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各地所有需要了解中国并与之沟通的人们来说，爱泼斯坦的去世是一个损失。
　　他是如此深入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内心，这从他去世后的官方声明中即可见一斑——他被称为“中国人”。在此之前，我从未听到过中国会这样称呼一位外裔人士；他不是一位波兰人，不是犹太人，不是一位将毕生献给中国的无邦之人——他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这个先例预示着，未来之中国更具有一种世界性。
　　1915年，爱泼斯坦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时随父母移居中国。15岁那年，他进入天津《天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3年，他投身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1944年初夏，爱泼斯坦作为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封锁，访问延安。期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爱泼斯坦不是一位中立、冷静的观察者。终其大半生，他倾尽心力献身于新中国的成长和成功之路。他曾被日军关押，曾在上海参加地下斗争，也曾在“文革”中坐过监狱。但他从未离弃过中国人民。爱泼斯坦不懈地修建中国与世界之间联系的桥梁。他是一个卓越的作家和编辑。对于国外记者而言，他曾几乎是惟一的信息来源。同时，他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建议者。
　　今天，无人可以替代他的地位——或许近期也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是在1955年。当时，我因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问题，刚刚从冤狱中释放。我发现，这位个子矮小、语调缓慢而幽默的人富有理解力，非常值得信任。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送我一本《天路历程》（The Pilgrim’sProgress）。这表现出他特有的细心和魅力。经历了六年多的监禁，我和英语一直隔绝，他建议我重读经典，以便找回语言感觉。当然，我知道，他也在借助这个故事——朝圣者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最终战胜邪恶和谬误——向我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作为编辑，他思维活跃，富有才华。在翻译毛泽东的文章时，我们经常发现很难找到准确对应的英文表达。爱泼斯坦紧锁眉头，伏案苦苦思索。他缓慢而声音洪亮地列出一个又一个词汇，直到找到一个词令所有人皆大欢喜。一个同事将他比作变戏法的人：“艾培同时能抛四个球。”
　　有一次，中外专家组对《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做最后的润色。《反对党八股》中有“懒婆娘”一词，我和英国专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英国人坚持说，“懒婆娘”应该翻译成“slut”。但我认为，“slut”暗示的是一个痴婆子，或者放荡的女人，而这不是毛主席的本意。争论持续良久。最后，爱泼斯坦仔细斟酌，指出在英式英语里面，“slut”仅仅是指一个懒惰、不洁的女人，而无其他隐喻；但是在美式英语里面，“slut”则意味着一个放荡的女人。最后，他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隔的两个国家。争论就这样解决了。
　　1957年，爱泼斯坦成为中国公民，七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的拥戴者。在公开场合，没有人听到过他对中共有任何异见，但是当与可信赖的领导人交谈时，他会直言不讳，表达不同的意见。
　　他從来不喜阿谀奉承，也不是盲从者。他相信“真正的朋友是诤友”。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他发现在苏联民众和某些苏共领导人当中，反犹太主义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爱泼斯坦收集了相关信息进行研究，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希特勒首要的意识形态武器——反犹太主义的残余。
　　我和爱泼斯坦在许多方面都有共识，但也并非事事如此。“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曾经就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艾培总是耐心倾听，然后冷静地表达自己反对的理由。
　　自从1943年开始学习汉语以来，我就怀有一个梦想——为建造一座美中人民之间友谊、理解和经济交往的桥梁而尽力。直到1983年，我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长达35年的工作，回到美国——“桥”的另一端工作了好几年，我试图劝说艾培也走同样的道路。
　　我的理由是，我们有必要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当时美国刚刚表现出对中国广泛而浓厚的兴趣，爱泼斯坦能够以他无人可及的方式，发挥莫大的影响力。
　　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专业媒体工作者，生在中国，为了中国，和中国在一起。他将为此不懈努力。
　　岁月已经证明，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作者原为中国中央广播事业局美国专家，《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现定居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