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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从大连远嫁方城，37岁开始担任村干部，70岁当选“河南最美村官”。40余年来，她为村里挑茅粪，照顾五保老人，调解民事纠纷，扶弱济贫，带领村民建学校、修村路，一件件苦事、难事，她都不推不躲，不仅赢得了村民的拥戴与信任，而且深深影响着全村村民崇德向善。至今，全村没有发生过一例上访事件。
但，她也曾因经验不足，在产业发展上带领村民走过弯路而受到非议。可贵的是，她敢拼敢闯敢担当，越挫越勇，终于带领村民走上了种植黄金梨的致富路！她，就是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
初到前荒村，是在中秋前的一个晚上，70岁的“最美村官”徐运芝正坐在地上装梨。褪色黑T恤，深蓝色牛仔裤，裤腿一高一低地随意卷着，剥袋、剪蒂、套海绵网、装盒，她熟练地重复着这一连串动作。
“这12个装的黄金梨每盒能卖到100块钱，一个六两以上的梨算下来能卖8块多，俺们村三年以上挂果的梨树一亩能收入一万多块！”
今天，这话从徐运芝口里说出来看似很轻松，而在十年前，前荒人对黄金梨可是万分嫌弃。要不是她的执着和拼劲，今天的“最美村官”，有可能还是村民眼中的“蛮子”。
穿着皮鞋 嫁进草房
“坚强”“执着”从徐运芝嫁到前荒村就开始磨炼她；但生性执拗的她不仅用双手改变了家庭的困境，而且投入到党的怀抱，这也让她有了改变前荒村穷苦面貌的强大动力。
1945年，徐运芝出生在辽宁大连龙头镇徐家村，父亲徐明祥是大连铁路电务段的外线通信工，母亲在家务农。还没把徐运芝姊妹们都拉扯大，母亲就在徐运芝四岁那年因病去世。当时，徐运芝的三个哥哥分别在外地工作、求学、参军，四哥在上小学，剩下幼小的她无人照看。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每天带着她去上班。刮风下雪巡线时，父亲会背着她走很远的路；出麻疹后的她哭闹不停，父亲就背着她上杆子……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父亲也从未耽误过一天工作，用自己的坚强感染着孩子们。
24岁那年，徐运芝认识了在大连当兵的方城青年苗殿林。两人接触后，苗殿林对幼年丧母却乐观坚强的徐运芝深表同情，更被她的勤劳善良所打动。但苗殿林也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如实相告：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弟兄七个，自己排行老六，且家庭条件差得很，复员后徐运芝就得跟他到贫穷落后的河南农村老家生活。
“管他河南河北，多苦多穷，只要人品好，吃苦肯干，喝凉水心里都好受！”当时，徐运芝一心想找个对自己好的人。1970年，徐运芝带着哥嫂们尽心为自己置办的嫁妆，戴着手表，穿着皮鞋，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汽车，从大连嫁到了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做了苗家老六苗殿林的媳妇。
“虽然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眼前的贫寒景象还是让人心里发凉。婆家的草房低得进门都要低头，能吃饱饭都成问题。”但徐运芝心里有一个念头是非常坚定的：既然选择了跟丈夫来到河南，就不能回头。一个月后，放心不下的二哥三哥来前荒村看望徐运芝，看到苗家的境况后劝她回去，徐运芝坚定地摇了摇头。
徐运芝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家庭的现状，开始新的人生。婚后不久，苗殿林就去平顶山煤矿工作。除了干活挣工分养娃，她还跟着婆婆学会了纺花织布做衣服，任凭她干得多卖力，一个女人挣的工分，还是不能让三个孩子吃饱饭。
1975年，徐运芝把孩子托付给婆婆照应，主动接下了连男人都不愿意干的挑茅粪活儿，晌里下地干活，早中晚在生产队里挨家挨户挑茅粪，生产队牛圈、羊圈里的粪便也归她清理。当时，那一挑子茅粪起码有八九十斤重，徐运芝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挑子一挑子地把茅粪挑到一里多地的村外，最后再压上土，只为多挣点工分。这一年，徐运芝的父亲徐明祥来河南探望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女儿。看到徐运芝的境况后，这位70多岁的老父亲没有劝她回去，而是强撑着病体留下来帮女儿干活儿挣工分。
徐运芝早上挑茅粪，父亲就帮她刮茅粪，到地里再帮忙用土压粪，好让她早点下地干活儿，割草、拾柴这些杂活儿父亲更是抢在前头。直到1977年，双腿黑肿流脓的徐明祥才停下奔忙的脚步，四处诊治不见起色后，徐运芝只好给兄长写信接父亲回家治疗。不料，回到大连两天后父亲就因病情恶化去世了。不忍心让妹妹再受打击，几个月后哥哥们才在徐运芝的逼问下告诉父亲去世的消息。当年，父亲临走时，因为舍不得29块钱的火车票，徐运芝没能送父亲最后一程，也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痛归痛，但徐运芝知道自己不能在痛苦中沉沦下去，这不是父亲所希望看到的。后来因为小儿子出生，徐运芝不得不放弃了挑茅粪的活儿。适逢村里成立了敬老院，老支书看她干活儿实在，就安排她去伺候院里的5名五保老人。照顾老人看上去要比下地干活儿轻松些，还能多少照顾下家里，实际上却是闲不得一会儿。5个老太太没有一个能自理，生活起居全靠徐运芝一人打理。每顿饭要先把老人们的做好，招呼她们吃完，自己才回去照顾孩子，冬天要破开冰在河里给老人洗衣服、拆洗被褥。但无论冬夏，徐运芝都把老人们拾掇得干干净净，伺候得舒舒服服。有一年农历三月十五，博望街起会唱大戏，徐运芝用一辆板车往返几十里，把老人们拉到镇上去看戏。
村民们说：“换了别人，伺候自己的娘家妈也没那么下劲，亲闺女也坚持不下来。”就这样一直干到1982年，徐运芝最后伺候的冉老太离世，敬老院的工作才算完成。
五年间，她为老人们做的点点滴滴，赢得了全村老少的敬佩和尊重。刚嫁到前荒时，村里有人对她这个外地人不太抬举，称其“蛮子”，慢慢地村民们被她的勤劳与善良所打动，再也没有人称呼她“蛮子”。年长的人会亲切地叫她“徐姑娘”，同辈或晚辈的人会叫他“六嫂”“六婶”“六奶”，徐运芝真正地融入了前荒村。
