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眉山市《眉山日报》用大篇幅公布了该市两区四县的四套领导班子共152名官员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
　　对于“公布官员手机号”，网友的评价褒贬不一：“此举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大进步”“不像以前对领导干部有种触不可及的陌生感”“这样公布个人号码是不是作秀”“领导那么忙会认真接听老百姓的求助电话吗”……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公布手机号：各地早有先例
　　事实上，公布官员手机号在四川眉山早已不新鲜。经调查了解发现，这已是眉山市近十年来第四次在媒体上公布官员手机号。其目的是为了让领导干部与群众“交心”，拉近距离。
　　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眉山市更是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91名官员手机号码公开发布，并明确要求市公安局局长等6名官员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其他领导干部在晚上23点前不得关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利用媒体平台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不止四川眉山，长沙、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先后公布过各级官员的相关信息。这一举措在各地落实过程中都曾引发过热议，甚至还带来了不小的争议。
　　2008年，《昆明日报》用4个版面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市直各部门党政官员的电话，并且在2009年和2011年，因领导班子换届、调任等原因两次更新官员电话号码。每次报纸刊登官员电话，都会无一例外地被市民抢购一空。
　　河北承德市在2009年公布过14组官员电话号码，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长等领导干部。多数领导会亲自接听市民打来的电话，遇到反映问题的市民，也会让工作人员及时记录并研究处理。获得了不少市民的好评。
　　湖南长沙市曾用7个整版公布了全市100多个单位1108名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办公地点、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等。此举本意是希望能减少沟通成本，拓宽群众表达意见、提出问题的渠道。但不少公布的电话常无人接听或无法拨叫。这让“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效果适得其反。
　　记者追访：热线“降温”成“冷线”
　　2013年，西安市临潼区公布了包括区政府“一把手”在内的全区89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2014年，南京市鼓楼区公布了400多名机关和街道负责人的电话。记者选择一些主要领导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部门负责人的号码，进行了电话追访。
　　近日，记者拨打了西安市临潼区共11名官员的手机，包括部分区主要领导和信访、教育、民政等部门负责人。11名官员中，三人手机始终无人接听，两人直接挂断电话，两人转入来电提醒，民政局和监察局负责人的电话则分别是“已暂停服务”和“不在服务区”，一位区主要领导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一个小时后回复短信“请发信息”，记者表明身份后再无回应。
　　临潼区副区长邹林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先是表示：“我在开车，这时候有点忙。”一个小时后给记者回了电话。邹林认为，公布手机号码后效果还不错：“今早西安大雪，道路滑得不行，开车不方便接电话，停车后就赶快回过来了。”
　　邹林说：“老百姓反映问题很多，基本都是个人诉求；有些是业务部门负责，我们会将情况发给相关部门，由他们跟进解决，我们也会督办，总之会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记者也拨打了南京市鼓楼区10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手机，结果除两人的手机一拨就通外，信访、教育、民政、市场监察等6个部门负责人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其余一位在接通两声后显示“正在通话”的提示音，有一位则直接启用了“通讯助理”服务。
　　专家：联系群众需主动
　　“公布官员的手机号应该视作公务员工作流程的一部分。”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表示，官员的手机号也是一种办公电话，而办公号码就不应该作为个人隐私保护起来。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专门为公务人员配备了公务手机，就更应该将这些国家资源用在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上。
　　“公不公布官员的手机号和能不能办好事情没有关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这样告诉记者，“如果能把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实实在在解决好，不公布手机号也没关系。”冯钢认为，真正的人民公仆不需要老百姓追着来反映问题，而是能够主动联系群众，去发现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讨论“公布官员手机号”时，专家学者提到了“立法规范”。著名社会学专家周孝正表示，是否公布官员手机号，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哪些人应该公布，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都应该有相应的文件进行明确，各级人大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适合自身的政务公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