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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困难、偏僻、边缘的处境，他还在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撑着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越可见钱穆在传承中国文化上面的坚持。所以这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
2016年5月6日，太湖之滨。
一辆车穿过长桥，前往湖畔的俞家渡村，那里安放着钱穆的骨灰。89岁的叶龙，钱穆当年的学生，一路询问村民，竟无一人知晓钱穆是何人，有村民想起偶而来此的拜谒者，指向临湖的石皮山，“你说的是那个台湾人的墓吧，在那里。”
数百米之外，钱穆墓地安放在山之高处。
叶龙颤颤巍巍地走了半个小时。
绕墓三匝后，在碑前，叶龙速速写下一封短信，虽年事已高，但他写字仍然快而清晰，信里，叶龙告诉钱穆，他的书又要出版的情况。写毕，他毕恭毕敬地诵读一遍，然后将信夹在新书里，端放墓前。
书皮是钱穆的特写，油画风格。头发灰白，身体微侧，露一角青衫，姿态像在路口回望，又像凝视。
在黑框眼镜之后，钱穆眼睑红肿，目光深情而沉痛。
书名是《中国文学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副标题：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
墓地的四周开阔，面朝太湖，烟波中一二孤帆。
5月27日，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新书发布会与研讨会如期举行。钱穆的往事又一次被提起。
1931年，钱穆，这个中学教员因写下《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扬名学界。
该文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此文刊出，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钱穆被顾颉刚邀请至燕京大学做教授。
司徒雷登在家设宴招待这位新同事。司徒雷登问钱穆到校的第一印象，钱穆直言“燕大在教会大学中以最中国化而闻名，但一进入校门，就看见‘M’楼、‘S’楼（此为美国捐资人姓名首字母命名），这哪有中国化？应用中国名称才对。”
满座默然。
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于是，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之湖，大家竞相命名，终无定论，钱穆遂取名“未名湖”。
钱穆北上的第一件事，就体现了他的“中国化”立场，而与“穆”楼对应的“适”楼，所指的胡适之，成为钱穆余生的假想敌。
1931年，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影响还未散去，也正是学界正式开始进入20年学术专业化的过程，而钱穆反其道行之，他的追求是成为“通人”。
抗战之前，钱穆还能与主流学派保持和而不同的状态。
1937年以后，民族意识高涨，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中著名的“温情敬意”论，引起巨大波澜。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虽未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集中表现为重视考据、主張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
1943年10月12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震动一时，但后果同样超出了钱穆的想象。
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使命，诸校复学。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重启教授聘书，钱穆未在其列，这成为他淡出主流学界的标志。
1948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81位院士名单，钱穆再次落选。
至于落选原因，他的学生严耕望在日后分析为，“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
这位旧学人，开始了他的学术流浪，或者说，开始了他孤独的抗争。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社论。其中写道“对于这些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后，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胡适与傅斯年随国民政府远去台湾，钱穆自当不愿跟随。
在写给吕思勉的信中，钱穆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这个“南国”就是香港。
作家龙应台认为香港得利于它“边陲体系”的缺点，主体的大力量到此鞭长莫及，同时又在西方的外推中，不小心地完成了现代化进程。
香港，此时变成了南海尽头的一只口袋，一个逃生门。
短短几年，超过170万人士流亡涌了进来。
钱穆
在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的青年无书可读，就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随后，钱穆在《新亚书院概况序言》中称：“新亚书院是一所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下，负有特殊的意义与使命而创设的学校。”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原在论文《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找到了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亚书院概况》：“大学国文8学分，本课程与《历代文选》相辅而行;《历代文选》6学分，本课程依时代之先后，选录名家代表作品，以见文章升降变迁之迹，为学子示范之用。首选三代文字，次及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六朝之骈体，唐宋元明之散文，均择其优雅者，清代骈散，均岸然入古，故以殿矣。”
陈平原在文中分析，“这最为基础的14 学分，完全不给白话文留任何余地，至于‘中国文学史’只有6 学分，本课程亦依时代为序，述文学流变之迹。从上古说起， 一直讲到明清之科举文，五四运动后之语体文。这样的课程安排，现代文学几无立锥之地。”
1963年的《新亚书院概况》显示，“大一国文8学分，大二国文6学分，大三国文6学分。总学时增加了，但后两者其实是《历代文选一》和《历代文选二》，全以周秦两汉以至元明清的名家之代表作为主。至于重点推介的12门专书选读，年代最迟的是‘韩（愈）文’。”
整个中文系的教学内容，从不涉及新文化。
学校运营颇为艰难。
1953年，叶龙进入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