这一年，徐运芝被大家一致推选为村妇女主任，并被推荐入党。
“我四岁丧母，父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生前还跟着我受苦，能为这些老人养老送终，就当是为父母尽孝！前荒人没有因为我是外地人而否定我的付出，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而光荣入党，就像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以心换心 情暖乡亲
30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可贵的是，30年来，徐运芝难事不推托、苦事不躲闪，为村民做了数不尽的好事。一个基层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本色深深地镌刻在前荒村的大地上。
9月24日早晨5点不到，天还黑着，徐运芝就扛着把大扫帚出门了。她从村小广场开始一直扫到学校前的主干道，这段L型的路程虽说只有1000多米，徐运芝每天却要花上近两个小时才能扫完。学校前的村路两旁栽着高大的杨树，这个季节正是落叶多的时候，徐运芝每扫一段就在路边堆成一堆，等到上午清运垃圾的车过来就可以直接拉走。扫到一半的时候，住在学校旁的村民王付群也开始在自己门前扫起来。
自去年村里的道路重新硬化后，徐运芝就风雨无阻地干起了扫地的活儿。开始老伴怕她累着，儿子也不愿让她干，村民们也问她为啥不花钱请人扫。她说花一分钱得干一分钱的事，咱自己能干何必去花那个钱呢，更重要的是自己这个村支书一带头扫，也能把村民们带动起来。如今，像王付群这样自觉清扫门前杂物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们开车拉粮食经过时也开得很慢，生怕弄脏路面。
1985年，徐运芝出任村党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当时全村最大的难题就是交公粮。由于“浮夸风”时前荒村把粮食产量报得过高，导致土地承包到户后，每户所要缴纳的公粮要比其他村多出七八十斤，全村没几家粮食够吃。村民虽然一百个不乐意，但也没办法，敢说敢做的徐运芝却不愿让前荒人吃这个亏。她三番五次到镇上找领导和相关部门来调查前荒村的实际粮食产量，并最终把公粮数降了下来。
村民杨青付患有残疾，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徐运芝就千方百计为他家申请救济粮。有一次，徐运芝骑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到镇上给他家领救济粮，结果在回村的半路上面口袋开了，面撒了一地。徐运芝把地上干净的面捧进袋子后，又回去用自家的面添够，才给杨青付家送去。杨青付的老母亲听说后流着泪说：“运芝真是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啊！”
而自从当上村干部，家里人就很少吃到徐运芝做的应时饭，大女儿个子刚长过锅台，就学着掌勺给家人做饭。丈夫苗殿林从煤矿提前病退回家后，也整天跟着她为村里的事忙活。一个2000多口人的村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大到土地、宅基纠纷，小到邻里矛盾、婆媳吵架，村民们有啥事都找徐运芝。
1986年收芝麻的时节，徐运芝和丈夫从地里干完活儿准备回家吃早饭，刚进村就看到有村民围在一起吵吵嚷嚷，徐运芝把工具丢给丈夫，径直朝人群走去。原来是亲兄弟俩要打架，徐运芝在拉哥哥时，后面的弟弟抄着家伙就要砸过来，哥哥见势要往前冲，为了不让双方打起来，徐运芝就死命拉住哥哥。可推开徐运芝的哥哥竟把她的左手食指掰得翻了过来，架是劝住了，可徐运芝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手指虽然矫正却再也不能弯曲了，落下了终身残疾。但她却没向打架的两人要过医药费，她说，就一个小指头，咱还当着干部哩，比起让他们打得头破血流闹出人命来，值了！
1987年，胡肖庄自然村的毛喜荣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被镇上要求去做结扎手术，因为知道她有气管炎的毛病，整天咳嗽不停，太着急做手术怕身体受不了，徐运芝就嘱咐她缓缓再去。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毛喜荣不想拖下去给村里找麻烦，孩子刚满三个月就去做手术了。徐运芝听说后，就拿着鸡蛋和200块钱去看她。当时已经是冬天，做完手术又加上来回颠簸，毛喜荣伤口疼得不敢动弹，又咳个不停。徐运芝去看她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没说上两句话毛喜荣突然咳出一口痰，由于疼得坐不起身，眼看要落在被子上，徐运芝想都没想就用自己的手接住了那口痰。毛喜荣说，这件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991年秋，一场大雨让前荒小学仅有的六间瓦房塌了两间，幸亏是在夜里，没有师生受伤。可从那天起，徐运芝的心就一直提着，生怕剩下的房子再塌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盖新学校，可钱从哪儿来呢？村里的党员干部多次讨论后，决定将废弃的旧村部地皮，外加村里原来存下的一些木材卖掉，余下的款项向村民集资来建学校，孩子上学是大事，村部以后再重建。
老校长潘振京回忆说：“按照最低预算，卖完旧村部还得向全村1900多人每人集资16块钱。那时候都穷啊，为收齐这16块钱，村组干部们不知跑了多少趟，收上来的毛钱、分钱都有，但在全村人的努力下，盖学校的钱总算是有了。”建房期间，徐运芝和丈夫还有另一名村干部曾宪章，夜里轮流睡在工地上看场子。缺工少料时，徐运芝家晾衣服的铁丝绳都被扯下来拿到了工地上用。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各项花费都是精打细算。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前荒的孩子们就坐在崭新的教室里上课了。
