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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来执政者总是想方设法对其治下的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世界上封建制度延续最长的国家，毋庸置疑在当时的社会控制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但是其对社会实施控制的精要是什么？似乎至今尚无人深究。本文梳理和挖掘我国古代先贤的社会控制思想发现：重视“预控”乃古人社会控制之精要所在。为此特整理述评古人预控思想八大精要之点，以期对当代的社会管理创新有所裨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BSH031）“在我国社会管理体系中建立前馈控制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 社会控制 预控 古代管理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无论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或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总是想方设法来对自己治下的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世界上封建制度延续最长的国家，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控制上是最成功的国度之一。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艺术或政治智慧，其精要是什么？今天的社会管理者们能否从中借鉴一二？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抛开种种局限，去芜存菁、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反映统治术的典籍可谓浩如烟海，其中阐述社会控制思想的论述亦汗牛充栋，绝非一篇短文所能详述。但是笔者研究发现：古代先哲们社会控制中的预控思想，可能正是其成功实施社会控制的精要之处，同时也是今人所忽略或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的。故而本文不揣浅陋，梳理了古人社会控制“预控思想”的八大精要之处并点评如下，以飨读者。
一、逢事必占，庙算在先
对社会的预控必须以预测为前提，因而古人对预测极为重视，早在5000年前和3500年前就发明了“龟卜”和“蓍筮”的预测方法[1]。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来看，当时人们无论生老病死、出行打仗，几乎逢事必占。《礼记·中庸》中甚至把预测的重要性推崇到极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负责占卜（预测）的人地位亦是很高的，周王朝就开始在宫内设立龟官，专司预测之职，其地位不仅与御史相当，而且可以直接决定天子的言行，随时参与帝王的决策。由此可见，古时预测和预测者地位之高，预控意识之强。虽然，古人当时的“神灵性预测”方法[2]是愚昧的，但其努力预知吉凶，趋利避害的预控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古人逐渐摈弃愚昧的神灵性预测方法，经由经验性预测向趋于科学的哲理性预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庙算在先”的思想，对预控特别具有启迪意义。《孙子兵法·计篇》深刻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3]什么是“庙算”？曹操在《十一家注孙子》中说就是“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 孙子还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察”什么？也就是“计于庙堂”的内容是什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察需要预控的主要因素。孙子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五事七计”（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在2000多年前就能对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提出这样系统的预控措施，不能不令今人感佩和汗颜。孙子这种谨察慎战，预算胜负，通过庙算实施预先控制的做法和思想精髓，应该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管理必须认真领悟的。
二、采诗考政，体察民意
言为心声，行由心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解民众的想法，随时掌握民意，对于治理国家，控制民众的行为，是实施有效社会控制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统治者们为了了解民意，观察时政得失，以便更好地实施社会控制，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设有一种被称之为“采诗”的民意调查制度，其具体做法就是在朝廷中设立一种叫“采诗官”的职务，并派这些人常年巡游各地，专门在民间采集歌谣民谚，汇编成集并层层上报。[1]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的。例如其中脍炙人口的《魏风·硕鼠》，[2]现在的人们把它当成先秦文学作品，而在当时，却是被当作一条反映当地民意的信息来收集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古代王朝“采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繁荣文学创作，而是为了了解民意，以观政治之厚薄，为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服务。
采诗，谓采取怨刺之诗也。当时周王朝设置的这种采诗制度，可以说是现代民意调查制度和当代舆情调查制度的渊源所在。这种制度在前馈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采诗官》中得到很好的佐证：
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門兮九重闭。/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预控措施和办法，我国周代的“采诗制度”，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古人主张一旦发现事情的微动之几，便应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不要待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时才手忙脚乱被动应对；同时还认为：如果能够在管理活动之初就注意研究并把握各种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扰动因素，便能掌控事物运行全过程的主动权，从而获得管理的成功。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易经》和《韩非子》等典籍中。
《易·系辞下》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3]这里所谓的“几”，就是事物过程之初刚刚显露出的端倪、征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即将或者有可能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而这些扰动因素又往往只是一种细微的变动即微动之几，不仅不易为人所察觉，而且或吉或凶之后果却又蕴含其中。因此要想把握这些微动之几，就必须注重“研几”即对那些将输入系统的微小变量进行分析研究。《易·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4]这就是说，凡是成功的管理者都是注重“研几”的，只有把握了微动之几，才能实施前馈控制，才能“成天下之务”。 这种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前馈控制思想在韩非子那里有着更为生动的体现：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5]
