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名字40年来不断见诸于报刊评论，称颂与贬损相伴左右，说明评论者对欧茨十分关注。多年来，欧茨游移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主流文学圈和女性主义文学群体之间，不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本人都让人感到扑朔迷离。欧茨的评论者自60年代以来就欧茨的创作风格、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了对欧茨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及其理论的发展，欧茨同女性主义的关系成为欧茨研究的新热点。她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意识，是否如她所言是“女性主义者”，评论界对此莫衷一是。　　有评论者认为，无论是欧茨的写作风格还是她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同女性主义的写作界定有很大距离。她的创作视野恢宏，叙述客观性强，更接近并符合主流文学的创作特点。她的女性形象先后被评论家称为“吓怕了的女性”(Allen，p.133，1976)、“屈居被动的女性”(Grant，p.29，1978)，或是“精神空虚，顺着男性的利益随波逐流的入”(秦小孟，第488页，1986)，不具备可供女性读者效仿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欧茨始终坚持认为女性文学的面太狭隘，不愿被贴上女性作家的标签(Johnson，p.308，1999)。以上的观点大多基于欧茨6、70年代的表现，但是在欧茨研究中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至今仍不乏支持者。也有评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欧茨是个女性主义作家。他们强调欧茨的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观照欧茨的创作，尤其是80年代之后的作品，阐述欧茨对女性主义主题的探讨，认为欧茨响应了女性主义的呼声，探讨了女性在现代社会权利之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作品中塑造了“独立、坚强的女性”。他们认为以往对欧茨的评价有失公允(Daly，p.227，1993)。　　以上的争执各执一端，意见相左，提供了各异的视角，折射出欧茨其人其文的复杂性，同时也暴露出了欧茨研究的盲点，失之偏颇，缺乏对欧茨创作观的整体观照，使得难以了解欧茨对女性主义的态度，无法把握她的创作和女性主义的关系的全貌。　　因此，对这一问题做些相对详尽与全面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不同之处在于:首先，观照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理论，将欧茨及其代表性作品置于社会与文化的框架中，通过梳理欧茨的创作脉络，说明欧茨是个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是社会文化催生的产物。其次，按照欧茨创作重心的变化，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分为形成、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即60年代、70年代和8、90年代进行深入探讨，阐述呈动态演进趋势的欧茨的性别观。她的女性形象和创作风格在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同时，又是欧茨日益增强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投影。欧茨的作品卷帙浩繁，如果不采用这种阶段性的分析方法，将难以从众多的作品和评论中突出欧茨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轨迹。再次，通过分析欧茨同传统意义上所谓“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特点和风格的关系，说明欧茨创作上的独特性来自于她对性别差异的清醒认识。她所坚持的观点，即“写作是同性别无关的活动”(Oates，p.292，1996)正是这一认识的表征，体现了她深刻的女性主义意识，即解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倾向。　　60年代欧茨初试身手时，深受天主教和现代高等教育的熏陶，对男性中心意识和价值文化的心理积淀较为深厚，明显地向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圈靠拢，在小说中内化其规范。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多是结合社会历史大环境表现主人公生存状况的长篇巨制，场面宏大，客观性强，揭露了暴力、种族歧视等社会阴暗面，有历史的凝重感，悲剧色彩浓厚，同传统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有密切的联系。同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相比，她明显体现了“对社会的兴趣”(Kazin，pp.198-99)。　　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此时得以蓬勃开展，欧茨并没有明确说明对此的看法。尽管如此，她对性别差异有所体察，在作品中也流露出对女性现状的认识。在她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男性往往是主宰，女性的生活则一片灰暗，无一例外是受害者，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没有达到对自身命运和生存境况的自觉意识，即自救，对独立人格的要求暧昧不明，依附于男性，将“女性奥秘论”和“美国梦”这些男性中心意识内化为她们自身价值的主动追求，是传统性别角色束缚下的女性。欧茨同情并理解她们，赋予她们幸存者的权利，将批评矛头指向左右她们的社会力量，如宗教、拜金主义等。以上两个方面将通过对《他们》(them,1969)的文本阐释深入展开。　　70年代是欧茨的思想向成熟转变的时期。60年代的4部长篇小说引起人们关注，毁誉参半，促使欧茨反思自己的创作。她开始质疑主流文学的种种规范，并尝试突破限制。她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一时期侧重社会写实，向关注内心体验发展，笔调也由灰暗转为明亮。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始具有滑稽模仿和修正的因素。欧茨借重读、重写男性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挖掘被湮没和被忽视的女性经验，反映出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虽然她对女性主义采取保留态度，女性主义及其声势无疑为她认清自己并明确定位提供了精神动力。　　