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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的故事雏形来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但从小说到电影,已经是两样的故事。
小说《陆犯焉识》里,严歌苓写了一个洋派、浪漫、又有点儿促狭的小资男人,性格里有那种“抠抠搜搜”的东西,大量的笔墨花在文革和劳改上,世故人心的东西非常多。
连爱情也不是那么纯粹。两人在心智性情上并不般配,勉强成了家,一个巴结,一个嫌弃,直到情随事迁,两人老了,变故才让他们走到一起。
张艺谋不想要这样的复杂和世故。
2012年正月初三,邹静之第一次看完原小说,也感觉“人物多”“跨度大”“传奇性”,这么个故事,整理成剧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写。
离开拍还早,张艺谋想法也多,想弄个“上下集”的电影,上集讲犯人从劳改农场逃跑,下集讲文革后犯人回归家庭和感情,用两部电影说感情这个事情。
一稿很快完成,上集两人“相认不相见”,讲陆焉识从农场逃回家,人物也多,大女儿、小女儿、儿子,互相牵制,复杂纠葛;下集则是“相见不相认”,说的是老年人的爱情。
看到剧本时张艺谋很激动,但明显对后一半兴趣更大,左思右想,最后,他让邹静之改一改,“合成一个电影”,他说,“要那种气”。
这是说情绪那一类的东西。他希望片子能更纯粹些,人物不要那么多,最终,人物慢慢减到只留3个人:陆焉识,冯婉喻,女儿丹丹。
编剧史航跟了几次电影剧本的策划会,关于调整的真实动机,会上没有说及,他只知道到张艺谋一直在调。但《归来》最后的剧本中,这个以文革为故事基础的电影与文革直接相关的内容被减至极少。
于是,陆焉识从复杂简化成了一个忠贞的人,教养好、有尊严、坚持,他始终爱着妻子,性格里没有缺点。
邹静之说,这减少当中含着不少的主动,他和张艺谋都到了“人书俱老”的年纪,人老了,做的东西也老了,比起真实的故事,他觉得呈现高贵的、荣誉一类的东西来得更要紧些,“天下芸芸众生那么多,我凭什么要关注一些我不愿意关注的东西?”
从《千里走单骑》到《山楂树之恋》,再到《归来》,张艺谋在关于情感的故事里越来越简,无论故事、人物还是心理,他都在去掉一些复杂的东西。
在与乐视影业合作之初,张艺谋就和制片方达成一致:要拍有价值回归的电影。最终电影的定名是张艺谋的意思。在经历《金陵十三钗》遭价值观吐槽、与张伟平突然分手等一系列风波后,他要借《归来》这个名字,想同时表明自己对电影的态度,这两个字里加进了自己的一点情绪,对电影,也对自己。
63岁了,也经历了一些事,再回头拍片子时,他露出老实。
邹静之也62岁了,这个年龄上,他和导演一样,更想说说关于回忆、遗忘和优雅。
《归来》筹措开始,两人任何时候谈戏,门外仍然都门庭若市,多少大老板等着请张艺谋。而后来,等在门外的是无锡计生委。所有人都热切地讨论着张艺谋,内容只剩一个,他到底生了多少孩子?
而对邹静之来说,《归来》的简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两集合成一个电影后,之前的情节就显得太拥挤了,可删什么,留什么,这标准不好定。跟了剧本两年,邹静之在里面删了又改,删改、修订的长度已经是他以往剧本的4倍,仅少于他做《一代宗师》编剧的篇幅,那个达到一般电影的10倍。
“在浩如烟海的东西里往外扒拉,你放大什么,舍弃什么,怎么能弄到最后只剩三个人?”他也为难。
他说那感觉,就像收起一张大网,一些鱼会从网眼里漏下去,另一些留下来,至于“这个大网怎么收”“网眼有多大”,对他来说始终是“挺难处理的一个事儿”。
修改过程中,他和张艺谋不止一次争执,严重时两人大吵起来,一吵两个小时,各有各的坚持和妥协。
张艺谋有他自己的一套简化逻辑:“如果你能用一个比划,你就别写一句话。这类题材也不能总是老一套,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尽量用简约的东西去表现。”