这个故事说明，任何败局的形成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隐匿向显著发展的过程，而败局的形成往往有多次实施预控的机会。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至肌肤，由肌肤而至肠胃，由肠胃而至骨髓，终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正是因为他没有“见几而作”，听从扁鹊实施“预控”的建议：病在表皮，用药物热敷可治；病在肌肉，用针灸可治；病在肠胃，用火剂可治；病在骨髓，那就没有办法了。
四、未乱先治，图难于易
为什么要“见几而作”？2500年前的大哲学家老子深刻指出：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徵易散。”[1]意思是说：当事物尚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容易掌握；当事物尚未显露出变化征兆的时候，易于谋划；当事物尚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易于溶解，当事物尚处于细微阶段时，易于消散。老子在这里深刻地表达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辩证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以极小的管理成本取得成功的思路，这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老子这种主张未乱而先防先治的思想，其实就是对现代前馈控制理论的精彩诠释。
老子这种未乱先治，图难于易的前馈控制思想，在古代中医学中亦有极其精彩的反映。中医认为：病在几微之际难知而易治，一旦昭著则易知而难治。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邪内之至也，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3]意思是说，病在皮毛，证候不明显，非精细观察不可能得知，如果及时治疗，病变初起即除，自然不会深入扩散。否则，入于肌肤，转而筋脉，而六腑，直至侵入五脏，使人处于半死半生之危地，即使得以存活，元气已经备受损伤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4]这里以“渴而穿井”作喻，来表现凡事不能谋划在先、临时抱佛脚的窘态。而西方现代医学也证明，人类很多疾病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只是缺水而已，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去饮水。二者虽不在同一层次，却也相互印证。张介宾说：“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5]微者，动之几也，病未形而及时治之，用力少而成功多。
五、曲突徙薪，预控为重
危机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往往寓于必然性之中。因此古人主张在管理活动中要大胆假设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事先采取措施以防不测，而且更为深刻的是，古人认为这种事先的预防与预控，要比事后的应急补救更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汉书·霍光传》所记载的“曲突徙薪”故事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弗牛酒，弱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6]
这个故事所讲的是一个更加典型的预控措施，而且把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的优劣和重要性做了鲜明的比较：把烟囱改弯不使火星窜出，使柴草远离烟囱不使接触火源，是防止火灾发生的预先控制；发生火灾，再去救火，是事后控制。结论是评论功劳，首先应当奖励提出“曲突徙薪”预控建议的人，而不是事后救火被烧伤的人。唐末诗人周昙曾就此事大发感慨：“曲突徙薪不谓贤，焦头烂额飨盘筵。时人多是轻先见，不独田家国亦然。”[7]联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我们奖励了多少“救火英雄”、“抗洪英雄”、“抗震英雄”……但至今我们还没听说过奖励名目中有过“防火英雄”、“防洪英雄”、“防震英雄”……中央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连续四次全会中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可是在近十年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奖励过那些在“预警”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人，而是把“应急”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在我们的管理文化中的大多数情形是：当危機处置成功后，参与处理危机者往往得到奖掖；而危机出现前的预见者，常常是不受欢迎的人。这种“重应急、轻预警”，“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思维和行为定势，造成一种很不好的管理文化氛围。“若嘉徙薪客，祸乱何由生”。曲突徙薪的故事的确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六、先戒为宝，宁可虚防
事后控制的最大缺陷是在问题出现到问题得到控制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差，在这个时滞中，“问题”的量和质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尤其是对“大滞后系统”，[8]事后控制甚至很难奏效，而且常常就成了“马后炮”。但是事后控制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其“实在性”或“确定性”。相反，预先控制虽能防患于未然，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其“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事先防备的事件并不一定实际会发生，或者说即便会发生，概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预先控制的投入成本值不值的问题，对于官员来说就是投入后如何产生“政绩”的问题。因此较短的治政周期（一般是五年换届，最长不得连任两届）和较长的危机发生周期（一般是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其结果是多数管理者采取短期行为，将管理资源主要投入见效快的所谓“政绩工程”，而对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危机的出现心存侥幸。对此《吴子》、《心书》和《兵经》等古籍中的观点应引以为戒。 《吴子》：“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1]三国时期，诸葛亮集政治家与军事家智慧于一身，著《心书》警示人们：“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2]《左传》讲：“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3]《盐铁论·卷八》讲“事不预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宋代许洞《虎钤经·三才随用》讲“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4]《兵经》认为：古人指挥部队作战，历经千险，平安无患，并不一定都有超群出奇的智谋，不过能预先有所准备罢了。如果做了预案而敌人并未来犯，也不必遗憾：“宁使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实尝。”[5]古人这些对于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的利弊权衡，应该值得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者效仿。