他记得与钱穆相见的第一面，“一个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眉毛长得特别长，目光慈祥而有威严。蓝色的长衫内是白斜布的内衣领子，领子高出长衫许多，是老先生的做派。”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香港深水埗桂林街61至65号，上下两层的四间屋子，就是新亚书院的全部所在，我们都是因为钱穆的大名，就想做他的学生，但学生却以流民为主，没有足够的钱交学费。”
而环境也颇为窘迫，书院楼下的纺织厂，机器轰鸣;对面的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边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的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叶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学校周转艰难。在绝境之下，钱穆只好前往台湾，求助于蒋介石，最终从“总统府”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港币。当时多聘用临时的钟点教员，一周上两个钟头课，一月80元港币，钱穆则和其他教员一致，每月仅100港币，才勉强维持。香港大学数次聘请钱穆做教授，月薪给到数千元，多次被钱穆拒绝。”
其时他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涉足课目众多。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等等。
“相信中国有西式大学以来，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叶龙回忆说。
叶龙进入新亚学院的大学部以来，四年间修习了钱穆讲授的六门课程。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大学，钱穆定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叶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其中的“中文”为“中国文化”之意。今天，香港中文大学成为研究世界汉学的重镇之一。
虽然合并，但当时一度，书院还是分头教学，一直到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迁址，新亚书院方才与其他两所书院统一步调，在课程表上添加了“中国现代文学”“現代作家”及“中国近代文学”。
新亚书院少有留洋博士，偶也有在台湾接受教育的老师，但还是以曾在中国大陆教学的老师为主。
陈平原分析，“这与钱穆等人当年创建新亚的志趣有关，与新亚传统文史方面的师资力量雄厚有关，恐怕也与新亚获得台湾当局的支持有关。”
时至今日，绝大数的讲义多已失传，而得以完整流传的讲义，是难得的机缘。
1948年初，20岁的绍兴人叶龙，写得一手快字，在南京政府工作，是少尉书记。
到了这年冬天，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叶龙随国民政府先下广州，不久，又来命令要播迁重庆。
叶龙感到大局已定，他决定脱岗回家。
到家时，中共在绍兴开始缉捕托洛茨基派，一位托派在叶龙家留藏了一包信，后被翻出。叶龙只好继续逃亡，到了湖南沅陵，隐姓埋名在一家酱园做学徒，前途渺茫。
偶然间，叶龙在香港《周末报》上看到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情况，他决定以身试险，徒步下韶关，夜过深圳，到香港时，已经是1950年的年初。
难民营人满为患，于是，他被拒之门外。他投奔到一个培训牧师的圣经学校。
叶龙记得，钱穆备课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讲课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三小时也是常事。“他讲得慢，在讲台上踱步，走过来讲一句，走过去再讲一句。我记起笔记来很容易。”
相比其他广东来的同学，叶龙容易听懂钱穆的无锡官话，不像他们“听过三四节课才刚能听懂一两成”，而少尉书记的工作经验又增加了笔记的准确度。
正因学生多来自流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钱穆先生在相关课程上也相应地降低了难度。使得学者对于讲稿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钱穆学养水准持保守态度。
从1953年开始，叶龙就因为写字快而准，且对浙江口音无障碍，被指派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
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记忆所及，替钱师作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钱穆还要求定时检查笔记。叶龙得了75分，全班最高，打分的是助教余英时，“之所以扣分，是因为余英时说我只知道记录钱先生笔记，其他参考书看得不够。”叶龙笑道。 1967年，钱穆移居台湾。
早在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就同意将钱穆选为院士，最终却没有通过，4年后，胡适离世。
1967年，中央研究院全票通过选举钱穆为院士。
然而这一结果却遭到钱穆拒绝，“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
20年过去，愤恨未消。
到了1968年，在钱穆学生严耕望的斡旋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
钱穆视力尚佳时，叶龙曾先后十多次从课程笔记中摘出百余条寄给老师修改。钱穆总是很热心地改正后寄还。
因为工作关系，叶龙每年有两三次前往台湾交流学习，都会去拜访钱穆。
1990年7月底，是叶龙最后一次看望钱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先生已不能长谈，只能笑一下，或者点头回应我，身体状态已经很坏了。”
8月30日，这天台风袭击台北，钱穆谢世。
1991年，钱穆的骨灰回迁无锡，了结了他落叶归根的遗愿。
95岁人生，他留下著作80余部，1700万言。
看钱穆一生的重要路径，是从无锡起家，扬名北平，与新文化分道于重庆，流连于西南诸校，后流亡香港十六年，暮年居台湾，最终葬于太湖之滨，走的是一个始终与求新求变的潮流相逆的逆时针方向。
台湾学者龚鹏程在钱穆悼文中写道：“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学者余英时在给老师钱穆的挽联中写道：“一生为故国招魂。”
叶龙遂把这些“讲学粹语”寄往台北《中央日报》刊出，那是叶龙最后一次为钱穆做授课记录。
1956年以后，叶龙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但这些笔记，始终保存完整，被他视如珍宝。2013年，叶龙重新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出版，获得社会关注。
2016年，叶龙的第二部笔记，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也顺利出版。
讲稿从《诗经》开头，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束。共31章，12万余字，内容并不丰厚，多以梳理线索为主。
