定是悲剧性的，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要继续呼吁市场化的方向，而决策层也应该明确表态，不能再回到国企主导的时代。因为继山西之后，河南内蒙等省也准备效仿山西的做法，影响将是较大的。现在看来，山西此次国有化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对于按商业规则办事的民营投资者是不公平的，彻底失去了一次利用民间投资改善安全生产的大好机会。
其次，国有化并不能带来安全生产效率的提升，以2002年4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通报的7起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为例，7起中至少有4起是老牌国企，分别是安徽省淮北矿业、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四川攀枝花矿务局和河北省开滦集团。
再次，即使山西煤炭全部国有化了，煤炭财富也未必能够落到国家口袋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油行业，在经历巨大的冲突后，中国的石油领域成为国企老大。现在的国有化改革，可能只是在利益分配上改变了，国企高管及其背后的利益关联方，可能取代煤老板和基层政府官员，成为新的寻租者。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保增长中，民营工业是一个可倚重的力量，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和舆论取向，要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
从2007年1月到2009年8月，中国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在经济起伏中，民营工业增长率高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增长率。比如在长三角一带，工业增长率受到的冲击比广东还重，但民营表现非常好。
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市场巨大冲击的时候抗跌性比较强，同时又是率先于全国工业，特别率先于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恢复正常。中国经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与民营工业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有关。
民营经济有这样的表现不是侥幸的，在政府刺激投资计划里面，民营企业能够拿到资金的支持不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但增长率的表现总体比国有和国有控股要好，事实表明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危机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可以寻找新的机会，充分反映了的民营经济的灵动性。在经济复苏中他们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1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的企稳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然而，经济刺激方案向国有企业严重倾斜的取向却使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与此同时，在企业领域亏损国企并购盈利民企的“国进民退”现象的时有发生，更给刚刚复苏的经济增添了新的隐忧。
历史教训
在20世纪我国曾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第一次是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总体看，两次“国进民退”均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正式列入国策。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第一次“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大批民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胀失控，最后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政务院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原私营工业户的99％公私合营；商业户中40万户公私合营，144万户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资方有职无权。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国家掌控了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风险与危机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产业已经发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国企凶猛的进取姿态令人印象深刻。“国进民退”其实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
首先，这是体制上的倒退，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否定。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有可能使我们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葬送改革的成果。
其次，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和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提供了大举扩张的资金支持。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龙头企业，受到政策扶持，反过来，又过多地限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使之面临着被重组和关闭的命运。
再次，“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侵夺人民利益，造成普遍的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将会进一步发展，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现象将会重蹈覆辙。
国企定位
上世纪90年代末，1998年、1999年之后提出来国有企业要改革，提出了“有进有退”。而这些年来又倒回来了，过去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要改革，现在改革以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不是用新的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而是用旧体制计划的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可以说，目前“国进民退”是1998年以来国企改革的一种倒退。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包括三个行业和两大产业，第一，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自然垄断行业，第三就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两个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型产业。从一些主要的经济体来看，国有企业应该只存在于少数的领域，比如公共交通、铁路或者军工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特殊性，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而我国国企所集中的领域，包括石油、电信、石化、电力这些领域，其实完全可以由产权明晰的私人企业提供服务。不仅如此，这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从事的领域还在不断扩大。
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第一个问题，要划清国有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就是给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定位。国有体制改革从1998年开始改，到2003年之后基本没落实，突出表现为边界的扩张，本来国有资产涉及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但企业不去投资公路建设，而是去做房地产，现在中央国有企业当中2／3的国有企业涉及房地产，国有企业的利润l／3以上来自于房地产，各地的“地王”基本都是国有企业，这几年国有企业出现恶炒地皮歪风和与民争利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把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现在我们的预算不包括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不向全国人大报告预算和结算，地方国有企业也不向地方政府报告预算和结算，怎么赚的钱老百姓不知道，亏损也说不清楚。
因此，对于国企到底是什么，需要一种清楚的机制来判定，普通的民众可以什么样的方式享受到国企的利益?事实上，国家作为资产出资人，也享受不到国企的多少收益，国企上缴给财政的比例都非常低，大约不到10％。国企应该有一种清晰的明确的机制，尤其重要的是，要让公众可以参与监督的机制，让公众可以分享国企的收益，这样的国企是有存在价值的。
进退之虞
山西煤矿的整合运动，尽管种种说法冠冕堂皇，但是如果违反了市场公平和正义原则的话，最终的效果肯定是悲剧性的，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要继续呼吁市场化的方向，而决策层也应该明确表态，不能再回到国企主导的时代。因为继山西之后，河南内蒙等省也准备效仿山西的做法，影响将是较大的。现在看来，山西此次国有化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对于按商业规则办事的民营投资者是不公平的，彻底失去了一次利用民间投资改善安全生产的大好机会。
其次，国有化并不能带来安全生产效率的提升，以2002年4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通报的7起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为例，7起中至少有4起是老牌国企，分别是安徽省淮北矿业、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四川攀枝花矿务局和河北省开滦集团。
再次，即使山西煤炭全部国有化了，煤炭财富也未必能够落到国家口袋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油行业，在经历巨大的冲突后，中国的石油领域成为国企老大。现在的国有化改革，可能只是在利益分配上改变了，国企高管及其背后的利益关联方，可能取代煤老板和基层政府官员，成为新的寻租者。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保增长中，民营工业是一个可倚重的力量，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和舆论取向，要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
从2007年1月到2009年8月，中国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在经济起伏中，民营工业增长率高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增长率。比如在长三角一带，工业增长率受到的冲击比广东还重，但民营表现非常好。
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市场巨大冲击的时候抗跌性比较强，同时又是率先于全国工业，特别率先于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恢复正常。中国经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与民营工业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有关。
民营经济有这样的表现不是侥幸的，在政府刺激投资计划里面，民营企业能够拿到资金的支持不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但增长率的表现总体比国有和国有控股要好，事实表明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危机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可以寻找新的机会，充分反映了的民营经济的灵动性。在经济复苏中他们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