七、不战而胜，先发制人
事后控制方式的最大问题是控前损失无法挽回；预控是事先控制，其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不战而胜。《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公认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而且将其引申到社会管理中来，亦同样具有深邃的启发和创意。“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以此审视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我们年复一年地何止要处理成百上千起突发事件，可是按照孙子的观点，对这众多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并非是“善之善者”；而能够预先采取措施，不使这些突发事件发生，才称得上是“善之善者”。
不战而胜的命题中包含先发制人的意蕴，或者说欲求不战而胜必须先发制人。《兵经》将先发制人归纳为“四先”：“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籌，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子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7]《兵经》这里所说的以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的思想，不仅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高度契合，而且进一步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先天之机。扪心反思，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中又该如何去把握这些预控先机呢？
八、仿真模拟，推演结局
在古代预控的思想和实践中，真正使预控的方法向实证方向推进的是墨子。《墨子·公输篇》记载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具有典型意义。这个故事大致如下：
公元前440年，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撞车、飞石等攻城器械，准备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就从齐国来到楚国会见公输盘和楚王，劝说其放弃攻打宋国的打算。但是楚王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云梯等先进武器，还是想攻打宋国。于是墨子就叫公输盘来推演攻守双方的战争过程。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公输盘九次展示攻城器械之机变，墨子九次抵御了他的进攻。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盘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听后，终于放弃了对宋国的战争。[8]
以上这个故事，从我们研究预控的角度来看，其精要之处就在于墨子采取了仿真模拟，预先推演战争结局的方法：“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9]最后迫使楚王终于放弃攻宋。这个发生在中国2400多年前的故事，可以看做是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基础上的兵棋推演和电子仿真方法的源头。
抚今追昔，细细揣摩这些穿越数千年历史的预控思想精髓，不难发现其对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启迪意义。诚然，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具有巨大的差别，古人的预控智慧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其强烈的超前控制意识及其睿智哲思，仍会对今人有所裨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BSH031）“在我国社会管理体系中建立前馈控制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 社会控制 预控 古代管理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无论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或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总是想方设法来对自己治下的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世界上封建制度延续最长的国家，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控制上是最成功的国度之一。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艺术或政治智慧，其精要是什么？今天的社会管理者们能否从中借鉴一二？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抛开种种局限，去芜存菁、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反映统治术的典籍可谓浩如烟海，其中阐述社会控制思想的论述亦汗牛充栋，绝非一篇短文所能详述。但是笔者研究发现：古代先哲们社会控制中的预控思想，可能正是其成功实施社会控制的精要之处，同时也是今人所忽略或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的。故而本文不揣浅陋，梳理了古人社会控制“预控思想”的八大精要之处并点评如下，以飨读者。
一、逢事必占，庙算在先
对社会的预控必须以预测为前提，因而古人对预测极为重视，早在5000年前和3500年前就发明了“龟卜”和“蓍筮”的预测方法[1]。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来看，当时人们无论生老病死、出行打仗，几乎逢事必占。《礼记·中庸》中甚至把预测的重要性推崇到极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负责占卜（预测）的人地位亦是很高的，周王朝就开始在宫内设立龟官，专司预测之职，其地位不仅与御史相当，而且可以直接决定天子的言行，随时参与帝王的决策。由此可见，古时预测和预测者地位之高，预控意识之强。虽然，古人当时的“神灵性预测”方法[2]是愚昧的，但其努力预知吉凶，趋利避害的预控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古人逐渐摈弃愚昧的神灵性预测方法，经由经验性预测向趋于科学的哲理性预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庙算在先”的思想，对预控特别具有启迪意义。《孙子兵法·计篇》深刻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3]什么是“庙算”？曹操在《十一家注孙子》中说就是“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 孙子还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察”什么？也就是“计于庙堂”的内容是什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察需要预控的主要因素。孙子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五事七计”（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在2000多年前就能对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提出这样系统的预控措施，不能不令今人感佩和汗颜。孙子这种谨察慎战，预算胜负，通过庙算实施预先控制的做法和思想精髓，应该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管理必须认真领悟的。