今年71岁的曾宪章，年轻时因患脉管炎致左小腿截肢，如今和9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装上假肢后，他虽然可以独立行走，但地里的重活儿基本干不了。早些年还没种梨的时候，他养了两头牛维持生计。有一年，快收玉米时突然来了场暴风雨，把玉米秆刮倒在地。没办法，曾宪章只能到地里把玉米秆砍回来喂牛。当时的地里还是泥泞不堪，村里也是泥巴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捆好的玉米秆背出地里。刚走上回村的大路没多远，就被一个人给截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徐运芝。她二话没说，扛起曾宪章身上那捆沉重的玉米秆就走，一直背到他家院里。事隔多年，说起这件往事曾宪章依然止不住掉泪。如今曾宪章家的一亩多黄金梨，每年也都是由徐运芝帮着卖，而他没事时，也会去徐运芝家折包装盒、装梨，帮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在相邻的石桥街居住，回来走亲戚的吕俊杰老人。80岁的老人说：“我们这个支书心眼好，前些年胡肖庄自然村有个比我年龄还大的五保户胡士玉，自己住在两间破瓦房里，身体不好加上年岁已高，身上和屋里都窝囊得不像话。徐运芝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他家去打扫卫生，换洗被褥，给他洗脸洗脚。”对于这件事，村民既佩服又不解：“六婶，你根本就给他收拾不及！”徐运芝只是笑笑说：“那收拾一回是一回，人都有老得挪不动的那天。”
81岁的老支书张付祥说：“徐姑娘论理，人正直，不为私，遇到不平的事她敢说，遇到难事，也肯诚心诚意找我们这些老党员商量。在修前荒到将军庙这两个自然村之间的2.4公里道路时，村里为了节省成本决定用大车拉沙，可这样一来只能用外边的车，本村的四轮拖拉机都用不上了，从而引起一些靠拉活儿谋生的村民不满，出来阻挠修路。她找我们这些老党员商量后，决定一部分沙用大车拉，一部分用小车拉，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 “依法办事、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这是徐运芝在处理村民纠纷中总结出的三条准则，而且在她心里，当干部绝不能怕事躲事，处理不好是能力不足，不去处理就是失职。
前些年，农村刚开始推行医疗保险时，许多村民不理解，不愿意交保费，可这是死任务，不完成不行。之前秋季禁烧时，徐运芝急着去镇上开会，骑摩托车摔伤了腿，打的石膏还不到二十天，没法下地走路，可钱收不上来怎么办？没办法，徐运芝只能拖着打石膏的腿，骑着摩托去各个村民小组收钱。每到一处，她就让人找来两把椅子，一把坐，一把支着腿，村民看支书都成这副样子了，就都自觉地把钱送到她手上。
而实际上，徐运芝的“小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在她家时，记者看到了20多个笔记本，却没有一本是她买的，都是到上级单位开会时发的。而里面记载的内容就更能反映她是多么的精打细算。笔记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9月，内容除了市县乡村各类会议记录和种果树的学习笔记外，最多的就是流水账一样的财务收支。大到盖房修路，小到吃饭坐车，几两肉几颗蒜苗，每一笔支出的事由、经手人都记得清清楚楚。会计胡士钦说：“谁要是说俺支书贪污，那真是把眼吃到肚里了。”
博望镇党委书记樊海鹏说，村里搞基建时，你能看到徐运芝在路边搬砖，搞美丽乡村时，你能看到她领着村干部在水沟里捡垃圾，像这些活儿，徐运芝从不舍得雇人去干，目的只有一个——省钱。
但就是这个“抠门儿”的村支书，她所在的村是修建田间生产道路最长的，最早给村里装上太阳能动力污水处理系统的，全村的人均收入也是全镇最高的。徐运芝说：“我知道外人都觉得我是个‘铁公鸡’，其实我看到别的村的村干部出去请客，也可眼气，可村里还没有一个大型高标准的冷库贮藏黄金梨，将军庙和胡肖庄两个自然村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梨园还要建配套灌溉设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以前交“五粮三款”的时候，每家的经济负担都重，村民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也特别多，徐运芝的丈夫苗殿林说：“她愿意干我也支持，可有时候也不能不泼她凉水，咱不怕累就怕气啊，她到前荒，实际上吃了一辈子苦！”
徐运芝说，自己是个事情解决不了就站不起来、走不了的人。“他们都说我肚量大，能忍，可老百姓既然来找我就是信任我，当干部不能怕付出。1991年，在兰州工作的大哥第一次来前荒探望我，回去后还特意给我写了封家书。在信中嘱咐我：小芝，家里客人天天不断，不管是干部，还是普通人，本姓人还是外姓人，都要一视同仁，让孩子招呼他们，要让客人们感到我们的孩子有家教、懂礼貌。”
就这样，徐运芝用自己的真情温暖滋润着前荒的乡亲，在和村民的吵吵笑笑中，干了一届又一届的村支书，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化解着新的挑战！
前荒不“荒” 金梨飘香
徐运芝种的是梨，收获的是“黄金”；徐运芝付出的是心血，赢得的是民心。服务和发展，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这个重大课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徐运芝用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黄金梨原产韩国，2002年，博望镇的致富能人高山峰从中国农业大学引进这一品种，在东风、博望等村租地400多亩连片种植。两年后，皮薄、核小、味甜的黄金梨少量成熟，吃到梨的博望人纷纷赞不绝口，而当时每斤七八元的市场售价则让镇政府决定动员其他村种植。2004年秋收刚过，镇上就组织各村村干部召开“黄金梨推介会”，对黄金梨的品种优势和市场前景做详细分析。然而推介会并未取得事先预想的效果，会后只有徐运芝一个人跑去问镇长：“你这儿还有黄金梨没？”镇长说还有两个，徐运芝说：“那你让我带回去一个让村里人尝尝，看他们愿不愿意种。”
回到村里，徐运芝便招呼来村组干部和党员，把从镇长那儿要来的一个黄金梨分给大家吃，就此开始动员全村种梨。梨虽甜，但想让大伙种却是件苦差事。
