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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过去，他们经历了经济腾飞，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个人的满头青丝泛出花白。只是不论世事如何转变，手中的笔，到底没有停
在浙江省嘉兴市这个“一年一个样”的繁华小镇——濮院镇上，有一些东西，30年没有改变。
那是一本文学杂志。
1985年，原本在桐乡烟糖商店负责打酱油的杭州知青周敬文成了濮院镇文化站的新干部。他拜访了镇上热衷于“爬格子”的青年，从国营肉铺、药店、校办厂、兵团丝厂乃至田地里，把这些人一一揪了出来。第二年，这些年轻人合作创办的期刊《梅泾文学》诞生。
在随后的30年里，小镇濮院的文学青年们既经历了文学的启蒙，也经历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遇上了经济腾飞的时代，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当“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满头青丝泛出花白，他们手中的笔，却一直没有停下。
2016年年初，一口气数完上世纪80年代濮院附近乡镇的文学杂志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张治生轻轻摇了摇头。“它们都趴下了。”他说，“只有我们，30年不断。”
喜欢文学的年代
最新一期的《梅泾文学》足足有116页，是在2015年11月出版的。这是30年来的第33期《梅泾文学》，这一期杂志上许多作者的名字，也曾出现在30年前第一期文学社杂志中。
这恐怕是1985年夏天，奔走在濮院镇的文化站干部与文学青年都想不到的事情。
现任《梅泾文学》主编王立还记得，当周敬文跟着濮院镇上卖猪肉的文学爱好者沈冠生找上他的时候，只说“欢迎大家到文化站聚一聚，走一走”。到了约好的“活动”那天，他第一次踏进文化站，见到屋里有20多个“文学爱好者”。当年，小镇濮院人口不过6000多。
王立心里挺高兴，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个了”。
那时他才20岁出头，只有一纸小学文凭。他从16岁起就在濮院小学的校办厂里当财务，工作之余，他写作、投稿、读一间又一间的函授学校。
急于补文化课的人不止他一个。1985年，当老朋友周敬文找上门来的时候，张治生还在濮院镇上的国营药店里忙着抓药。之前有那么两三年，他最规律的活动，是趁着上午晒药材的空闲时间，守着药店里唯一一台录音机，等待广播电视大学准时开课。快40岁的人，跟着广播里的指导，一个字一个字捡起“爬格子”的技巧。
张治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都开始恢复，身处江南乡镇的青年对文学热情非凡。“你如果写一首小诗，七八行，在报纸上一登，大家都崇拜你。”哪怕小小的“豆腐块”文章，几个好朋友互相“传来传去看”，大家都会“很激动”。
原因很简单：“喜欢嘛！”这一发，就是30年
文学社聚会了快一年，周敬文和张治生商量着，把社员的作品编个选集。
按张治生的说法，“见铅字”是一件“蛮光荣，蛮让人羡慕”的事情。稿子在外面可能登不了，“能在社员作品集上登一下，感觉也不错”。
要知道，那时候，“投稿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1986年4月，文学社的《社员作品评奖集》问世了。
这一发，就是30年，没有一年中断。
四里八乡的文学爱好者陆续被周敬文请到濮院，有时切磋，有时讲课。
张治生记得，第一期社员作品集出来的时候，周边乡镇的同好们来了不少，大家读着小册子上的作品，写下自己的评论。还有文学爱好者从山东跑过来，是想学习办文学杂志经验的。
然而最让小镇上的人惊诧的来客，是从吉林不远千里而来的陈滢。她是王立在函授学校里认识的同学。
“我写信跟他探讨一个词的用法。”她回忆，“后来就互相交换作品，互相点评。”现在，她是王立的妻子，依然每年在《梅泾文学》上发一篇稿子。
只是，文学社再也没有从前的聚会了。
“就像木心说的，从前的时光很慢——一封信从东北寄到濮院，要整整半个月。现在谁还有这个心思呢？会开不起来了。”在一家化工企业的办公室里，王立说。
“作者几乎都没有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女儿开始读幼儿园时，陈滢突然意识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得出门“搞副业”了。
那时候，她和王立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一个月100多元，而女儿幼儿园的学费每个月就要60多元。
濮院人对“搞副业”一点儿也不陌生。在这儿，只要想干活儿，多得是机会。张治生就清楚记得，那时候，很多人下班直接去“搞羊毛衫的老板”那里拿几件衣服和一把纽扣，晚饭后就顺手缝一些——缝一个纽扣可以挣5分钱，1件衣服5个纽扣，2毛5分；4件衣服就是1块钱。
一篇“豆腐块”的稿费也就是一块钱。