二、采诗考政，体察民意
言为心声，行由心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解民众的想法，随时掌握民意，对于治理国家，控制民众的行为，是实施有效社会控制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统治者们为了了解民意，观察时政得失，以便更好地实施社会控制，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设有一种被称之为“采诗”的民意调查制度，其具体做法就是在朝廷中设立一种叫“采诗官”的职务，并派这些人常年巡游各地，专门在民间采集歌谣民谚，汇编成集并层层上报。[1]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的。例如其中脍炙人口的《魏风·硕鼠》，[2]现在的人们把它当成先秦文学作品，而在当时，却是被当作一条反映当地民意的信息来收集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古代王朝“采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繁荣文学创作，而是为了了解民意，以观政治之厚薄，为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服务。
采诗，谓采取怨刺之诗也。当时周王朝设置的这种采诗制度，可以说是现代民意调查制度和当代舆情调查制度的渊源所在。这种制度在前馈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采诗官》中得到很好的佐证：
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門兮九重闭。/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预控措施和办法，我国周代的“采诗制度”，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古人主张一旦发现事情的微动之几，便应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不要待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时才手忙脚乱被动应对；同时还认为：如果能够在管理活动之初就注意研究并把握各种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扰动因素，便能掌控事物运行全过程的主动权，从而获得管理的成功。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易经》和《韩非子》等典籍中。
《易·系辞下》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3]这里所谓的“几”，就是事物过程之初刚刚显露出的端倪、征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即将或者有可能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而这些扰动因素又往往只是一种细微的变动即微动之几，不仅不易为人所察觉，而且或吉或凶之后果却又蕴含其中。因此要想把握这些微动之几，就必须注重“研几”即对那些将输入系统的微小变量进行分析研究。《易·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4]这就是说，凡是成功的管理者都是注重“研几”的，只有把握了微动之几，才能实施前馈控制，才能“成天下之务”。 这种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前馈控制思想在韩非子那里有着更为生动的体现：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5]
这个故事说明，任何败局的形成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隐匿向显著发展的过程，而败局的形成往往有多次实施预控的机会。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至肌肤，由肌肤而至肠胃，由肠胃而至骨髓，终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正是因为他没有“见几而作”，听从扁鹊实施“预控”的建议：病在表皮，用药物热敷可治；病在肌肉，用针灸可治；病在肠胃，用火剂可治；病在骨髓，那就没有办法了。
四、未乱先治，图难于易
为什么要“见几而作”？2500年前的大哲学家老子深刻指出：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徵易散。”[1]意思是说：当事物尚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容易掌握；当事物尚未显露出变化征兆的时候，易于谋划；当事物尚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易于溶解，当事物尚处于细微阶段时，易于消散。老子在这里深刻地表达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辩证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以极小的管理成本取得成功的思路，这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老子这种主张未乱而先防先治的思想，其实就是对现代前馈控制理论的精彩诠释。
老子这种未乱先治，图难于易的前馈控制思想，在古代中医学中亦有极其精彩的反映。中医认为：病在几微之际难知而易治，一旦昭著则易知而难治。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邪内之至也，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3]意思是说，病在皮毛，证候不明显，非精细观察不可能得知，如果及时治疗，病变初起即除，自然不会深入扩散。否则，入于肌肤，转而筋脉，而六腑，直至侵入五脏，使人处于半死半生之危地，即使得以存活，元气已经备受损伤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4]这里以“渴而穿井”作喻，来表现凡事不能谋划在先、临时抱佛脚的窘态。而西方现代医学也证明，人类很多疾病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只是缺水而已，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去饮水。二者虽不在同一层次，却也相互印证。张介宾说：“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5]微者，动之几也，病未形而及时治之，用力少而成功多。
五、曲突徙薪，预控为重
危机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往往寓于必然性之中。因此古人主张在管理活动中要大胆假设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事先采取措施以防不测，而且更为深刻的是，古人认为这种事先的预防与预控，要比事后的应急补救更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汉书·霍光传》所记载的“曲突徙薪”故事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弗牛酒，弱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6]