“又胡整哩，前几年让种土豆，种出来的哪是土豆，分明就是琉璃蛋儿！”
“1998年让种大蒜，种出来价钱低得没法卖，又遇上连阴天没地儿晒，后来不都捐给灾区了！”
“看咱村里哪个坑深赶紧抢哪个，省得到时候梨卖不出去倒都没处倒！”
村民们的质疑和埋怨并非空穴来风，徐运芝坦言，种土豆时因土质不适宜，结的土豆又小又少，种大蒜前没做好市场分析，结果都种瞎了。可即便是这样，当时已经57岁的徐运芝仍铁了心要种黄金梨——“土又挖不走，不行了再种别的！”
但这次她不再是盲目地种，先是请来县里的农艺专家检测土质，确定适种后才向村民推广；又请来高山峰给村民分析市场前景。然后便是一次次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最后村民终于同意连片种植800亩，但村里得先垫付苗钱。当时梨苗的市价是6元钱一棵，几万棵梨苗钱让徐运芝的心再次跌倒谷底。不肯半途而废的她，多番找镇上和高山峰协商，最后，高山峰抱着带动一个产业的想法，愿意以每棵2.1元的低价把梨苗赊给前荒村，即使这样村民还是不愿意出钱买苗，最后双方商定等挂果后以每棵树3斤半梨来抵树苗钱，黄金梨才得以在前荒村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黄金梨风风火火地种起来了，但比种梨声势更大地却是前荒村疯狂的“砍梨运动”。梨树栽上的第二年，一种被当地人叫作“瞎碰”的害虫在梨园肆虐，疯狂啃噬梨叶。此虫只在晚间活动，徐运芝和村民们一到晚上就提着水桶到地里逮“瞎碰”，伸手抓住一把，浸到水里再接着抓，有时要抓到深夜两点多，可抓来抓去虫害丝毫没有减弱的阵势。有些村民开始放任不管，甚至有人开始砍树。为了保梨，徐运芝曾提出愿以每只2分钱的价格收购“瞎碰”，也曾又急又气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喊：“你们现在把树砍了，到时候梨卖钱了可别眼气！”
任徐运芝怎样软硬兼施，仍拦不住村民砍树，好在梨树前三年可套种花生等农作物，对村民收入的影响不大，这第一次的砍树风波并未对前荒的黄金梨造成致命打击。第三年时，在林果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实现了对“瞎碰”的有效防治。“瞎碰”虽然没来，可梨也没结多少。前荒村的“土专家”胡士林说：“你别看现在各家的梨都长得不赖，可当时村里大部分人对种梨都是两眼一抹黑，传粉树随意地栽，更不愿意按专家要求的疏花疏果，觉得花开得越多越好，这样就导致了真正该挂果时却见不到果。” 只开花不结果，这可比“瞎碰”给村民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在村民们的疑虑与失望中，前荒村的砍梨大戏又上演了。徐运芝说当时就像洪水来了一样，什么都挡不住，自己像监工一样一天到晚在梨园里兜圈子，刚劝住这家，那家的几行树已经砍完了。和徐运芝家梨园紧挨着的高金有被她劝止时，四行梨树已经被砍倒了一行，后来胡士钦主动要求承包，并订下十年租约，这才让其放弃了砍树的念头。
紧接着又赶上村里修路，徐运芝和村干部都在工地上忙活，两天不到，梨树就被砍掉了三分之二。而剩下碍于情面没有明砍的，想出的点子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胡士钦说：“有的在年前犁地时故意犁到梨树根，也有往树根上打百草枯和烧树根的，甚至有人把树皮剥掉一节后再附好土，真是生怕它死不了啊！”经过徐运芝的反复劝阻，只有一些村组干部和个别农户把梨树留了下来。到2007年，前荒村的黄金梨已由800亩减少到130多亩，种植户从200多户减到23户。面对这样收场的种梨大戏，不甘心的徐运芝只能深夜跑到梨园里，攥着脚脖子嚎啕大哭，来宣泄自己心中的痛惜。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徐运芝和其他22户村民的黄金梨丰收了。三亩黄金梨卖了三万多，徐运芝说，对第一次靠种地赚到这么多钱的自己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然而在高兴的同时，那些被砍去的六百多亩梨树和拖欠的梨苗钱也时时挂着她的心。
而自打方城博望黄金梨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推荐果品”，供应北京奥运会后，前荒村的黄金梨更是供不应求。这23户村民不断扩大黄金梨的种植规模，到2010年徐运芝家种植的黄金梨已有35亩，在外经商事业有成的李中心、刘生等村民，也纷纷回乡大规模种植黄金梨。前荒人好像重新上紧了发条，外出学习，请专家指导，只为保证前荒黄金梨的品质。而那些毁梨、砍梨的村民是又后悔又眼气，不用号召就种了起来，看着别人家卖梨，只嫌自己家梨树长得慢。
如今，前荒村不仅还清了当年的梨苗款，黄金梨种植面积也已达2500多亩，已挂果的梨园亩均收入两万元以上。而坚持带领群众把黄金梨种成功的徐运芝，也有着新的打算。
她说：“现在社会发展很快，我们村干部的思想当然也不能停留在‘老牛拉破车’的时代。前荒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持好黄金梨的品质，同时要向深加工的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避免下一波的砍树悲剧发生。这不，我们去年新选任的村主任曾宪伟，就是一个很有眼界和魄力的年轻人，今年他在微信上就帮村民销了不少梨，又联系了安徽的药材供应商，准备在梨树下试种白芷，这样不仅省去了除草的麻烦，还多了卖药材的收入。更得向我们的引路人高山峰学习，他的梨园已经获得国家有机认证，经营也非常有路子，而前荒的黄金梨还处在松散经营的状态。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合作，共同打造方城黄金梨这一品牌！”
徐运芝，一个在人生路上不断挣扎奋斗的女人，命运的坎坷与现实的打击泯灭不了她淳朴善良的本性。从东北到河南，她凭着憨厚执拗的个性和一个党员的坚定信仰，在前荒这片土地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而且还在为甜蜜的“前荒梦想”与乡亲们一道奔忙在圆梦的路上……
前荒村古称枫林寨，能拉会唱的村民胡士钦写了一部近两万字的六幕豫剧——《凤林枫》，讲的就是徐运芝和前荒的故事。