渐渐地，小镇因为羊毛衫贸易繁华了起来。
曾经跟着王立一块儿写稿、参加文学社活动的姚海松在1989年被调离濮院。他发现“周围再也没有那种氛围了”，年轻人下班回宿舍，热衷的是打牌、吃夜宵。他落了单，只能在家翻来覆去地看古典文学名著。
后来一数，那些年，他看了7遍《三国演义》，5遍《水浒传》，3遍《西游记》。
偶尔路过濮院，他见到陈滢在街上开了家点心店。
“相当惨淡，作者几乎都没有了。”张治生已经记不起那是哪一年——总之是几乎人人都忙着赚钱的90年代。最惨淡的一两年，没什么人还记挂着《梅泾文学》，他只好自己写两篇小诗歌，加上附近中学生的优秀习作，勉强“充充场面”，一年接一年地出着期刊。
他心里想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让它断了，不能让它死掉，慢慢地总会好起来的。”
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世纪之交的时候，姚海松回了一次濮院，发现《梅泾文学》居然还活着。他惊讶地发现：当年文学社里的大多数人，虽然默不作声，却大多已经在正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
“爱好文学是多么风雅、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最新一期《梅泾文学》中，王立写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始终会有人怀着文学的梦想，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孜孜不倦地笔耕其中。就《梅泾文学》而言，三十年一晃而过，尽管乡土文人皆草根之作，几乎不可能产生黄钟大吕般的惊世之作，但这是古镇文化千百年来的相续相承。”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交警的姚海松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他给《故事会》投过几次稿，几乎每次都能发表。
去年12月，离濮院不远的乌镇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姚海松也接到了给大会当安保的任务。看着来来往往参会的各色人等，有一刻他感觉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想，以后是互联网的时代了。
只是，纸质的《梅泾文学》，依旧在每年的11月准时问世。它是由当地的“老板”、退休干部、剧作家、交警等形形色色的人投稿、编辑，支撑起来的一本文学杂志。编辑都是义务工作，稿费到现在也只有50元一篇。（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浙江省嘉兴市这个“一年一个样”的繁华小镇——濮院镇上，有一些东西，30年没有改变。
那是一本文学杂志。
1985年，原本在桐乡烟糖商店负责打酱油的杭州知青周敬文成了濮院镇文化站的新干部。他拜访了镇上热衷于“爬格子”的青年，从国营肉铺、药店、校办厂、兵团丝厂乃至田地里，把这些人一一揪了出来。第二年，这些年轻人合作创办的期刊《梅泾文学》诞生。
在随后的30年里，小镇濮院的文学青年们既经历了文学的启蒙，也经历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遇上了经济腾飞的时代，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当“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满头青丝泛出花白，他们手中的笔，却一直没有停下。
2016年年初，一口气数完上世纪80年代濮院附近乡镇的文学杂志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张治生轻轻摇了摇头。“它们都趴下了。”他说，“只有我们，30年不断。”
喜欢文学的年代
最新一期的《梅泾文学》足足有116页，是在2015年11月出版的。这是30年来的第33期《梅泾文学》，这一期杂志上许多作者的名字，也曾出现在30年前第一期文学社杂志中。
这恐怕是1985年夏天，奔走在濮院镇的文化站干部与文学青年都想不到的事情。
现任《梅泾文学》主编王立还记得，当周敬文跟着濮院镇上卖猪肉的文学爱好者沈冠生找上他的时候，只说“欢迎大家到文化站聚一聚，走一走”。到了约好的“活动”那天，他第一次踏进文化站，见到屋里有20多个“文学爱好者”。当年，小镇濮院人口不过6000多。
王立心里挺高兴，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个了”。
那时他才20岁出头，只有一纸小学文凭。他从16岁起就在濮院小学的校办厂里当财务，工作之余，他写作、投稿、读一间又一间的函授学校。
急于补文化课的人不止他一个。1985年，当老朋友周敬文找上门来的时候，张治生还在濮院镇上的国营药店里忙着抓药。之前有那么两三年，他最规律的活动，是趁着上午晒药材的空闲时间，守着药店里唯一一台录音机，等待广播电视大学准时开课。快40岁的人，跟着广播里的指导，一个字一个字捡起“爬格子”的技巧。
