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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韩国SBS电视台开播剧《没关系，这是爱情》。宣传视频被指抄袭了国外作品，随后该剧制作公司CJ E&M，公开道歉并删除了所有已发布视频。
此前一个月，白玉兰奖获得者编剧王宛平在微博自曝遭遇侵权，改编剧本后再无下文，如今电影已经拍完即将上映，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在微博中，王宛平直言：“电影是俺的噩梦。”
从外到内，娱乐界侵权事件越曝越多。《赵氏孤儿》匿名事件、“两宋之战”、“琼瑶阿姨告于正”……均成为了当下的热议话题。相比韩国公司的认错并改正，中国作者面对抄袭往往只有无力感。创作者的权益要不要维护，该如何维护？
近日，著名编剧汪海林、余飞、宋方金与法律团队做了一场公开座谈会，探讨如何保护编剧权益问题。编剧行业形势严峻，话语权的缺失、报酬、地位等等的不公平待遇，侵权伤害会对一名编剧的各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目前，《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三稿的修改正在进行，编剧的权益能否得到合理的保障与更切实的关注，是编剧们最关心的问题。编剧，到底是不是弱势群体？
“编剧不是弱势群体”
受到前些年美国编剧大罢工的启发，编剧汪海林成立了喜多瑞编剧公司。如今喜多瑞编剧团队阵容强大，包括汪海林、闫刚、刘毅、任宝茹、费明等近百位编剧。“维权就要管别人要这样那样的权利，如此一来权益全部是自己的。”汪海林这样解释成立公司的初衷。
“我们编剧自己首先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弱势群体；在某些时候，我们会显得有些弱势，但是相对具体的生态环境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我们要树立一个志向，就是把自己做成强势的个体，而最终目标是我们变成一个强势的群体。”这是汪海林的想法，也是众多编剧的愿望。
BQ：侵权事情对一名编剧有什么影响？
W：我认为维权也是编剧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困扰越少越好，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接触社会接触人的一种方式，跟人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中国社会也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各种规范有待于逐步的建立，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种有序和无序之间，规范也有但是好像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下，编剧要先去做比较强的个体，最终一个一个强的个体形成一个强的群体，不要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要去做强势的群体，这是我们当时成立公司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编剧这个行业最终走到这样一个地位上。
BQ：编剧不被保护的情况如此走势，会对娱乐市场和文化产业有什么影响？
W：影响非常大，就是原创力。爱迪生的发明、乔布斯的创意技术、J·K·罗琳的出版，都是在拥有原创力后，资本家为他们服务；而中国恰恰相反。我们的情况是知识本身不值钱（原创不值钱），原创变成服务性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把它放到一个主体位置上，这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
BQ：你对“抄袭”有什么看法？
W：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戏模仿我的戏写的，各方面人物关系都很像，但是我没太在意，因为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红，对我没有影响。你比如说《狮子王》，它是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故事大构架大家都在借用；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两个人王牌对决的故事在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警察和一个悍匪之间的又息息相关又相互对立的。这是一个人物关系，借用人物关系我认为问题并不大，但是你借用里面具体的戏了，这就叫抄袭。对于编剧来讲最怕的就是别人抄桥段，抄桥段等于是直接抢你的劳动果实。
“维权要有诚意，不要全用暴力”
对于编剧维权，汪海林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前他和另外两个编剧共同编写了电影《说好不分手》，片名是汪海林取的，故事来自于他个人的经历。不久，深圳影视集团拍了一部同名电视剧《说好不分手》，这让汪海林着实挠头，指出此行为等于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深圳影视集团更换名字，可对方却早已将电视剧宣传出去。
怒气填胸，汪海林要去广电总局投诉，可万万没有想到，这部电视剧的编剧竟是自己的好朋友！朋友一再解释并非自己要改的，而是制片方要求所致。如果起诉，朋友也会变成连带被告，几个人深陷尴尬处境：“他刚刚因为一次著作权纠纷打了官司，他不想再一次成为被告。变成了这种情况如果告，会把我们一个朋友送上法庭，最后我们选择放弃。一般来说，在这个侵权上我们是不会让步的，但是这个情况实在是……实际上这个事情他是没有责任的。”
汪海林由此感悟：法律无情面可谈，看来维权也要多些情商。
BQ：在你身上还发生过类似的侵权事件吗？
W：当然有！比如说《楚汉传奇》里焚书坑儒的那场戏，儒生们居然在背三字经，可那时候还没有三字经啊！这样一来，从客观上形成一个对我们评价降低的社会舆论，观众会说编剧怎么写出这么没文化的台词和戏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导演在现场没有真正的保证作品的完整权，他们有背离我们原意的、歪曲的、篡改的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权。
BQ：你的微博中提道：“编剧集体吐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不如不改。”有哪些不满？