而在9月29日，记者采访的最后一天，村民左青广拉着一袋苞谷找到徐运芝说：“你们地里都种的梨，这是今年的新苞谷，留着打苞谷糁喝吧。”徐运芝再三推辞，可左青广却执拗地说：“咋着光兴俺吃你们的，不兴你吃俺们的？”
徐运芝与村民的情谊，就在这送来的一袋苞谷，接住的一口痰，洗净的一双脚，扛起的一捆玉米秆里，如前荒的黄金梨一般甜蜜。
但，她也曾因经验不足，在产业发展上带领村民走过弯路而受到非议。可贵的是，她敢拼敢闯敢担当，越挫越勇，终于带领村民走上了种植黄金梨的致富路！她，就是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
初到前荒村，是在中秋前的一个晚上，70岁的“最美村官”徐运芝正坐在地上装梨。褪色黑T恤，深蓝色牛仔裤，裤腿一高一低地随意卷着，剥袋、剪蒂、套海绵网、装盒，她熟练地重复着这一连串动作。
“这12个装的黄金梨每盒能卖到100块钱，一个六两以上的梨算下来能卖8块多，俺们村三年以上挂果的梨树一亩能收入一万多块！”
今天，这话从徐运芝口里说出来看似很轻松，而在十年前，前荒人对黄金梨可是万分嫌弃。要不是她的执着和拼劲，今天的“最美村官”，有可能还是村民眼中的“蛮子”。
穿着皮鞋 嫁进草房
“坚强”“执着”从徐运芝嫁到前荒村就开始磨炼她；但生性执拗的她不仅用双手改变了家庭的困境，而且投入到党的怀抱，这也让她有了改变前荒村穷苦面貌的强大动力。
1945年，徐运芝出生在辽宁大连龙头镇徐家村，父亲徐明祥是大连铁路电务段的外线通信工，母亲在家务农。还没把徐运芝姊妹们都拉扯大，母亲就在徐运芝四岁那年因病去世。当时，徐运芝的三个哥哥分别在外地工作、求学、参军，四哥在上小学，剩下幼小的她无人照看。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每天带着她去上班。刮风下雪巡线时，父亲会背着她走很远的路；出麻疹后的她哭闹不停，父亲就背着她上杆子……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父亲也从未耽误过一天工作，用自己的坚强感染着孩子们。
24岁那年，徐运芝认识了在大连当兵的方城青年苗殿林。两人接触后，苗殿林对幼年丧母却乐观坚强的徐运芝深表同情，更被她的勤劳善良所打动。但苗殿林也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如实相告：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弟兄七个，自己排行老六，且家庭条件差得很，复员后徐运芝就得跟他到贫穷落后的河南农村老家生活。
“管他河南河北，多苦多穷，只要人品好，吃苦肯干，喝凉水心里都好受！”当时，徐运芝一心想找个对自己好的人。1970年，徐运芝带着哥嫂们尽心为自己置办的嫁妆，戴着手表，穿着皮鞋，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汽车，从大连嫁到了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做了苗家老六苗殿林的媳妇。
“虽然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眼前的贫寒景象还是让人心里发凉。婆家的草房低得进门都要低头，能吃饱饭都成问题。”但徐运芝心里有一个念头是非常坚定的：既然选择了跟丈夫来到河南，就不能回头。一个月后，放心不下的二哥三哥来前荒村看望徐运芝，看到苗家的境况后劝她回去，徐运芝坚定地摇了摇头。
徐运芝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家庭的现状，开始新的人生。婚后不久，苗殿林就去平顶山煤矿工作。除了干活挣工分养娃，她还跟着婆婆学会了纺花织布做衣服，任凭她干得多卖力，一个女人挣的工分，还是不能让三个孩子吃饱饭。
1975年，徐运芝把孩子托付给婆婆照应，主动接下了连男人都不愿意干的挑茅粪活儿，晌里下地干活，早中晚在生产队里挨家挨户挑茅粪，生产队牛圈、羊圈里的粪便也归她清理。当时，那一挑子茅粪起码有八九十斤重，徐运芝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挑子一挑子地把茅粪挑到一里多地的村外，最后再压上土，只为多挣点工分。这一年，徐运芝的父亲徐明祥来河南探望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女儿。看到徐运芝的境况后，这位70多岁的老父亲没有劝她回去，而是强撑着病体留下来帮女儿干活儿挣工分。
徐运芝早上挑茅粪，父亲就帮她刮茅粪，到地里再帮忙用土压粪，好让她早点下地干活儿，割草、拾柴这些杂活儿父亲更是抢在前头。直到1977年，双腿黑肿流脓的徐明祥才停下奔忙的脚步，四处诊治不见起色后，徐运芝只好给兄长写信接父亲回家治疗。不料，回到大连两天后父亲就因病情恶化去世了。不忍心让妹妹再受打击，几个月后哥哥们才在徐运芝的逼问下告诉父亲去世的消息。当年，父亲临走时，因为舍不得29块钱的火车票，徐运芝没能送父亲最后一程，也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痛归痛，但徐运芝知道自己不能在痛苦中沉沦下去，这不是父亲所希望看到的。后来因为小儿子出生，徐运芝不得不放弃了挑茅粪的活儿。适逢村里成立了敬老院，老支书看她干活儿实在，就安排她去伺候院里的5名五保老人。照顾老人看上去要比下地干活儿轻松些，还能多少照顾下家里，实际上却是闲不得一会儿。5个老太太没有一个能自理，生活起居全靠徐运芝一人打理。每顿饭要先把老人们的做好，招呼她们吃完，自己才回去照顾孩子，冬天要破开冰在河里给老人洗衣服、拆洗被褥。但无论冬夏，徐运芝都把老人们拾掇得干干净净，伺候得舒舒服服。有一年农历三月十五，博望街起会唱大戏，徐运芝用一辆板车往返几十里，把老人们拉到镇上去看戏。
村民们说：“换了别人，伺候自己的娘家妈也没那么下劲，亲闺女也坚持不下来。”就这样一直干到1982年，徐运芝最后伺候的冉老太离世，敬老院的工作才算完成。
五年间，她为老人们做的点点滴滴，赢得了全村老少的敬佩和尊重。刚嫁到前荒时，村里有人对她这个外地人不太抬举，称其“蛮子”，慢慢地村民们被她的勤劳与善良所打动，再也没有人称呼她“蛮子”。年长的人会亲切地叫她“徐姑娘”，同辈或晚辈的人会叫他“六嫂”“六婶”“六奶”，徐运芝真正地融入了前荒村。
这一年，徐运芝被大家一致推选为村妇女主任，并被推荐入党。
