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传统无处不在，无论是“偶有远行之需，家中田地牲畜交由熟人照看”的临时举措，还是“突遇急性事件，乡邻惯性集聚共为难者减负”的地缘考量，都足以让我们触摸到一片土地的温度。农村婚丧活动常是互助情景的典型代表，尽管“婚嫁”和“丧葬”各自所承载的仪式不同，但二者常被捆绑在同一种语境中，以促进人们对互助传统的理解。我们认为，丧葬活动以其“互动周期不定”、“互动空间灵活”和“互动功能多样”等特征，更容易成为农村互助传统中的探讨重点。
　　一、互动周期不定
　　抛开有意统计的行为不谈，我们几乎不提“一个村落某段时间内会有多少婚嫁活动或丧葬活动”这类说法。这明显区别与于该村居民经常回忆的那种“农忙时节生产队人集体插秧”互助场景（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互助行为的周期性）。婚丧活动常被突出事缘性质，由事集聚，婚嫁活动和丧葬活动存在具体仪式内容上的差异，但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一场婚嫁或丧葬活动的周期特点。
　　村落中婚嫁活动的产生似乎是有“信号”的。桐城各地婚俗基本遵循着传统印象中“托媒提亲—请期—过礼—迎娶—回门”等主要流程，前文所说的婚嫁活动指向“迎娶”这一环节，即我们口语中常说的“结婚当天”。一般情况下，前面的流程顺利（可以将其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踏过了订婚这个环节”），则正式结婚的日期基本可以确定，因为在该村人们的一般认知中，订婚与结婚的日期间隔不易太久，否则易陷入各类针对那对准新人的闲言猜测。
　　和婚嫁活动相比，丧葬活动中互助行为的出现谈不上有“信号”可循。毕竟道德层面上，很少有人会盼着村上哪户人家“老了人”（这里的“老”为动词，指人逝世）。婚丧事实产生具有不确定性，由此所带来的互助行为也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而言，丧葬互助周期更为模糊，我们只至多能观察到单场丧葬活动的持续时间（该村一般为四到五天）。
　　二、互动空间灵活
　　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农村婚嫁红事，在场所、参与主体上都经历了不小的改变，以前“本家承办酒席，邻里帮忙”现象普遍，如今“婚庆公司参与，饭店承办酒席”的模式成为主流。和婚嫁红事相比，农村丧葬白事的稳定性得以彰显，“魂归故里”这种地缘上的归属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丧葬白事场所的单一性。无论逝者生前作为，其人身的归宿都离不开乡土上的定位。承办丧葬活动的具体场域虽然有限，但其实现的互动空间却是极为广阔的。譬如住户人家的碗筷桌椅不齐全时都可从左右乡邻家借用（但一般不遵循“有借有还”的原则，该村落的传统是：借出方不得要求遭遇白事的那一户人家送回物品，丧事基本结束后，应主动带回各家物品。也不乏有远在外地的人听闻老家还会特地赶回的情况。
　　三、互动功能多樣
　　无论是婚嫁红事，还是丧葬白事，酒席都是活动仪式感的重要体现。红白事活动的酒席都存在单场规模较大的情况，红事单场规模可能更甚于白事，但相比之下，农村白事酒席的连续性更强。无论是早席、午席、晚席，每一席的场次较多。这一方面是受农村白事所在场所的范围限制，本家宅基地空间格局往往导致单场酒席无法容纳下众多来客，所以要分场进行;另一方面也间接促进了农村丧葬互助圈中不同主体分工协作的功能。譬如，对于妇女群体，她们在烧菜帮厨等后勤工作中可以实现换班，以保证每一轮酒席的有序进行。
　　人们可以因工作繁忙推辞婚嫁红事，却绝不会失约某户人家的白事席面，甚至愿意请假歇班加入后勤大队。我们在农村婚丧仪式中的所感知到的这种共同体情结，从实务上看，是一定地域中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红白事各个环节的琐碎工作中，但从心理上看，也是参与帮忙的群体在“受累者心态”的自控下，在自身参与中不断为举办婚丧活动的人家进行各方面人情礼节考量的过程。
　　农村互助传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人们在丧葬活动中所形成的互助圈，无论是对于社区群体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等环节的适时调整，还是对于社区个体在应对不确定性事件时的情感补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现行农村生活中，丧葬互助圈正遭遇着一种传递困境，这主要表现为“老一辈孤独主场”与“年轻一辈刻意缺位”的矛盾。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们切实有感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联系在减弱，这也是如今农村互助传统难以有力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老一辈与年轻一辈在丧葬活动中的态度和行为存在明显差异，这种代际差异体现的是年轻一辈在农村社会中的身份模糊感。如何构建农村年轻一辈的身份认同，以打破丧葬互助圈传递困境，从而实现乡土文化积极内容的有效传承，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思考的一个话题。
　　安徽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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