张治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都开始恢复，身处江南乡镇的青年对文学热情非凡。“你如果写一首小诗，七八行，在报纸上一登，大家都崇拜你。”哪怕小小的“豆腐块”文章，几个好朋友互相“传来传去看”，大家都会“很激动”。
原因很简单：“喜欢嘛！”这一发，就是30年
文学社聚会了快一年，周敬文和张治生商量着，把社员的作品编个选集。
按张治生的说法，“见铅字”是一件“蛮光荣，蛮让人羡慕”的事情。稿子在外面可能登不了，“能在社员作品集上登一下，感觉也不错”。
要知道，那时候，“投稿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1986年4月，文学社的《社员作品评奖集》问世了。
这一发，就是30年，没有一年中断。
四里八乡的文学爱好者陆续被周敬文请到濮院，有时切磋，有时讲课。
张治生记得，第一期社员作品集出来的时候，周边乡镇的同好们来了不少，大家读着小册子上的作品，写下自己的评论。还有文学爱好者从山东跑过来，是想学习办文学杂志经验的。
然而最让小镇上的人惊诧的来客，是从吉林不远千里而来的陈滢。她是王立在函授学校里认识的同学。
“我写信跟他探讨一个词的用法。”她回忆，“后来就互相交换作品，互相点评。”现在，她是王立的妻子，依然每年在《梅泾文学》上发一篇稿子。
只是，文学社再也没有从前的聚会了。
“就像木心说的，从前的时光很慢——一封信从东北寄到濮院，要整整半个月。现在谁还有这个心思呢？会开不起来了。”在一家化工企业的办公室里，王立说。
“作者几乎都没有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女儿开始读幼儿园时，陈滢突然意识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得出门“搞副业”了。
那时候，她和王立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一个月100多元，而女儿幼儿园的学费每个月就要60多元。
濮院人对“搞副业”一点儿也不陌生。在这儿，只要想干活儿，多得是机会。张治生就清楚记得，那时候，很多人下班直接去“搞羊毛衫的老板”那里拿几件衣服和一把纽扣，晚饭后就顺手缝一些——缝一个纽扣可以挣5分钱，1件衣服5个纽扣，2毛5分；4件衣服就是1块钱。
一篇“豆腐块”的稿费也就是一块钱。
渐渐地，小镇因为羊毛衫贸易繁华了起来。
曾经跟着王立一块儿写稿、参加文学社活动的姚海松在1989年被调离濮院。他发现“周围再也没有那种氛围了”，年轻人下班回宿舍，热衷的是打牌、吃夜宵。他落了单，只能在家翻来覆去地看古典文学名著。
后来一数，那些年，他看了7遍《三国演义》，5遍《水浒传》，3遍《西游记》。
偶尔路过濮院，他见到陈滢在街上开了家点心店。
“相当惨淡，作者几乎都没有了。”张治生已经记不起那是哪一年——总之是几乎人人都忙着赚钱的90年代。最惨淡的一两年，没什么人还记挂着《梅泾文学》，他只好自己写两篇小诗歌，加上附近中学生的优秀习作，勉强“充充场面”，一年接一年地出着期刊。
他心里想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让它断了，不能让它死掉，慢慢地总会好起来的。”
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世纪之交的时候，姚海松回了一次濮院，发现《梅泾文学》居然还活着。他惊讶地发现：当年文学社里的大多数人，虽然默不作声，却大多已经在正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
“爱好文学是多么风雅、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最新一期《梅泾文学》中，王立写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始终会有人怀着文学的梦想，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孜孜不倦地笔耕其中。就《梅泾文学》而言，三十年一晃而过，尽管乡土文人皆草根之作，几乎不可能产生黄钟大吕般的惊世之作，但这是古镇文化千百年来的相续相承。”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交警的姚海松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他给《故事会》投过几次稿，几乎每次都能发表。
去年12月，离濮院不远的乌镇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姚海松也接到了给大会当安保的任务。看着来来往往参会的各色人等，有一刻他感觉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想，以后是互联网的时代了。
只是，纸质的《梅泾文学》，依旧在每年的11月准时问世。它是由当地的“老板”、退休干部、剧作家、交警等形形色色的人投稿、编辑，支撑起来的一本文学杂志。编辑都是义务工作，稿费到现在也只有50元一篇。（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