“我四岁丧母，父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生前还跟着我受苦，能为这些老人养老送终，就当是为父母尽孝！前荒人没有因为我是外地人而否定我的付出，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而光荣入党，就像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以心换心 情暖乡亲
30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可贵的是，30年来，徐运芝难事不推托、苦事不躲闪，为村民做了数不尽的好事。一个基层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本色深深地镌刻在前荒村的大地上。
9月24日早晨5点不到，天还黑着，徐运芝就扛着把大扫帚出门了。她从村小广场开始一直扫到学校前的主干道，这段L型的路程虽说只有1000多米，徐运芝每天却要花上近两个小时才能扫完。学校前的村路两旁栽着高大的杨树，这个季节正是落叶多的时候，徐运芝每扫一段就在路边堆成一堆，等到上午清运垃圾的车过来就可以直接拉走。扫到一半的时候，住在学校旁的村民王付群也开始在自己门前扫起来。
自去年村里的道路重新硬化后，徐运芝就风雨无阻地干起了扫地的活儿。开始老伴怕她累着，儿子也不愿让她干，村民们也问她为啥不花钱请人扫。她说花一分钱得干一分钱的事，咱自己能干何必去花那个钱呢，更重要的是自己这个村支书一带头扫，也能把村民们带动起来。如今，像王付群这样自觉清扫门前杂物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们开车拉粮食经过时也开得很慢，生怕弄脏路面。
1985年，徐运芝出任村党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当时全村最大的难题就是交公粮。由于“浮夸风”时前荒村把粮食产量报得过高，导致土地承包到户后，每户所要缴纳的公粮要比其他村多出七八十斤，全村没几家粮食够吃。村民虽然一百个不乐意，但也没办法，敢说敢做的徐运芝却不愿让前荒人吃这个亏。她三番五次到镇上找领导和相关部门来调查前荒村的实际粮食产量，并最终把公粮数降了下来。
村民杨青付患有残疾，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徐运芝就千方百计为他家申请救济粮。有一次，徐运芝骑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到镇上给他家领救济粮，结果在回村的半路上面口袋开了，面撒了一地。徐运芝把地上干净的面捧进袋子后，又回去用自家的面添够，才给杨青付家送去。杨青付的老母亲听说后流着泪说：“运芝真是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啊！”
而自从当上村干部，家里人就很少吃到徐运芝做的应时饭，大女儿个子刚长过锅台，就学着掌勺给家人做饭。丈夫苗殿林从煤矿提前病退回家后，也整天跟着她为村里的事忙活。一个2000多口人的村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大到土地、宅基纠纷，小到邻里矛盾、婆媳吵架，村民们有啥事都找徐运芝。
1986年收芝麻的时节，徐运芝和丈夫从地里干完活儿准备回家吃早饭，刚进村就看到有村民围在一起吵吵嚷嚷，徐运芝把工具丢给丈夫，径直朝人群走去。原来是亲兄弟俩要打架，徐运芝在拉哥哥时，后面的弟弟抄着家伙就要砸过来，哥哥见势要往前冲，为了不让双方打起来，徐运芝就死命拉住哥哥。可推开徐运芝的哥哥竟把她的左手食指掰得翻了过来，架是劝住了，可徐运芝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手指虽然矫正却再也不能弯曲了，落下了终身残疾。但她却没向打架的两人要过医药费，她说，就一个小指头，咱还当着干部哩，比起让他们打得头破血流闹出人命来，值了！
1987年，胡肖庄自然村的毛喜荣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被镇上要求去做结扎手术，因为知道她有气管炎的毛病，整天咳嗽不停，太着急做手术怕身体受不了，徐运芝就嘱咐她缓缓再去。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毛喜荣不想拖下去给村里找麻烦，孩子刚满三个月就去做手术了。徐运芝听说后，就拿着鸡蛋和200块钱去看她。当时已经是冬天，做完手术又加上来回颠簸，毛喜荣伤口疼得不敢动弹，又咳个不停。徐运芝去看她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没说上两句话毛喜荣突然咳出一口痰，由于疼得坐不起身，眼看要落在被子上，徐运芝想都没想就用自己的手接住了那口痰。毛喜荣说，这件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991年秋，一场大雨让前荒小学仅有的六间瓦房塌了两间，幸亏是在夜里，没有师生受伤。可从那天起，徐运芝的心就一直提着，生怕剩下的房子再塌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盖新学校，可钱从哪儿来呢？村里的党员干部多次讨论后，决定将废弃的旧村部地皮，外加村里原来存下的一些木材卖掉，余下的款项向村民集资来建学校，孩子上学是大事，村部以后再重建。
老校长潘振京回忆说：“按照最低预算，卖完旧村部还得向全村1900多人每人集资16块钱。那时候都穷啊，为收齐这16块钱，村组干部们不知跑了多少趟，收上来的毛钱、分钱都有，但在全村人的努力下，盖学校的钱总算是有了。”建房期间，徐运芝和丈夫还有另一名村干部曾宪章，夜里轮流睡在工地上看场子。缺工少料时，徐运芝家晾衣服的铁丝绳都被扯下来拿到了工地上用。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各项花费都是精打细算。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前荒的孩子们就坐在崭新的教室里上课了。