他觉得这简化几乎是一种升华,不是谁都能做的。90年代,张艺谋拍的是《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人们生生死死,带股蛮力。这之后他越来越成功,人们在片子里看到很贵的东西:成吨的落叶、一地的菊花。现在那些他都想要去掉,“我也要扛得住自己的诱惑、创作心态的诱惑,那么复杂着拍,我也很拿手,不仅拿手,还屡战屡胜。”
这感觉邹静之也有,他只想说一个纯粹优雅的故事,这点“两人在一个槽上”。早年,他写过残酷的东西,知道那种东西怎么做,可岁数大了,他觉得那样不好,粗俗。
也有人说,感情应该包括人性的复杂,但邹静之不同意,“到我这个年龄,看过那么多冲破底线的事情,我知道人生里什么重要。”
他只想要高贵和尊严,只有通向这类的情节可以留下,其他都要去掉。
“网的窟窿大了,不走内心的、取悦人的东西就都漏掉了。”邹静之说。无论从故事结构还是政治尺度上,这都是一条捷径,于是人性、时代的东西没有直接出现,只是被情节暗示着。
那么合理性呢?邹静之说那太表层,“一个开电梯的人,都可以用他的生活的理论说你这个合理或不合理——合理是最肤浅的。”
于是,为了这尊严,剧本中陆焉识20年遭遇的苦难和经历对自己的改变被完全省去了,人们只看到他的隐忍。“陆焉识是有尊严的,不是一个天天伸着胳膊让人看伤口的人。”
最后,《归来》呈现了一个关于衰老和坚持的故事。陆焉识是个知识分子,文革时下放劳改,他逃跑只为了能和妻子一起逃亡;平反后回家,两人相聚了,妻子却失忆了,只忘记了他,对面不相识。
之后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唤醒和不相认。他穿回呢子大衣,弹起钢琴,为她读信……一步一步回到过去的自己,只为回到她曾经熟悉的过去,唤起记忆。
这很尴尬,她的意识已经关闭,唯一的通道就是过去的他,他只好一次一次地扮演、试探,然后失败。
张艺谋用了长镜头,大特写,没有更多背景,故事的情节简而又简。大体看来,片子是用力而诚恳的。
这故事打动了他,也打动了张昭。都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两人都经历过文革,小时候张昭总见父母吵吵闹闹,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感情,直到有次父亲突然被抓杳无音讯,整整一个月母亲坐在床上出神,早起时还是那样,木雕泥塑一般一夜没动。
他们知道这样感情故事会打动一代人。
他们相信人们那时背叛,但终会原谅,即使这原谅来得可疑,也好过怀恨,因为那样的感情不好,不高贵。
小说《陆犯焉识》里,严歌苓写了一个洋派、浪漫、又有点儿促狭的小资男人,性格里有那种“抠抠搜搜”的东西,大量的笔墨花在文革和劳改上,世故人心的东西非常多。
连爱情也不是那么纯粹。两人在心智性情上并不般配,勉强成了家,一个巴结,一个嫌弃,直到情随事迁,两人老了,变故才让他们走到一起。
张艺谋不想要这样的复杂和世故。
2012年正月初三,邹静之第一次看完原小说,也感觉“人物多”“跨度大”“传奇性”,这么个故事,整理成剧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写。
离开拍还早,张艺谋想法也多,想弄个“上下集”的电影,上集讲犯人从劳改农场逃跑,下集讲文革后犯人回归家庭和感情,用两部电影说感情这个事情。
一稿很快完成,上集两人“相认不相见”,讲陆焉识从农场逃回家,人物也多,大女儿、小女儿、儿子,互相牵制,复杂纠葛;下集则是“相见不相认”,说的是老年人的爱情。
看到剧本时张艺谋很激动,但明显对后一半兴趣更大,左思右想,最后,他让邹静之改一改,“合成一个电影”,他说,“要那种气”。
这是说情绪那一类的东西。他希望片子能更纯粹些,人物不要那么多,最终,人物慢慢减到只留3个人:陆焉识,冯婉喻,女儿丹丹。
只想说一个纯粹优雅的故事
编剧史航跟了几次电影剧本的策划会,关于调整的真实动机,会上没有说及,他只知道到张艺谋一直在调。但《归来》最后的剧本中,这个以文革为故事基础的电影与文革直接相关的内容被减至极少。
于是,陆焉识从复杂简化成了一个忠贞的人,教养好、有尊严、坚持,他始终爱着妻子,性格里没有缺点。
邹静之说,这减少当中含着不少的主动,他和张艺谋都到了“人书俱老”的年纪,人老了,做的东西也老了,比起真实的故事,他觉得呈现高贵的、荣誉一类的东西来得更要紧些,“天下芸芸众生那么多,我凭什么要关注一些我不愿意关注的东西?”