W：第一个问题是拍摄权的取消，拍摄权取消也意味着一个拍摄许可；你拍我的东西要经过我的许可，原来在法律上有规定，而现在这条去掉了，就是说你可以不经过许可拍摄吗？！这对我们的权利是一个大大的损害。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权利并到了改编权，这样在操作中会变得更复杂，这样一来我们自己的剧本拍成电影、电视机就叫改编；这样对我们保持作品完整会有比较大的侵害。
第三个问题是编剧和导演的排序问题，从编导关系变成导编关系了，进一步扩大了现实操作中的这种情况，这样就覆盖了我们其他人的署名权，这种东西在法律上不仅没加以限制，现在反而把导演放在最前方，变成“第一作者”了。
“著作权法的修改，要符合法律逻辑”
在娱乐圈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由北大法学院毕业生创办，他们具有专业的律师资格、丰富的从业经历，致力于娱乐行业的研究；为音乐、影视、新媒体等娱乐产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服务与咨询，为贵圈保驾护航——如是娱乐法团队。
刘莐是如是娱乐法团队的创始人之一。“大四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团队，开始研究整个娱乐市场；但是我们不做诉讼，只做咨询。最初成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是想做事务所，可看到娱乐诉讼这块的爆发点并不大，不是一个有规律的市场需求而是偶然，所以因为形式决定还是做咨询。”
“在这个行业有一些诉求，这些诉求到立法意见里应该怎么落实？法律没有情感之谈，而是会听你的诉讼在法律的逻辑里面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形势而言，编剧们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现在中国影视剧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编剧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很让大家心痛的事；每一个行业中的争论和愤愤，都会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BQ：为什么编剧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R：编剧行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演员、歌手、制片人都会签署自己的经纪公司，而很少有编剧类的经纪公司，所以大多数编剧都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签约，这时候对编剧来讲，个体的劳动就很难付出一定的法律成本，没有一个行业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也使得很多编剧在维权的时候比较艰难。
BQ：你们叫“娱乐法”团队，中国有娱乐法吗？
R：哪个国家也没有一部法律叫“娱乐法”。但是娱乐市场渐渐地发展扩大，有大量的资本会盯上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壮大后，人员的流动和钱的流动需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更好地保障这个市场的发展。你只有加了这个规则它才能高效地往前运作。而我们中国现在娱乐产业处在一个需要建立规则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这个行业的壮大中，帮助这个行业里面建立一个法律体系的规则。
此前一个月，白玉兰奖获得者编剧王宛平在微博自曝遭遇侵权，改编剧本后再无下文，如今电影已经拍完即将上映，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在微博中，王宛平直言：“电影是俺的噩梦。”
从外到内，娱乐界侵权事件越曝越多。《赵氏孤儿》匿名事件、“两宋之战”、“琼瑶阿姨告于正”……均成为了当下的热议话题。相比韩国公司的认错并改正，中国作者面对抄袭往往只有无力感。创作者的权益要不要维护，该如何维护？
近日，著名编剧汪海林、余飞、宋方金与法律团队做了一场公开座谈会，探讨如何保护编剧权益问题。编剧行业形势严峻，话语权的缺失、报酬、地位等等的不公平待遇，侵权伤害会对一名编剧的各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目前，《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三稿的修改正在进行，编剧的权益能否得到合理的保障与更切实的关注，是编剧们最关心的问题。编剧，到底是不是弱势群体？
“编剧不是弱势群体”
受到前些年美国编剧大罢工的启发，编剧汪海林成立了喜多瑞编剧公司。如今喜多瑞编剧团队阵容强大，包括汪海林、闫刚、刘毅、任宝茹、费明等近百位编剧。“维权就要管别人要这样那样的权利，如此一来权益全部是自己的。”汪海林这样解释成立公司的初衷。
“我们编剧自己首先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弱势群体；在某些时候，我们会显得有些弱势，但是相对具体的生态环境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我们要树立一个志向，就是把自己做成强势的个体，而最终目标是我们变成一个强势的群体。”这是汪海林的想法，也是众多编剧的愿望。
BQ：侵权事情对一名编剧有什么影响？
W：我认为维权也是编剧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困扰越少越好，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接触社会接触人的一种方式，跟人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中国社会也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各种规范有待于逐步的建立，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种有序和无序之间，规范也有但是好像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下，编剧要先去做比较强的个体，最终一个一个强的个体形成一个强的群体，不要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要去做强势的群体，这是我们当时成立公司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编剧这个行业最终走到这样一个地位上。
BQ：编剧不被保护的情况如此走势，会对娱乐市场和文化产业有什么影响？