今年71岁的曾宪章，年轻时因患脉管炎致左小腿截肢，如今和9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装上假肢后，他虽然可以独立行走，但地里的重活儿基本干不了。早些年还没种梨的时候，他养了两头牛维持生计。有一年，快收玉米时突然来了场暴风雨，把玉米秆刮倒在地。没办法，曾宪章只能到地里把玉米秆砍回来喂牛。当时的地里还是泥泞不堪，村里也是泥巴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捆好的玉米秆背出地里。刚走上回村的大路没多远，就被一个人给截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徐运芝。她二话没说，扛起曾宪章身上那捆沉重的玉米秆就走，一直背到他家院里。事隔多年，说起这件往事曾宪章依然止不住掉泪。如今曾宪章家的一亩多黄金梨，每年也都是由徐运芝帮着卖，而他没事时，也会去徐运芝家折包装盒、装梨，帮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在相邻的石桥街居住，回来走亲戚的吕俊杰老人。80岁的老人说：“我们这个支书心眼好，前些年胡肖庄自然村有个比我年龄还大的五保户胡士玉，自己住在两间破瓦房里，身体不好加上年岁已高，身上和屋里都窝囊得不像话。徐运芝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他家去打扫卫生，换洗被褥，给他洗脸洗脚。”对于这件事，村民既佩服又不解：“六婶，你根本就给他收拾不及！”徐运芝只是笑笑说：“那收拾一回是一回，人都有老得挪不动的那天。”
81岁的老支书张付祥说：“徐姑娘论理，人正直，不为私，遇到不平的事她敢说，遇到难事，也肯诚心诚意找我们这些老党员商量。在修前荒到将军庙这两个自然村之间的2.4公里道路时，村里为了节省成本决定用大车拉沙，可这样一来只能用外边的车，本村的四轮拖拉机都用不上了，从而引起一些靠拉活儿谋生的村民不满，出来阻挠修路。她找我们这些老党员商量后，决定一部分沙用大车拉，一部分用小车拉，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 “依法办事、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这是徐运芝在处理村民纠纷中总结出的三条准则，而且在她心里，当干部绝不能怕事躲事，处理不好是能力不足，不去处理就是失职。
前些年，农村刚开始推行医疗保险时，许多村民不理解，不愿意交保费，可这是死任务，不完成不行。之前秋季禁烧时，徐运芝急着去镇上开会，骑摩托车摔伤了腿，打的石膏还不到二十天，没法下地走路，可钱收不上来怎么办？没办法，徐运芝只能拖着打石膏的腿，骑着摩托去各个村民小组收钱。每到一处，她就让人找来两把椅子，一把坐，一把支着腿，村民看支书都成这副样子了，就都自觉地把钱送到她手上。
而实际上，徐运芝的“小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在她家时，记者看到了20多个笔记本，却没有一本是她买的，都是到上级单位开会时发的。而里面记载的内容就更能反映她是多么的精打细算。笔记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9月，内容除了市县乡村各类会议记录和种果树的学习笔记外，最多的就是流水账一样的财务收支。大到盖房修路，小到吃饭坐车，几两肉几颗蒜苗，每一笔支出的事由、经手人都记得清清楚楚。会计胡士钦说：“谁要是说俺支书贪污，那真是把眼吃到肚里了。”
博望镇党委书记樊海鹏说，村里搞基建时，你能看到徐运芝在路边搬砖，搞美丽乡村时，你能看到她领着村干部在水沟里捡垃圾，像这些活儿，徐运芝从不舍得雇人去干，目的只有一个——省钱。
但就是这个“抠门儿”的村支书，她所在的村是修建田间生产道路最长的，最早给村里装上太阳能动力污水处理系统的，全村的人均收入也是全镇最高的。徐运芝说：“我知道外人都觉得我是个‘铁公鸡’，其实我看到别的村的村干部出去请客，也可眼气，可村里还没有一个大型高标准的冷库贮藏黄金梨，将军庙和胡肖庄两个自然村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梨园还要建配套灌溉设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以前交“五粮三款”的时候，每家的经济负担都重，村民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也特别多，徐运芝的丈夫苗殿林说：“她愿意干我也支持，可有时候也不能不泼她凉水，咱不怕累就怕气啊，她到前荒，实际上吃了一辈子苦！”
徐运芝说，自己是个事情解决不了就站不起来、走不了的人。“他们都说我肚量大，能忍，可老百姓既然来找我就是信任我，当干部不能怕付出。1991年，在兰州工作的大哥第一次来前荒探望我，回去后还特意给我写了封家书。在信中嘱咐我：小芝，家里客人天天不断，不管是干部，还是普通人，本姓人还是外姓人，都要一视同仁，让孩子招呼他们，要让客人们感到我们的孩子有家教、懂礼貌。”
就这样，徐运芝用自己的真情温暖滋润着前荒的乡亲，在和村民的吵吵笑笑中，干了一届又一届的村支书，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化解着新的挑战！
前荒不“荒” 金梨飘香
徐运芝种的是梨，收获的是“黄金”；徐运芝付出的是心血，赢得的是民心。服务和发展，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这个重大课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徐运芝用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黄金梨原产韩国，2002年，博望镇的致富能人高山峰从中国农业大学引进这一品种，在东风、博望等村租地400多亩连片种植。两年后，皮薄、核小、味甜的黄金梨少量成熟，吃到梨的博望人纷纷赞不绝口，而当时每斤七八元的市场售价则让镇政府决定动员其他村种植。2004年秋收刚过，镇上就组织各村村干部召开“黄金梨推介会”，对黄金梨的品种优势和市场前景做详细分析。然而推介会并未取得事先预想的效果，会后只有徐运芝一个人跑去问镇长：“你这儿还有黄金梨没？”镇长说还有两个，徐运芝说：“那你让我带回去一个让村里人尝尝，看他们愿不愿意种。”
回到村里，徐运芝便招呼来村组干部和党员，把从镇长那儿要来的一个黄金梨分给大家吃，就此开始动员全村种梨。梨虽甜，但想让大伙种却是件苦差事。
“又胡整哩，前几年让种土豆，种出来的哪是土豆，分明就是琉璃蛋儿！”
“1998年让种大蒜，种出来价钱低得没法卖，又遇上连阴天没地儿晒，后来不都捐给灾区了！”
“看咱村里哪个坑深赶紧抢哪个，省得到时候梨卖不出去倒都没处倒！”