陈平原认为，“在当时新亚书院的课程安排中，中国文学史在大学国文，和历代文选之后，所以这本书更多是梳理大致线索，文学作品的分析很简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为钱穆《中国文学史》作序说，“笔录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讲稿中，钱穆先生对不同时期的名人佳作如数家珍，且性情毕见于评论。
钱穆评价孔子：“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还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钱穆先生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先生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书中始终有个假想敌，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早在胡钱二人的北大时期，由于彼此在中国文学上的分歧，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并明确表示，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有益，合写一本则不行。
在这本讲稿中，钱穆多次提及胡适，少有褒扬，更多是批评，比如钱穆讲到他很推崇的建安文学一节，就说道，“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胡适说：‘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对此人觉得有趣，且万分同情。……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學帮助，来吸引感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在最后一章结论中，钱穆写道“今日如有人说，某人思想落伍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落伍了，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号只是政治运动的玩意儿。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有只研究一种的，而忽略其他的重要方面，如胡适之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其占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极小，不解决此问题，对文学史没有影响。”
“《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本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动。”陈平原评价说，“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斯年主流学术人士相比，钱穆显得并不主流。（今天我们认为他了不起，那是因为近二十年以来，整个中国思想学术潮流越来越往后退，我们才会这么来看待钱穆的贡献。）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和这种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钱穆是一位有大关怀的学者，成为历史学家，并非他的夙愿，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诸如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文》，里面分十二个类，有哪一个学者，能用二十万字把整个中国讲进去。在一个学术专业化的时代，敢逆潮流，用自己的努力让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多一点点兴趣，这是令人敬佩的。”陈平原说。
2016年5月6日，太湖之滨。
一辆车穿过长桥，前往湖畔的俞家渡村，那里安放着钱穆的骨灰。89岁的叶龙，钱穆当年的学生，一路询问村民，竟无一人知晓钱穆是何人，有村民想起偶而来此的拜谒者，指向临湖的石皮山，“你说的是那个台湾人的墓吧，在那里。”
数百米之外，钱穆墓地安放在山之高处。
叶龙颤颤巍巍地走了半个小时。
绕墓三匝后，在碑前，叶龙速速写下一封短信，虽年事已高，但他写字仍然快而清晰，信里，叶龙告诉钱穆，他的书又要出版的情况。写毕，他毕恭毕敬地诵读一遍，然后将信夹在新书里，端放墓前。
书皮是钱穆的特写，油画风格。头发灰白，身体微侧，露一角青衫，姿态像在路口回望，又像凝视。
在黑框眼镜之后，钱穆眼睑红肿，目光深情而沉痛。
书名是《中国文学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副标题：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
墓地的四周开阔，面朝太湖，烟波中一二孤帆。
5月27日，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新书发布会与研讨会如期举行。钱穆的往事又一次被提起。
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1931年，钱穆，这个中学教员因写下《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扬名学界。
该文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此文刊出，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钱穆被顾颉刚邀请至燕京大学做教授。
司徒雷登在家设宴招待这位新同事。司徒雷登问钱穆到校的第一印象，钱穆直言“燕大在教会大学中以最中国化而闻名，但一进入校门，就看见‘M’楼、‘S’楼（此为美国捐资人姓名首字母命名），这哪有中国化？应用中国名称才对。”
满座默然。
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于是，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之湖，大家竞相命名，终无定论，钱穆遂取名“未名湖”。
钱穆北上的第一件事，就体现了他的“中国化”立场，而与“穆”楼对应的“适”楼，所指的胡适之，成为钱穆余生的假想敌。
1931年，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影响还未散去，也正是学界正式开始进入20年学术专业化的过程，而钱穆反其道行之，他的追求是成为“通人”。
抗战之前，钱穆还能与主流学派保持和而不同的状态。
1937年以后，民族意识高涨，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中著名的“温情敬意”论，引起巨大波澜。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虽未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集中表现为重视考据、主張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
1943年10月12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震动一时，但后果同样超出了钱穆的想象。
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使命，诸校复学。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重启教授聘书，钱穆未在其列，这成为他淡出主流学界的标志。