这个故事所讲的是一个更加典型的预控措施，而且把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的优劣和重要性做了鲜明的比较：把烟囱改弯不使火星窜出，使柴草远离烟囱不使接触火源，是防止火灾发生的预先控制；发生火灾，再去救火，是事后控制。结论是评论功劳，首先应当奖励提出“曲突徙薪”预控建议的人，而不是事后救火被烧伤的人。唐末诗人周昙曾就此事大发感慨：“曲突徙薪不谓贤，焦头烂额飨盘筵。时人多是轻先见，不独田家国亦然。”[7]联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我们奖励了多少“救火英雄”、“抗洪英雄”、“抗震英雄”……但至今我们还没听说过奖励名目中有过“防火英雄”、“防洪英雄”、“防震英雄”……中央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连续四次全会中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可是在近十年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奖励过那些在“预警”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人，而是把“应急”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在我们的管理文化中的大多数情形是：当危機处置成功后，参与处理危机者往往得到奖掖；而危机出现前的预见者，常常是不受欢迎的人。这种“重应急、轻预警”，“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思维和行为定势，造成一种很不好的管理文化氛围。“若嘉徙薪客，祸乱何由生”。曲突徙薪的故事的确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六、先戒为宝，宁可虚防
事后控制的最大缺陷是在问题出现到问题得到控制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差，在这个时滞中，“问题”的量和质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尤其是对“大滞后系统”，[8]事后控制甚至很难奏效，而且常常就成了“马后炮”。但是事后控制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其“实在性”或“确定性”。相反，预先控制虽能防患于未然，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其“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事先防备的事件并不一定实际会发生，或者说即便会发生，概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预先控制的投入成本值不值的问题，对于官员来说就是投入后如何产生“政绩”的问题。因此较短的治政周期（一般是五年换届，最长不得连任两届）和较长的危机发生周期（一般是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其结果是多数管理者采取短期行为，将管理资源主要投入见效快的所谓“政绩工程”，而对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危机的出现心存侥幸。对此《吴子》、《心书》和《兵经》等古籍中的观点应引以为戒。 《吴子》：“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1]三国时期，诸葛亮集政治家与军事家智慧于一身，著《心书》警示人们：“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2]《左传》讲：“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3]《盐铁论·卷八》讲“事不预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宋代许洞《虎钤经·三才随用》讲“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4]《兵经》认为：古人指挥部队作战，历经千险，平安无患，并不一定都有超群出奇的智谋，不过能预先有所准备罢了。如果做了预案而敌人并未来犯，也不必遗憾：“宁使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实尝。”[5]古人这些对于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的利弊权衡，应该值得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者效仿。
七、不战而胜，先发制人
事后控制方式的最大问题是控前损失无法挽回；预控是事先控制，其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不战而胜。《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公认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而且将其引申到社会管理中来，亦同样具有深邃的启发和创意。“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以此审视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我们年复一年地何止要处理成百上千起突发事件，可是按照孙子的观点，对这众多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并非是“善之善者”；而能够预先采取措施，不使这些突发事件发生，才称得上是“善之善者”。
不战而胜的命题中包含先发制人的意蕴，或者说欲求不战而胜必须先发制人。《兵经》将先发制人归纳为“四先”：“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籌，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子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7]《兵经》这里所说的以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的思想，不仅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高度契合，而且进一步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先天之机。扪心反思，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中又该如何去把握这些预控先机呢？
八、仿真模拟，推演结局
在古代预控的思想和实践中，真正使预控的方法向实证方向推进的是墨子。《墨子·公输篇》记载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具有典型意义。这个故事大致如下：
公元前440年，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撞车、飞石等攻城器械，准备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就从齐国来到楚国会见公输盘和楚王，劝说其放弃攻打宋国的打算。但是楚王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云梯等先进武器，还是想攻打宋国。于是墨子就叫公输盘来推演攻守双方的战争过程。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公输盘九次展示攻城器械之机变，墨子九次抵御了他的进攻。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盘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听后，终于放弃了对宋国的战争。[8]
以上这个故事，从我们研究预控的角度来看，其精要之处就在于墨子采取了仿真模拟，预先推演战争结局的方法：“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9]最后迫使楚王终于放弃攻宋。这个发生在中国2400多年前的故事，可以看做是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基础上的兵棋推演和电子仿真方法的源头。
抚今追昔，细细揣摩这些穿越数千年历史的预控思想精髓，不难发现其对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启迪意义。诚然，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具有巨大的差别，古人的预控智慧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其强烈的超前控制意识及其睿智哲思，仍会对今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