村民们的质疑和埋怨并非空穴来风，徐运芝坦言，种土豆时因土质不适宜，结的土豆又小又少，种大蒜前没做好市场分析，结果都种瞎了。可即便是这样，当时已经57岁的徐运芝仍铁了心要种黄金梨——“土又挖不走，不行了再种别的！”
但这次她不再是盲目地种，先是请来县里的农艺专家检测土质，确定适种后才向村民推广；又请来高山峰给村民分析市场前景。然后便是一次次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最后村民终于同意连片种植800亩，但村里得先垫付苗钱。当时梨苗的市价是6元钱一棵，几万棵梨苗钱让徐运芝的心再次跌倒谷底。不肯半途而废的她，多番找镇上和高山峰协商，最后，高山峰抱着带动一个产业的想法，愿意以每棵2.1元的低价把梨苗赊给前荒村，即使这样村民还是不愿意出钱买苗，最后双方商定等挂果后以每棵树3斤半梨来抵树苗钱，黄金梨才得以在前荒村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黄金梨风风火火地种起来了，但比种梨声势更大地却是前荒村疯狂的“砍梨运动”。梨树栽上的第二年，一种被当地人叫作“瞎碰”的害虫在梨园肆虐，疯狂啃噬梨叶。此虫只在晚间活动，徐运芝和村民们一到晚上就提着水桶到地里逮“瞎碰”，伸手抓住一把，浸到水里再接着抓，有时要抓到深夜两点多，可抓来抓去虫害丝毫没有减弱的阵势。有些村民开始放任不管，甚至有人开始砍树。为了保梨，徐运芝曾提出愿以每只2分钱的价格收购“瞎碰”，也曾又急又气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喊：“你们现在把树砍了，到时候梨卖钱了可别眼气！”
任徐运芝怎样软硬兼施，仍拦不住村民砍树，好在梨树前三年可套种花生等农作物，对村民收入的影响不大，这第一次的砍树风波并未对前荒的黄金梨造成致命打击。第三年时，在林果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实现了对“瞎碰”的有效防治。“瞎碰”虽然没来，可梨也没结多少。前荒村的“土专家”胡士林说：“你别看现在各家的梨都长得不赖，可当时村里大部分人对种梨都是两眼一抹黑，传粉树随意地栽，更不愿意按专家要求的疏花疏果，觉得花开得越多越好，这样就导致了真正该挂果时却见不到果。” 只开花不结果，这可比“瞎碰”给村民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在村民们的疑虑与失望中，前荒村的砍梨大戏又上演了。徐运芝说当时就像洪水来了一样，什么都挡不住，自己像监工一样一天到晚在梨园里兜圈子，刚劝住这家，那家的几行树已经砍完了。和徐运芝家梨园紧挨着的高金有被她劝止时，四行梨树已经被砍倒了一行，后来胡士钦主动要求承包，并订下十年租约，这才让其放弃了砍树的念头。
紧接着又赶上村里修路，徐运芝和村干部都在工地上忙活，两天不到，梨树就被砍掉了三分之二。而剩下碍于情面没有明砍的，想出的点子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胡士钦说：“有的在年前犁地时故意犁到梨树根，也有往树根上打百草枯和烧树根的，甚至有人把树皮剥掉一节后再附好土，真是生怕它死不了啊！”经过徐运芝的反复劝阻，只有一些村组干部和个别农户把梨树留了下来。到2007年，前荒村的黄金梨已由800亩减少到130多亩，种植户从200多户减到23户。面对这样收场的种梨大戏，不甘心的徐运芝只能深夜跑到梨园里，攥着脚脖子嚎啕大哭，来宣泄自己心中的痛惜。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徐运芝和其他22户村民的黄金梨丰收了。三亩黄金梨卖了三万多，徐运芝说，对第一次靠种地赚到这么多钱的自己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然而在高兴的同时，那些被砍去的六百多亩梨树和拖欠的梨苗钱也时时挂着她的心。
而自打方城博望黄金梨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推荐果品”，供应北京奥运会后，前荒村的黄金梨更是供不应求。这23户村民不断扩大黄金梨的种植规模，到2010年徐运芝家种植的黄金梨已有35亩，在外经商事业有成的李中心、刘生等村民，也纷纷回乡大规模种植黄金梨。前荒人好像重新上紧了发条，外出学习，请专家指导，只为保证前荒黄金梨的品质。而那些毁梨、砍梨的村民是又后悔又眼气，不用号召就种了起来，看着别人家卖梨，只嫌自己家梨树长得慢。
如今，前荒村不仅还清了当年的梨苗款，黄金梨种植面积也已达2500多亩，已挂果的梨园亩均收入两万元以上。而坚持带领群众把黄金梨种成功的徐运芝，也有着新的打算。
她说：“现在社会发展很快，我们村干部的思想当然也不能停留在‘老牛拉破车’的时代。前荒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持好黄金梨的品质，同时要向深加工的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避免下一波的砍树悲剧发生。这不，我们去年新选任的村主任曾宪伟，就是一个很有眼界和魄力的年轻人，今年他在微信上就帮村民销了不少梨，又联系了安徽的药材供应商，准备在梨树下试种白芷，这样不仅省去了除草的麻烦，还多了卖药材的收入。更得向我们的引路人高山峰学习，他的梨园已经获得国家有机认证，经营也非常有路子，而前荒的黄金梨还处在松散经营的状态。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合作，共同打造方城黄金梨这一品牌！”
徐运芝，一个在人生路上不断挣扎奋斗的女人，命运的坎坷与现实的打击泯灭不了她淳朴善良的本性。从东北到河南，她凭着憨厚执拗的个性和一个党员的坚定信仰，在前荒这片土地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而且还在为甜蜜的“前荒梦想”与乡亲们一道奔忙在圆梦的路上……
前荒村古称枫林寨，能拉会唱的村民胡士钦写了一部近两万字的六幕豫剧——《凤林枫》，讲的就是徐运芝和前荒的故事。
而在9月29日，记者采访的最后一天，村民左青广拉着一袋苞谷找到徐运芝说：“你们地里都种的梨，这是今年的新苞谷，留着打苞谷糁喝吧。”徐运芝再三推辞，可左青广却执拗地说：“咋着光兴俺吃你们的，不兴你吃俺们的？”
徐运芝与村民的情谊，就在这送来的一袋苞谷，接住的一口痰，洗净的一双脚，扛起的一捆玉米秆里，如前荒的黄金梨一般甜蜜。