1948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81位院士名单，钱穆再次落选。
至于落选原因，他的学生严耕望在日后分析为，“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
这位旧学人，开始了他的学术流浪，或者说，开始了他孤独的抗争。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社论。其中写道“对于这些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后，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胡适与傅斯年随国民政府远去台湾，钱穆自当不愿跟随。
在写给吕思勉的信中，钱穆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这个“南国”就是香港。
作家龙应台认为香港得利于它“边陲体系”的缺点，主体的大力量到此鞭长莫及，同时又在西方的外推中，不小心地完成了现代化进程。
香港，此时变成了南海尽头的一只口袋，一个逃生门。
短短几年，超过170万人士流亡涌了进来。
在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的青年无书可读，就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随后，钱穆在《新亚书院概况序言》中称：“新亚书院是一所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下，负有特殊的意义与使命而创设的学校。”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原在论文《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找到了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亚书院概况》：“大学国文8学分，本课程与《历代文选》相辅而行;《历代文选》6学分，本课程依时代之先后，选录名家代表作品，以见文章升降变迁之迹，为学子示范之用。首选三代文字，次及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六朝之骈体，唐宋元明之散文，均择其优雅者，清代骈散，均岸然入古，故以殿矣。”
陈平原在文中分析，“这最为基础的14 学分，完全不给白话文留任何余地，至于‘中国文学史’只有6 学分，本课程亦依时代为序，述文学流变之迹。从上古说起， 一直讲到明清之科举文，五四运动后之语体文。这样的课程安排，现代文学几无立锥之地。”
1963年的《新亚书院概况》显示，“大一国文8学分，大二国文6学分，大三国文6学分。总学时增加了，但后两者其实是《历代文选一》和《历代文选二》，全以周秦两汉以至元明清的名家之代表作为主。至于重点推介的12门专书选读，年代最迟的是‘韩（愈）文’。”
整个中文系的教学内容，从不涉及新文化。
学校运营颇为艰难。
为钱师作笔记
1953年，叶龙进入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
他记得与钱穆相见的第一面，“一个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眉毛长得特别长，目光慈祥而有威严。蓝色的长衫内是白斜布的内衣领子，领子高出长衫许多，是老先生的做派。”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香港深水埗桂林街61至65号，上下两层的四间屋子，就是新亚书院的全部所在，我们都是因为钱穆的大名，就想做他的学生，但学生却以流民为主，没有足够的钱交学费。”
而环境也颇为窘迫，书院楼下的纺织厂，机器轰鸣;对面的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边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的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叶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学校周转艰难。在绝境之下，钱穆只好前往台湾，求助于蒋介石，最终从“总统府”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港币。当时多聘用临时的钟点教员，一周上两个钟头课，一月80元港币，钱穆则和其他教员一致，每月仅100港币，才勉强维持。香港大学数次聘请钱穆做教授，月薪给到数千元，多次被钱穆拒绝。”
其时他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涉足课目众多。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等等。
“相信中国有西式大学以来，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叶龙回忆说。
叶龙进入新亚学院的大学部以来，四年间修习了钱穆讲授的六门课程。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大学，钱穆定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叶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其中的“中文”为“中国文化”之意。今天，香港中文大学成为研究世界汉学的重镇之一。
虽然合并，但当时一度，书院还是分头教学，一直到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迁址，新亚书院方才与其他两所书院统一步调，在课程表上添加了“中国现代文学”“現代作家”及“中国近代文学”。
新亚书院少有留洋博士，偶也有在台湾接受教育的老师，但还是以曾在中国大陆教学的老师为主。
陈平原分析，“这与钱穆等人当年创建新亚的志趣有关，与新亚传统文史方面的师资力量雄厚有关，恐怕也与新亚获得台湾当局的支持有关。”
时至今日，绝大数的讲义多已失传，而得以完整流传的讲义，是难得的机缘。
1948年初，20岁的绍兴人叶龙，写得一手快字，在南京政府工作，是少尉书记。
到了这年冬天，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叶龙随国民政府先下广州，不久，又来命令要播迁重庆。
叶龙感到大局已定，他决定脱岗回家。
到家时，中共在绍兴开始缉捕托洛茨基派，一位托派在叶龙家留藏了一包信，后被翻出。叶龙只好继续逃亡，到了湖南沅陵，隐姓埋名在一家酱园做学徒，前途渺茫。
偶然间，叶龙在香港《周末报》上看到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情况，他决定以身试险，徒步下韶关，夜过深圳，到香港时，已经是1950年的年初。
难民营人满为患，于是，他被拒之门外。他投奔到一个培训牧师的圣经学校。
叶龙记得，钱穆备课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讲课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三小时也是常事。“他讲得慢，在讲台上踱步，走过来讲一句，走过去再讲一句。我记起笔记来很容易。”
相比其他广东来的同学，叶龙容易听懂钱穆的无锡官话，不像他们“听过三四节课才刚能听懂一两成”，而少尉书记的工作经验又增加了笔记的准确度。