从《千里走单骑》到《山楂树之恋》,再到《归来》,张艺谋在关于情感的故事里越来越简,无论故事、人物还是心理,他都在去掉一些复杂的东西。
在与乐视影业合作之初,张艺谋就和制片方达成一致:要拍有价值回归的电影。最终电影的定名是张艺谋的意思。在经历《金陵十三钗》遭价值观吐槽、与张伟平突然分手等一系列风波后,他要借《归来》这个名字,想同时表明自己对电影的态度,这两个字里加进了自己的一点情绪,对电影,也对自己。
63岁了,也经历了一些事,再回头拍片子时,他露出老实。
邹静之也62岁了,这个年龄上,他和导演一样,更想说说关于回忆、遗忘和优雅。
《归来》筹措开始,两人任何时候谈戏,门外仍然都门庭若市,多少大老板等着请张艺谋。而后来,等在门外的是无锡计生委。所有人都热切地讨论着张艺谋,内容只剩一个,他到底生了多少孩子?
而对邹静之来说,《归来》的简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两集合成一个电影后,之前的情节就显得太拥挤了,可删什么,留什么,这标准不好定。跟了剧本两年,邹静之在里面删了又改,删改、修订的长度已经是他以往剧本的4倍,仅少于他做《一代宗师》编剧的篇幅,那个达到一般电影的10倍。
“在浩如烟海的东西里往外扒拉,你放大什么,舍弃什么,怎么能弄到最后只剩三个人?”他也为难。
他说那感觉,就像收起一张大网,一些鱼会从网眼里漏下去,另一些留下来,至于“这个大网怎么收”“网眼有多大”,对他来说始终是“挺难处理的一个事儿”。
修改过程中,他和张艺谋不止一次争执,严重时两人大吵起来,一吵两个小时,各有各的坚持和妥协。
张艺谋有他自己的一套简化逻辑:“如果你能用一个比划,你就别写一句话。这类题材也不能总是老一套,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尽量用简约的东西去表现。”
他觉得这简化几乎是一种升华,不是谁都能做的。90年代,张艺谋拍的是《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人们生生死死,带股蛮力。这之后他越来越成功,人们在片子里看到很贵的东西:成吨的落叶、一地的菊花。现在那些他都想要去掉,“我也要扛得住自己的诱惑、创作心态的诱惑,那么复杂着拍,我也很拿手,不仅拿手,还屡战屡胜。”
这感觉邹静之也有,他只想说一个纯粹优雅的故事,这点“两人在一个槽上”。早年,他写过残酷的东西,知道那种东西怎么做,可岁数大了,他觉得那样不好,粗俗。
也有人说,感情应该包括人性的复杂,但邹静之不同意,“到我这个年龄,看过那么多冲破底线的事情,我知道人生里什么重要。”
他只想要高贵和尊严,只有通向这类的情节可以留下,其他都要去掉。
“网的窟窿大了,不走内心的、取悦人的东西就都漏掉了。”邹静之说。无论从故事结构还是政治尺度上,这都是一条捷径,于是人性、时代的东西没有直接出现,只是被情节暗示着。
那么合理性呢?邹静之说那太表层,“一个开电梯的人,都可以用他的生活的理论说你这个合理或不合理——合理是最肤浅的。”
“父母的感情会打动每一代人”
于是,为了这尊严,剧本中陆焉识20年遭遇的苦难和经历对自己的改变被完全省去了,人们只看到他的隐忍。“陆焉识是有尊严的,不是一个天天伸着胳膊让人看伤口的人。”
最后,《归来》呈现了一个关于衰老和坚持的故事。陆焉识是个知识分子,文革时下放劳改,他逃跑只为了能和妻子一起逃亡;平反后回家,两人相聚了,妻子却失忆了,只忘记了他,对面不相识。
之后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唤醒和不相认。他穿回呢子大衣,弹起钢琴,为她读信……一步一步回到过去的自己,只为回到她曾经熟悉的过去,唤起记忆。
这很尴尬,她的意识已经关闭,唯一的通道就是过去的他,他只好一次一次地扮演、试探,然后失败。
张艺谋用了长镜头,大特写,没有更多背景,故事的情节简而又简。大体看来,片子是用力而诚恳的。
这故事打动了他,也打动了张昭。都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两人都经历过文革,小时候张昭总见父母吵吵闹闹,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感情,直到有次父亲突然被抓杳无音讯,整整一个月母亲坐在床上出神,早起时还是那样,木雕泥塑一般一夜没动。
他们知道这样感情故事会打动一代人。
他们相信人们那时背叛,但终会原谅,即使这原谅来得可疑,也好过怀恨,因为那样的感情不好,不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