W：影响非常大，就是原创力。爱迪生的发明、乔布斯的创意技术、J·K·罗琳的出版，都是在拥有原创力后，资本家为他们服务；而中国恰恰相反。我们的情况是知识本身不值钱（原创不值钱），原创变成服务性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把它放到一个主体位置上，这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
BQ：你对“抄袭”有什么看法？
W：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戏模仿我的戏写的，各方面人物关系都很像，但是我没太在意，因为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红，对我没有影响。你比如说《狮子王》，它是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故事大构架大家都在借用；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两个人王牌对决的故事在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警察和一个悍匪之间的又息息相关又相互对立的。这是一个人物关系，借用人物关系我认为问题并不大，但是你借用里面具体的戏了，这就叫抄袭。对于编剧来讲最怕的就是别人抄桥段，抄桥段等于是直接抢你的劳动果实。
“维权要有诚意，不要全用暴力”
对于编剧维权，汪海林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前他和另外两个编剧共同编写了电影《说好不分手》，片名是汪海林取的，故事来自于他个人的经历。不久，深圳影视集团拍了一部同名电视剧《说好不分手》，这让汪海林着实挠头，指出此行为等于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深圳影视集团更换名字，可对方却早已将电视剧宣传出去。
怒气填胸，汪海林要去广电总局投诉，可万万没有想到，这部电视剧的编剧竟是自己的好朋友！朋友一再解释并非自己要改的，而是制片方要求所致。如果起诉，朋友也会变成连带被告，几个人深陷尴尬处境：“他刚刚因为一次著作权纠纷打了官司，他不想再一次成为被告。变成了这种情况如果告，会把我们一个朋友送上法庭，最后我们选择放弃。一般来说，在这个侵权上我们是不会让步的，但是这个情况实在是……实际上这个事情他是没有责任的。”
汪海林由此感悟：法律无情面可谈，看来维权也要多些情商。
BQ：在你身上还发生过类似的侵权事件吗？
W：当然有！比如说《楚汉传奇》里焚书坑儒的那场戏，儒生们居然在背三字经，可那时候还没有三字经啊！这样一来，从客观上形成一个对我们评价降低的社会舆论，观众会说编剧怎么写出这么没文化的台词和戏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导演在现场没有真正的保证作品的完整权，他们有背离我们原意的、歪曲的、篡改的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权。
BQ：你的微博中提道：“编剧集体吐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不如不改。”有哪些不满？
W：第一个问题是拍摄权的取消，拍摄权取消也意味着一个拍摄许可；你拍我的东西要经过我的许可，原来在法律上有规定，而现在这条去掉了，就是说你可以不经过许可拍摄吗？！这对我们的权利是一个大大的损害。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权利并到了改编权，这样在操作中会变得更复杂，这样一来我们自己的剧本拍成电影、电视机就叫改编；这样对我们保持作品完整会有比较大的侵害。
第三个问题是编剧和导演的排序问题，从编导关系变成导编关系了，进一步扩大了现实操作中的这种情况，这样就覆盖了我们其他人的署名权，这种东西在法律上不仅没加以限制，现在反而把导演放在最前方，变成“第一作者”了。
“著作权法的修改，要符合法律逻辑”
在娱乐圈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由北大法学院毕业生创办，他们具有专业的律师资格、丰富的从业经历，致力于娱乐行业的研究；为音乐、影视、新媒体等娱乐产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服务与咨询，为贵圈保驾护航——如是娱乐法团队。
刘莐是如是娱乐法团队的创始人之一。“大四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团队，开始研究整个娱乐市场；但是我们不做诉讼，只做咨询。最初成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是想做事务所，可看到娱乐诉讼这块的爆发点并不大，不是一个有规律的市场需求而是偶然，所以因为形式决定还是做咨询。”
“在这个行业有一些诉求，这些诉求到立法意见里应该怎么落实？法律没有情感之谈，而是会听你的诉讼在法律的逻辑里面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形势而言，编剧们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现在中国影视剧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编剧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很让大家心痛的事；每一个行业中的争论和愤愤，都会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BQ：为什么编剧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R：编剧行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演员、歌手、制片人都会签署自己的经纪公司，而很少有编剧类的经纪公司，所以大多数编剧都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签约，这时候对编剧来讲，个体的劳动就很难付出一定的法律成本，没有一个行业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也使得很多编剧在维权的时候比较艰难。
BQ：你们叫“娱乐法”团队，中国有娱乐法吗？
R：哪个国家也没有一部法律叫“娱乐法”。但是娱乐市场渐渐地发展扩大，有大量的资本会盯上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壮大后，人员的流动和钱的流动需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更好地保障这个市场的发展。你只有加了这个规则它才能高效地往前运作。而我们中国现在娱乐产业处在一个需要建立规则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这个行业的壮大中，帮助这个行业里面建立一个法律体系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