正因学生多来自流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钱穆先生在相关课程上也相应地降低了难度。使得学者对于讲稿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钱穆学养水准持保守态度。
从1953年开始，叶龙就因为写字快而准，且对浙江口音无障碍，被指派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
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记忆所及，替钱师作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钱穆还要求定时检查笔记。叶龙得了75分，全班最高，打分的是助教余英时，“之所以扣分，是因为余英时说我只知道记录钱先生笔记，其他参考书看得不够。”叶龙笑道。 1967年，钱穆移居台湾。
早在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就同意将钱穆选为院士，最终却没有通过，4年后，胡适离世。
1967年，中央研究院全票通过选举钱穆为院士。
然而这一结果却遭到钱穆拒绝，“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
20年过去，愤恨未消。
到了1968年，在钱穆学生严耕望的斡旋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
钱穆视力尚佳时，叶龙曾先后十多次从课程笔记中摘出百余条寄给老师修改。钱穆总是很热心地改正后寄还。
因为工作关系，叶龙每年有两三次前往台湾交流学习，都会去拜访钱穆。
1990年7月底，是叶龙最后一次看望钱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先生已不能长谈，只能笑一下，或者点头回应我，身体状态已经很坏了。”
8月30日，这天台风袭击台北，钱穆谢世。
1991年，钱穆的骨灰回迁无锡，了结了他落叶归根的遗愿。
95岁人生，他留下著作80余部，1700万言。
看钱穆一生的重要路径，是从无锡起家，扬名北平，与新文化分道于重庆，流连于西南诸校，后流亡香港十六年，暮年居台湾，最终葬于太湖之滨，走的是一个始终与求新求变的潮流相逆的逆时针方向。
台湾学者龚鹏程在钱穆悼文中写道：“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学者余英时在给老师钱穆的挽联中写道：“一生为故国招魂。”
叶龙遂把这些“讲学粹语”寄往台北《中央日报》刊出，那是叶龙最后一次为钱穆做授课记录。
1956年以后，叶龙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但这些笔记，始终保存完整，被他视如珍宝。2013年，叶龙重新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出版，获得社会关注。
2016年，叶龙的第二部笔记，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也顺利出版。
见性情而有趣味
讲稿从《诗经》开头，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束。共31章，12万余字，内容并不丰厚，多以梳理线索为主。
陈平原认为，“在当时新亚书院的课程安排中，中国文学史在大学国文，和历代文选之后，所以这本书更多是梳理大致线索，文学作品的分析很简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为钱穆《中国文学史》作序说，“笔录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讲稿中，钱穆先生对不同时期的名人佳作如数家珍，且性情毕见于评论。
钱穆评价孔子：“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还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钱穆先生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先生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书中始终有个假想敌，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早在胡钱二人的北大时期，由于彼此在中国文学上的分歧，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并明确表示，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有益，合写一本则不行。
在这本讲稿中，钱穆多次提及胡适，少有褒扬，更多是批评，比如钱穆讲到他很推崇的建安文学一节，就说道，“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胡适说：‘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对此人觉得有趣，且万分同情。……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學帮助，来吸引感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在最后一章结论中，钱穆写道“今日如有人说，某人思想落伍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落伍了，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号只是政治运动的玩意儿。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有只研究一种的，而忽略其他的重要方面，如胡适之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其占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极小，不解决此问题，对文学史没有影响。”
“《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本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动。”陈平原评价说，“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斯年主流学术人士相比，钱穆显得并不主流。（今天我们认为他了不起，那是因为近二十年以来，整个中国思想学术潮流越来越往后退，我们才会这么来看待钱穆的贡献。）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和这种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钱穆是一位有大关怀的学者，成为历史学家，并非他的夙愿，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诸如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文》，里面分十二个类，有哪一个学者，能用二十万字把整个中国讲进去。在一个学术专业化的时代，敢逆潮流，用自己的努力让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多一点点兴趣，这是令人敬佩的。”陈平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