尽管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是她们已不再俯首贴耳，任人摆布。她们不甘心沉没在婚姻中，开始走出封闭，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成为觉醒中和觉醒了的女性。开放的文本充满乐观，预示着她们开始摆脱性别角色的限制。这些变化是欧茨的女性主义敏感性的表征，说明欧茨对性别差异的认识日趋深刻，为她完全转向女性主义奠定了基础。　　8、90年代是欧茨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成熟期，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时期，在欧茨的创作生涯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欧茨同女性主义者，如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等人交往的增多，她的阅历也日见丰富，切身体会到了性别歧视的危害，开始有意识地向女性主义倾斜。她公开说明自己的女性主义者立场，抨击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评论，加入了重写的队伍，而且应合女性主义文学的呼声。欧茨90年代的作品显现出回归60年代主题的倾向，在《黑水》(Black Water,1992)中，欧茨饱含义愤，揭露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是欧茨深刻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具体体现。　　这一时期的女性是现代女性，她们独立自信，积极主动，自主性增强，个性得到充分张扬，而且大多通过追求知识和参与艺术创作超越了自身局限。值得一提的是，欧茨并没有完全循入女性主义的窠臼，她着眼于其不足和缺陷，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种种困惑和女性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如何从思想上摆脱奴性等。　　欧茨的创作题材明显地呈多样化，创作技巧也日臻完善，充分利用滑稽模仿和重写等手段，朝人们习焉未查的思想开刀，以女性的视角传达女性的经验，反映了欧茨通过文本颠覆固有的社会规范的愿望，具有一定的先锋意义。欧茨通过滑稽模仿、重写和互文关系体现了她对女性现状的思索，反映出女性主义者的敏感。　　欧茨是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冲击下成长起来的。40年间，她见证了“女性奥秘论”的可怕渗透力。身为教授和作家的她亲眼目睹了女性主义文学着眼点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濡染。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是欧茨对当时的环境的反映。她们由弱变强，从依附男性到与男性平分秋色，从封闭的生活中走出来，面对多元的选择，明显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可见欧茨的性别观同女性主义是一致的，即坚持并注重女性的自立自强。值得指出的是，欧茨并非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她相信婚姻，认为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男性同女性一样深受磨难。　　欧茨的成熟还体现在创作风格上，发现她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长处，突破各自的局限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思想。从对主流文学的被动的模仿、质疑到主动扬弃、以自己满意的方式进行创作，欧茨渐渐地摆脱男性话语的影响。这并非意指她不加思索与分析、完全投入了女性主义的怀抱并盲目接受其规范。她虽然采取了女性主义的立场，但仍然以同样扬弃的态度看待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欧茨有意识地同两种文学传统保持距离，这种有意而为之的态度说明她对性别差异的敏感程度和敏锐的女性主义意识。　　在这种背景下，欧茨探讨符合自己创作思路的境界，关注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Oates，p.292，1996)，以文达志。欧茨坚持认为“写作本身同性别无关”，意味着她不愿受传统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束缚。实际上，欧茨的这种观点同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普拉斯(Sylvia Plath)的观点很相似。尽管用词不同，她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愿望:不受男性或女性气质的限制，以“人”的身份参与创作。这种愿望恰恰说明女作家对性别不平等的现实的关注，反映出她们解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强烈愿望，比双性同体更具革命性。但是在生活中，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这一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欧茨她们的创作实践也说明她们没能达到这一境界。虽然在目前它只是一种奢望，却证明只有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才会对男性主宰/女性附庸的现实满腔义愤，才会自觉地书写女性在男权社会受压抑的现状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才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构造不受性别困扰的佳境。　　欧茨在当今的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她给予颇多启迪。她执意以一种完全不受性别限制的“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体现了一个严肃的艺术家的探索精神。她以自身的努力，延续了自伍尔芙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传统，通过反映女性主义文学主题及其自身的不足，为女性主义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拓展了人们研究女性主义的视界。综上所述，欧茨是个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对女性自身的独立人格、独立的存在价值、创造能力及其优势的肯定，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歧视与贬抑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