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砍杀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除了哀悼逝者、严惩凶手、加强医院防范措施外，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些机制性的问题。
　　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医疗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初步建立了全民医保制度。随着医保制度的发展，个人直接医疗支出占了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快速下降，从2003年的58.3%，下降到了2011年的 34.8%。这一比例已经与巴西、墨西哥、韩国等中等收入国家接近。
　　然而，就在全民医保制度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曾隐隐担忧未来的医患关系是否会更加紧张。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担忧：全国的门（急）诊量从2003年的21.0亿人次上升到了2012年的68.9亿人次，上升了近2.3倍；住院量从2003年的6092万人次上升到了2012年的17812万人次，上升了1.9倍。但是，同期全国医疗机构的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从186.8万人增长到261.6万人，仅增长40%，医院床位数从227.0万张增长到416.1万张，仅增长83.3%。从统计数据可以推测，如果说十年前我们面临看病难的问题，那么十年后的今天看病一定会更难。但是，没想到医疗服务的供求矛盾会以砍杀医生这种惨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许多人都承认中国医疗资源不足且配置不合理，也许很少有人能相信资源配置扭曲会造成人性扭曲，并进一步引发凶杀事件。但是，理性分析及大医院就医的体验都告诉我们，这种资源配置扭曲确实会增加医患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医疗资源不足必然会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如果在普通的市场，供方可以提高价格，把支付能力相对较弱的需方排除出去，缓解供求矛盾。但是中国的医疗服务是一项福利事业，医院没有权力提高价格。在资源不能增加，价格也不能提高的情况下，排队是解决供求矛盾的办法。但是我国的医院缺乏合理的、透明的排队规则。如果有患者连续多日早起去排队，结果都没排上号，难免会产生焦急、失望的情绪。
　　另外，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形成了“集中看病”的现象，使得医院成为各种不良情绪的集中点。尽管许多大医院的门诊大厅和住院大楼不断扩张，但医院里仍然人满为患，病人即使拿到了号，也往往需要排上一天的队，才能看完医生做完检查。把这么多怀着焦虑情绪和不满情绪的患者及家属集中在一起，发生争执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因此，一位病人从挂号到看到专家、到住院、到完成手术，除了付出医疗费用外，还需要付出巨大的体力上和精神上的代价，以及黑市交易的经济成本。无怪乎，某著名医院曾组织了医务人员体验病人就医的活动，参加体验活动的医务人员无不感叹“病人真是太苦了！”
　　反过来再看医务人员的境况。面对候诊大厅里满屋的患者，医生只能尽可能加快问诊和检查的速度，即使这样，许多医生经常到下班时间还无法看完已经挂号的病人，还得继续加班。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难以给每个患者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医患之间的摩擦变成冲突的概率就上升了。
　　增加资源投入并优化资源配置需要的机制，中央在医改相关文件中已经多次重申，即在宏观上，开放医疗服务市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办医；在微观上，落实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给予其自主决策的权力。
　　既然医疗服务市场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一旦市场准入放宽，必定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投资。缓解供求矛盾将在总体上缓解医患关系。另外，精明的医院投资人和管理人员一定不会简单地复制出更多的门诊大厅和病房大樓，进行集中看病，而是会进行连锁经营。一位大医院的院长曾说过，大医院更有动力开办一些社区诊所，这样可以提高医院的经营效率，并放大医院的品牌效应。如果大医院有许多“触角”伸到社区，那么就可以在社区进行分诊，就地治疗大部分轻病人，而把少数重病人送到医院治疗。这时，大医院本部的门诊可以缩小规模，甚至可以取消了。如果患者可以分散在社区就医，那么其就医的精神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医务人员受到的压力也将大大减轻。
　　然而，近年来，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大力投入，为什么没有实现“小病进社区”的目标？理由很简单，目前的社区医疗机构既不是大医院开办的，也不是大专家开办的，没有技术支持，也没有品牌效应，无法获得患者的信赖。患者一旦具有经济能力，一定还会跑到大医院去就医。
　　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机制上的改善，仅凭巨额的公共投入买不来和谐的医患关系。只有引入市场机制，让医院决策者以患者的需求为导向来配置医疗资源，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